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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來影響到自有特色,談臺灣傳統漢人金銀首飾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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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來影響到自有特色,談臺灣傳統漢人金銀首飾工藝

作為人類所珍愛的黃金與白銀之貴金屬,因材料優異,從提煉、熔融到成器過程皆需加熱,是一種與火燄相伴的精密技術。

金銀飾品與工藝背景:中國明清時代發展概況

作為人類所珍愛的黃金與白銀之貴金屬,因材料優異,從提煉、熔融到成器過程皆需加熱,是一種與火燄相伴的精密技術,雖與銅、鐵、錫皆屬金屬,但後三者主要以鑄造與鍛打為主,金銀則發展出鏨雕、敲花、拔絲、纍絲與焊珠等獨特的「金銀細工」。相較於銅鐵等大型金屬鑄造工匠,以鍛敲為主的金銀匠體力付出未必輕鬆;特別是以冷熱鍛打、錘鍱而成的金銀飾物,其金屬使用量雖無法望銅、鐵之項背,卻較其它金屬器更加纖巧細緻,需長時間精神集中,也需透過雙手不斷地與金屬表面對話。青銅器、鐵器熔鑄過程通常需要多人勞力密集與專業分工,而金銀舖師取得材料或由雇主提供材料後,便可獨立完成整套製作工序。金銀首飾受到工匠個人手藝與巧思的影響,遠比個人對青銅器造形影響來得更深遠。

19世紀中期廣州打首飾的情景,局部。圖版引自王次澄等編著《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第2卷。(李建緯提供)

明清時期中國金銀飾品工藝分布地點,主要以北京、江南與廣東地區為盛,和政治經濟的分布息息相關。其打銀情形可能跟《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中顯示19世紀中期廣州外銷畫情景相似,一張工作檯、數件工具便可上工。整體來說,清代以後金銀飾品採用兩種技法:一種是將金銀敲成薄片後再透過鏨花、鏤空工藝成形;另一種則是透過拔絲工藝,以纍絲工藝加以處理,特別是乾隆時代金銀首飾以纍絲工藝處理者居多。

清代臺灣金銀工藝發展:承襲漢人金銀飾品與工藝

臺灣清代金銀首飾的加工,和前述明清時期中國金銀飾品基本沒有差異,如鏨鏤、敲花、拔絲、纍絲等工藝皆是,尤其是鏨刻與敲花(錘鍱),更是臺灣早期金銀首飾中最常應用的技法。清前期臺灣金銀飾品的來源,文獻雖明確未提及,但從漢人開發條件與生產環境來看,應該是自中國大陸進口。明確的是,最遲在清代晚期臺灣已有本地的金銀匠師:一是光緒年間「臺南市街道圖」出現「打銀街」(註1);而《安平縣雜記》也指出:「銀店司阜:一切婦人首飾釵釧、環鐲及什用銀器,均資製造。」一般來說,臺灣清代金銀首飾樣式,主要根據的是金銀匠從師傅學習到的技術,綜合顧客需求所打造。

1953年臺南清理出26座明鄭時期墓葬,其中的洪夫人墓、黃公墓、許懷冲夫婦墓與許申墓出有金銀首飾。洪夫人墓出銀戒指、黃公墓出〈銀髮簪〉。許懷冲夫婦墓發現金銀首飾最多,屬男性金銀首飾有〈銀束髮冠〉,女性有金耳鉤一對。許懷冲夫婦墓的〈金耳鉤〉,造形上為勾耳的細金線作S形,前端焊有一空心圓球之物,但二件圓球皆已凹陷。在圓球末端皆見有有乳凸狀,原先應焊接有另一圓球;亦即原應是葫蘆造形金耳墜。考慮到漢人的開發進程,這類飾品應是清初以前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

南明時期〈金耳鉤〉一對,長2.42、2.53公分,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出土。(盧泰康提供)

清代金銀飾品用途更廣,舉凡婚嫁(項鍊、戒指、髮簪與頭冠)、嬰兒彌月周歲(金銀鎖片)、長輩祝壽、神明生辰或還願(金牌或金身),甚至親人逝世,都使用了金銀飾品。飾品種類中以頭飾為大宗,種類有三:(一)「冠」,如女性使用的鳳冠、兒童所戴的太子冠、狀元及第帽,以及男性帽頂所用的頂戴等皆屬此類,其中鳳冠使用最多,造形也最繁複;(二)「髮飾」,有單股簪或雙股釵,特別以大量金銀珠翠點綴之金銀簪,插於婦女包頭上,如清代葉夢珠《閱世編》提到:「用珠網束髮,下垂珠結寶石數串,兩鬢以珠花、珠結、珠蝶等捧之。」簪釵一類的造形,在清代臺灣所見首飾中最為多元,材質上搭配有翡翠、白玉、寶石、珊瑚、翠羽、琺瑯、珍珠等,工藝上則大量使用掐絲、纍絲、打造、鏨花,題材有花卉、鳥蟲、吉祥圖案、神獸、人物、魚族、樓閣、佛教圖像等。除了簪釵類,其它頭飾還有步搖、梳背、扁方、帽花、花鈿等,但數量不及簪釵一類;(三)「耳飾」,有耳環、耳墜等,部分造形複雜,如黃金博物館藏耳墜二對,使用了大量的纍絲工藝。

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所見清代〈鎏金銀簪〉。(攝影/李建緯)

除了頭飾,另還有頸部裝飾如(四)項飾:有項鍊、項圈、胸佩等;(五)腰部裝飾的金銀腰帶、腰佩、香墜子等,上述配件佩繫在腰間,行走時會發出聲音,也具有緩步作用;還有手部裝飾的(六)釧、環、鐲等;以及(七)手指裝飾的戒指、指甲套等;(八)腳部裝飾,如腳環等;(九)其他類,如鈕釦等。整體來說,這些銀飾品的種類、造形或紋飾,皆屬於中國大陸清代傳統。

新北市黃金博物館所見清代晚期至日治早期〈鎏金銀釵〉與〈鎏金銀簪〉。(圖版來源:《黃金博物館學刊》第4期,頁34。)

整體而言,清代臺灣傳世金銀首飾細金工藝和中國大陸一樣,主要也是以兩種技法取勝,一是將金銀敲成薄片後,透過鏨花、敲花、鏤空工藝成形;另一種則是透過拔絲工藝,以纍絲加以處理,尤其是纍絲工藝更是精細無比。而諸多金銀細工中,纍絲工藝是最能充分展現匠師技藝者。根據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所記,清末泉州籍匠師呂生的抽絲可拉到38號,在30年前其子呂朝欽、呂朝寅尚能拉到36號,比髮絲更細,技冠全臺。在敲花、鏨刻工藝方面,府城打銀街上有綽號「蒜頭師」者,曾幫大天后宮天上聖母以敲花、鏨花打造手持銀奏板。這時期臺灣金銀店鋪集中在臺南府城,道光元年(1821)便已出現金銀細金工組成的「金如意會」,是以女媧娘娘為主的神明會;另也有以胡靖作為金工祖師爺者。(註2)金銀匠師以胡靖為祖師爺的現象,筆者在檳城也見到類似的公會。

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麒麟送子鎏金銀胸佩〉(牌飾),銀含量65.2%、銅18.2%、其它金屬含量16.2%,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攝影/李建緯)

關於這時期的金銀成分,透過XRF金屬成分檢測,可以發現清代到日治時代銀飾銀含量並無一定標準,甚至有以銅代銀現象。(註3)銀飾中銀含量的多寡,並不影響銀器工藝表現:銀含量高未必其工藝表現就更為細緻。在萬和宮文物館銀飾實例中,部分含銀量約五成鎖片,在鏨刻、敲花、鏤空等細金工藝的處理上,與成色近九成的銀飾相比,精緻度毫不遜色。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不同銀飾件之間成色不一,即便是同組銀飾的不同組件,其銀成色也大不相同。而清代至日治時代的銀匠,其所製作的銀飾成色標準不一。其中的〈麒麟送子鎏金銀胸佩〉背部,雖鏨刻有「足紋」二字,代表足銀,但檢測其鎖片銀成分比僅65.25%、鏈子銀成分則達48.26%,說明足銀未必真的足銀。這也反映早期不肖打銀師或有以假亂真、魚目混珠的情形。(註4)

清後期至日治時代〈嵌玉銀鎖〉(GRD下009)金銀細金工藝,銀59.75%,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攝影/李建緯)

一般認為,清代臺灣金工師多來自閩南,特別是以泉州為主。筆者於粵東潮州打銀街上見有不少傳統打銀匠師與工具,其中是否有一部分銀匠移民來臺,不排除其可能性。另根據林衡道調查,彰化市早期也有一部分金銀匠來自福州。

日治時代:飾品的規格化與標準化

日治時代初期,臺灣金銀細工不論工藝或造形係承襲清代晚期作法。臺南、打狗、安平、大稻埕等23座城統計6509家店舖中,登記有「銀店」者,合計共197家,數量占當時調查店鋪的3%。(註5)上述數量可發現清末至日治初期金銀器的消費大城,分別是臺南、大稻埕、鹿港、新竹、臺北艋舺、彰化。消費人口數量,與打銀業發展息息相關,從銀店數量來說,臺南、大稻埕、鹿港,應是日治時代臺灣打銀匠主要集中地。可惜這些作坊並未留下任何與工藝相關的隻字片語。大約是打銀匠師以家族傳承為主,只懂打銀卻未留下文字紀錄。初期日本人基本上尚未全面干涉臺灣民眾生活,故金銀首飾的打造樣式與生產模式可和清代晚期接軌。

日治時代〈銀鎏金手鐲〉。(圖版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2004)

日治時代後期,首飾的製作逐漸標準化。金工設計圖簿問世,提供匠師設計靈感的參考圖稿,如同現代產品目錄。這種產品目錄內有各類首飾的設計圖,作為匠師設計時的參考樣稿,種類上除了簪、釵、鳳冠一類,已退出飾品的舞臺,而以項鍊墜子、耳環、戒指為主流;其設計概念也逐漸擺脫了清代常見的圖像,並以抽象或捲葉花卉一類的西洋風格為主,常常搭配有寶石。(註6)日本人昭和6年(1931)《臺南市產業要覽》提到,彼時金銀細金工的製造地點高達88處。這說明府城仍是日治時代金銀工藝的主要生產地點。

 日治時代〈鳳首鑲翠銀鎏金耳環〉。(圖版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2004)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收藏之《打金簿》,內容分成30個單元、1300幅圖稿。其種類包括身體配件,如簪釵等髮飾、耳飾、項飾、手鐲、手鍊、戒指;服裝配件如帽飾、袖扣、鈕扣、別針、錶鍊或錶帶;實用物如眼鏡、耳挖、花籃、獎盃、蚊帳鉤;奉獻物如神明金牌等,整體是以身體飾品為主。(註7)至於清代常見的鳳冠一類、祈求兒童成長配戴「綰絭」、以及步搖簪等,卻未收錄。造形設計擺脫清代常見的吉祥圖像,少數仍見龍、鳳、蝙蝠等吉祥物,其它則以抽象造形、捲葉花卉、植物紋樣一類之西洋風為主,並搭配有琢磨或切割之寶石。日治時代晚期因太平洋戰爭,金屬物資缺乏且受到控管,故金銀飾品發展有短暫的中斷。

日治時代《打金簿》複製品,新北市黃金博物館藏。(攝影/李建緯)

一般來說,早期的民間金銀鋪罕見將金銀飾品先打造好後,放在店內供顧客挑選。因此,打金簿的出現,一方面代表預購概念萌芽,可提供圖稿讓顧客挑選產品,反映日治時代後期社會整體消費力的提升;同時也代表銀匠有了設計圖樣依據,說明當時銀匠手藝的普遍純熟,足以完成圖稿上的樣式。這類作為金工首飾設計的圖樣大全,應是受到西方首飾設計概念下的產物,反映著清代晚期到近代發展過程中,金銀飾品朝向商品化、規格化的時代意涵。

戰後臺灣:傳統金銀工藝的衰退與學院派興起

國民政府遷臺以後,臺灣傳統習俗中仍保有婚嫁使用金銀飾的傳統。比方說,女子出嫁,男方需為女方準備金銀飾品,而娘家也會為出嫁女兒準備嫁妝,通常以金銀首飾為主。除了表達娘家對女兒心意,也讓女兒在出嫁後經濟困頓時能有後盾。因此金銀首飾既是臺灣婦女共同記憶,首飾也常被視為一種具有「女性氣質」之物件。(註8)

鹿港鄭應諧打作金銀鎖片所用的模子。(李建緯提供)

府城的忠義街與民權路交叉路口一帶,曾是整個臺灣傳統金銀細工的重要聚集地點,素有「打銀街」之稱,在日治時代也稱為「白金町」,後來不幸毀於二次大戰。其中幾位匠師如蔡石蟳的鏨花銀器,或是林啟豐所製作的銀質神帽,皆名聞一時。然而,隨著工業時代進步,大量機械製品的泛濫,擠壓了傳統金工匠師的生存空間,目前臺南打銀街已不復當日盛況。在鹿港,則以龍山珠寶銀樓的鄭應諧為代表,迄今仍從事金器打製,除了維持傳統金飾,如鹿港湄洲二媽的金質雲肩,便是出自其手藝,近年也從傳統首飾轉向黃金創作等題材。

目前,臺灣傳統金銀手藝,似乎在傳統宗教類文物的製作方面被保存下來。如府城林啟豐仍繼續從事神帽的製作,新港奉天宮媽祖神像的多件〈銀質神帽〉即是出自其手藝。另府城金銀匠師蘇啟安、蘇建安除了製作金銀神帽,也曾修復臺南大天后宮鎮殿媽祖手上所持的銀質圭板(又稱七寶神笏)。

整體而言,目前一般銀樓中的金銀首飾已很少見到這金銀打作工藝。大多是採用大量生產的鑄造法製作,千篇一律,已失去金銀細工的巧妙變化之美。而金工創作模式,也從過去師徒制轉變成為學院的養成教育。

府城林啟豐所製作〈銀質神帽〉,新港奉天宮二媽使用。(攝影/李建緯)

臺灣當前金工創作整體環境,主要也是向歐美金工藝術與當代藝術汲取靈感。1971年劉萬航自美國伊利諾大學藝術系、研究所深造結束回臺後,初期專精纍絲工藝,並引入西方的金工技法。其後,臺灣金銀細金工創作作品,形態逐漸朝向抽象造形發展,或以動植物為題,或具象、非具象,以個人理念的表達為主。此等重視個人理念與創作者主體性的金工創作脈絡,無疑是西方工藝美術下的脈絡,沿續的是漢人傳統金銀工藝之外的另一條脈絡。加上1985年以後臺灣大專院校美術相關科系開始設置金工藝術組或課程後,更加明顯。特別是近年陸續有多次邀請國際級金工大師來臺傳授技法與觀念交流的例子。由此可見,臺灣不論是漢人金銀細工或是當代臺灣金工創作的發展脈絡,雖受益於外來文化,卻都能走出自身的創作生命。

(本文節錄自李建緯〈古代金銀首飾概述〉,《金屬器鑑賞與科學管理研習會手冊》,臺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0,頁17-22;以及李建緯〈臺灣傳統金銀飾品初探〉,《黃金博物館學刊》第4期,2016年1月,頁20-47,並在二文基礎上修改而成。)


註釋

See Also

註1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年),頁10。

註2 張耘書《臺南金屬工藝研究》(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年),頁29。

註3 本文所列各件文物成分檢測分析,採用α6500-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 Alloy Plus,檢測時間為2015年8月18日。

註4 以現代國際流通的銀飾來說,使用的是925銀,因100%純銀太軟不易加工,而且也容易氧化而表面發黑。因此使用千分之925的銀,其它的千分之75則混入合金(一般含銅),如此一來會讓銀飾造形更為固定而不易變形。而目前國際上普遍認為銀飾的925即屬純銀。從萬和宮的銀飾實例來說,古代銀匠因為沒有約定俗成的含銀標準,因此在銀的成分上常以偷斤減兩,以其它銅等金屬混充方式獲利。

註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三卷(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頁392-420。

註6 楊蓮福、高傳棋、吳菡著《臺灣百年生活圖錄第一輯.廣告時代.第五冊技藝傳承》(新北市:博楊文化編輯部,2010年1月),頁25-31。

註7 該冊打金簿為線裝書籍,雙面印刷,印有頁碼,捐贈者原曾於臺中寶山銀樓、南投、草屯等地打金。該冊係捐贈者1962年於臺中打金時,傳承自其伯父。根據臺灣其它傳世相同的打金簿來看,其原名稱應是《金銀細工實用圖画大全》,編輯高天成,出版社為高成興金鋪,地點位在臺北市大橋町一丁目十二番地,出版年為昭和5年(1930)8月。內容單元分為手環部、手花部、手鍊部、手錶帶部、錶鍊部、絆鍊部、配頭部、金花部、甲簪仔部、乙簪仔部、珠石玉鈎耳部、光面鈎耳部、珠石玉入手指部、印臺手指部、光面手指部、帽花部、耳鈎部、中心花部、股邊後稟部、蚊帳鉸部、金牌部、金鈕仔部、袖口鈕部、稟針部、領巾針部、頂股簪部、花籃部、眼睛部、洋盃部。感謝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資料。

註8 西方人類學家米德研究,男女性氣質是由文化所塑造的,因此裝扮自我讓自己看起來美觀,是一種由社會所塑造的行為(Margaret Mead,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 1935)。另拙作〈唐代金銀飾品研究─以性別與裝飾功能為中心〉指出,中國自唐代以後金銀飾品逐漸具有女性氣質。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第340期(2021年1月號)。更多古美術精彩圖文請關注典藏古美術Facebook 。

李建緯 ( 1篇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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