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寶」一詞，雖然在今日是一個通俗詞彙，在中國的古代典籍卻不見其蹤。反而在古代小說中卻可以見到此詞，且多與黃金、綺羅等珍貴之物並列，如「收籍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段，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三國演義》第九回）、「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紅樓夢》第八回）。由構詞的角度觀之，這是一個由「珠」及「寶」構成的語詞，因此包含了珍珠、玉珠等「珠」，以及寶石、寶玉等「寶」，都應可以納入其中。而在中國使用珠寶的時代脈絡中，早期先民多使用骨、玉、貝、石等材質打磨組裝後作為飾品，至漢唐後開始以金銀等金屬材質打造穿戴的飾品，如女子的髮飾與耳璫等。而真正以寶石為主體製作飾品，已是明代以後的風潮。
記載工藝發展的重要書籍：《天工開物》
明代宋應星所撰寫的《天工開物》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工藝科技類著作，有著「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美譽。書中囊括了工藝技術設計的各個層面，包含基礎原則與設計理念。自然與人工的結合是本書的特色，人類如何合理地由環境中獲取物資，開發產品，以及如何尊重天工、學習天工，進而巧奪天工，可說是結合了造物思想與實踐結合的經典著作。
作者宋應星，原是一介讀書人，科舉不順，六試不第後，有感於「士子埋首四書五經，飽食終日卻不知糧米如何而來；身著絲衣，卻不解蠶絲如何飼育織造」，遂棄科舉，走遍大江南北，實地考察各地風土。由東北捕貂至南海採珠，皆實地走訪，記錄心得。崇禎十年（1637），由其友涂紹煃出資出版成《天工開物》一書。
《天工開物》於排版上，屬於圖文並陳，以隨文附圖方式，呈現作者投入研究期間走訪探查的習慣。在編排的順序上，則有著屬於作者的標準。這點反映於綴於最末的〈珠玉〉一章，珠寶玉石並非民生必需品，而是錦上添花的奢侈品。因此，即使珠玉應與〈冶鑄〉（金屬用品的加工）或是〈五金〉（金屬的開採和冶煉）相關，但作者仍將〈珠玉〉置於最末。在〈珠玉〉篇中，宋應星以珠、寶、玉三項為大類，分別敘述它們的開採及性質，「珠」即珍珠，寶石與寶玉則被視為兩類。
珍珠與寶玉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上溯至先民的早期信仰，由《天工開物》的文字中，亦可見到傳奇色彩：「凡珍珠必產於蚌腹，映月成胎，經年最久，乃為至寶」、「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於秋間明月夜，望河候視」，而在宋應星的文字中，寶石同樣是日月精華的凝聚：「（寶石）取日精月華之氣而就，故生質有光明。」另一個特色則是在〈珠玉．寶〉中，可以發現宋應星的分類依據為寶石顏色，如紅黃種類有貓精（貓眼石）、琥珀、星漢砂；屬青緣種類有瑟瑟珠（天珠）、珇母（祖母綠）、鴉鶻石（藍色寶石）等，並非今日依照礦石特性（如光線折射、硬度等）分類。
珠玉寶石價高珍貴，但開採需冒極大風險。由書中文圖可知，採珠前需殺牲祭海神，祈求採珠順利。採珠是以人力閉氣下潛水底，至極深處可達四、五百尺。採珠人腰上有繩，若感覺快沒氣時，便用力搖繩，上方守護的人便奮力上拉。除了有溺死的風險，也可能葬身魚腹；船上的人們亦非全然安全，有時海象不穩，極有可能整船翻覆。
採寶石與採珠相近，區別在於採寶為在陸地上鑿挖寶井，再由人下探取寶。寶井中雖無水，卻有「寶氣」，類似今日所知的沼氣，若「人久食其氣，多致死」。與採珠相同，井上同樣有人留守，以便隨時將採寶人拉起。往往拉上來時採寶人雖無性命之虞，但已昏迷，需以白滾湯解毒，慢慢調理恢復。
相較於採珠與採寶，玉的開採在文字中顯得較為平和，甚至有些迷信：「其俗以女人赤身沒水而取者，云陰氣相召，則玉留不逝，易於撈取，此或夷人之愚也」，玉產自白玉河與綠玉河，當地認為女性的陰氣與玉相吸，可以讓玉停滯而不隨水流。看起來是簡單的撿拾，但其實河流湍急，且在未鑿開前，玉的外觀與一般石頭無異。因此，也是一項具有風險的行業。
在〈珠玉〉之後，宋應星又附註了中國所產的瑪瑙、水晶、琉璃。中國多產瑪瑙，尤其是山西、河南一帶；水晶較瑪瑙少見，福建與河北有產，特別的是黑色的水晶僅產於北方。琉璃產於西域，中國不產，因其多色而廣受歡迎。
中國首飾中的珠、翠、寶文化脈絡
中國學者揚之水於《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中提到，首飾隨人文社會的進展而發展，因此與每個朝代的社經環境、工藝技術、文化氛圍等息息相關。以朝代時序觀中國首飾發展，漢唐開始以金銀為飾，宋元承先啟後，明代是金銀寶石首飾的集大成，也是華貴與精緻的登峰造極。清代承自明代，風格有所變化，雖仍需金銀作為底座，但首飾的光彩卻是以珠寶和翠羽為主，加上滿漢文化的差異與融合，呈現出另一種風格面貌。
華麗的金屬工藝
明代是商業發達、百工相爭的時代，首飾首先在類型與樣式多樣化，名稱上也細緻許多，出現大大小小的簪釵：掩鬢、壓髮、挑心等等。金屬工藝的進展亦是明代首飾大幅前進的主因。「會分級手藝精，慣廂嵌工夫到」所指為鏨刻與鑲嵌，工藝的進步讓金銀與珠玉寶石的結合有了更多可能，〈金鑲寶蓮花頂簪〉利用分層鑲嵌，得以將重瓣蓮花的花型表現得精巧細致。
金屬工藝的極致展現於纍絲技術上，纍絲是以吹焊的方式，將金屬片材處理為細絲，再編織而成首飾。纍絲技術可以用更少的材料製作出立體及繁複的造型與構圖，另一方面也使得金銀本身呈現柔和輕盈的質感，配戴舒適，又能與珠玉寶石相互映襯，呈現出精巧秀麗的風格。
各朝都喜愛的珍珠
早於《尚書．禹貢》中，便已記有「淮夷濱珠暨魚」，《淮南子》中亦記有「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利也」，顯見中國早期已明白珍珠與螺蚌之間的關係。至《天工開物》中，已不再將珍珠視為螺蚌之病，而認為是月光精華的凝結。
由《韓非子》中「買櫝還珠」的故事可知於戰國時期，中國的奢侈品市場上已有珍珠身影。而自古以來便被視為珍寶的「夜明珠」，於《天工開物》中亦將其歸於品質最為上等的珍珠「璫珠」。中國沿海地帶多有產珍珠，因地理位置不同，加註產地以視區別，如合浦珠、交趾珠等。
中國喜愛珍珠的風潮可溯至宋朝。宋人喜珍珠，又以「珍珠花鈿」為女性妝容的特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中〈欽宗后半身像〉畫中皇后面上及鬢邊綴有一顆顆珍珠，名為「珍珠花鈿妝」，沿襲自唐代仕女的花鈿妝，即在臉頰、額頭等部位畫上或是貼上圖案的妝容。宋代女性的妝容較唐代淡雅，花鈿的樣式雖不如前代多，但都非常精緻；珍珠花鈿由於材質珍貴，僅流行於命婦間。除了珍珠花鈿，在〈宋仁宗后坐像〉中的頭冠亦多見珍珠為飾。
在孟元老（12世紀）《東京夢華錄》中提到，當時的汴京設有專賣珍珠的商鋪，販售珍珠須持有商引，私自販售除了有杖一百的刑罰、珍珠貨品沒收，還須繳納罰金。至北宗晚期，大觀二年（1108）時，珍珠已非平民百姓可用之物，十一月令「諸非品官之家不得以真珠為飾」，隔年又詔「今後真珠更不許計置上洪，只許就本處買賣，循環作本即不得，因緣阻節有失招徠之意。」
宋代珍珠文化的另一突破則為養珠，可說是世界最早的人工珍珠。在宋人龐元英《文昌雜錄》中，記有人工育珠的方法：「禮部侍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步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即成真珠矣。」
元人對於珍珠的喜愛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元世祖后像〉中，世祖后頭頂所戴「姑姑冠」除了以紅色的絲綢圍裹，同樣加上了珍珠飾於頭頂及兩鬢，碩大的「掩耳」亦為畫面焦點。掩耳為姑姑冠的一部分，下垂時掩於耳處，《析津志．風俗》中言「自耳至頤下，光彩昡人」。而在元代的后妃像中，可以發現掩耳與掩耳式耳環並存，如〈元順宗后像〉中的皇后，便戴著綴有大珍珠的耳環，且無珠串流蘇為飾。這種耳環的造型，可能來源於佛教壁畫中的多戴瓔珞及耳飾的菩薩。
右 〈元順宗后像〉，絹本設色，61.5×48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元代官方對於珍珠需求的擴大，官員建議重設於東莞一帶每三年採珠一次。隨著開採得到的珍珠數量增加，有「廣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各隨其方色」之言，亦產生了「南珠」一詞，專指產於廣南地區的珍珠。明代官方對於南珠的需求不減反增，洪武至嘉靖年間採珠的次數日益頻繁。過於頻繁的採珠不僅打亂了蚌珠生長的自然規律，亦造成了官民矛盾。由《天工開物》所言已知採珠為高風險的活動，說是賭上性命亦不為過。頻繁地要求採珠不僅無法讓珍珠生長，亦無視百姓的安危。地方官員曾進言：「若重覆以採珠之役，必至民命不堪而深逃遠竄。」
明代珍珠的產量需求大於供給，光是現存實物上，珍珠的使用量即令人驚呼！1956年北京定陵地下宮殿所發掘出的四頂皇后鳳冠，每頂鳳冠的重量與所飾珍珠、寶石的數量並不相同，最多的一頂有寶石128塊，最少的95塊；珍珠最多者為5449顆，最少3426顆。在本土供不應求之下，這些珍珠並非中國所產，而主要採購自忽魯謨斯島（註：Hormuz，今伊朗東南米納布附近，臨荷姆茲海峽，扼波斯灣出口處，為古代交通貿易要衝）的珠寶市場。
清廷建立中國第二個異族政權，為了加強統治，完善了典章制度，服制嚴謹。各色珠寶首飾的配戴使用已不僅是個人喜好，更是階級地位與權勢的標誌。其中，「東珠」對於女真人具有特殊意義，東珠產於東北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中，又稱為「北珠」，為河蚌所生，珠泛銀光，極為珍貴；加上東珠可長至「大如酸棗」，相當罕見。採捕東珠是滿族漁獵的重要傳統。女真入關後，為了不讓子孫忘本，於服制上融合了許多傳統元素，《大清會典》中明定攝政王冠頂「用東珠十三顆，前面金伴，嵌東珠七顆，後金花嵌東珠六顆，帶每版嵌東珠六顆」。臺北故宮所藏〈皇貴妃冬朝冠〉於鳳鳥間皆以東珠區隔，在穩重的紅色絲緯與金色鳳鳥之間，白色的珍珠更顯得醒目，呈現莊重而華麗的氣勢。由禮制的角度來看，東珠為清代等級最高的珠寶材質，僅有皇帝、皇后及皇太后可用。
清代的富貴人家，珍珠亦是常用作配飾的材質。於清人趙翼的《檐曝雜記》中所記，一顆大如龍眼、重約三錢且帶有黃豆大小黃暈的珍珠，要價一萬兩銀子。乾隆年間，可以珍珠作為念珠，若擇重約四分的108顆珍珠為念珠，花費需四千至五千兩銀子。
晚清寵兒：翡翠
玉和珍珠一樣，是自先民時期便被視為珍貴的材質。實際上，玉更發展出了與品德相關的含義，使得玉不僅可以被個人作為佩飾，其地位亦上升至禮器的高度。儒家以「玉德」與玉的物理特性相結合，呈現出中國對玉抱持有科學及人文的雙重標準，而這一點也讓後人辨識玉時，有了不小的難度。
由物理性質可將玉分作軟玉及硬玉。軟玉以和闐玉為代表，尤以新疆為中國知名產地；硬玉則為翡翠。中國何時有翡翠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由清史所記觀之，乾隆朝的中緬戰爭結束後，雙方簽訂和平協議，開啟了中緬邊境貿易。然而，實際上兩國關係仍與藩屬無異，1784年緬甸進貢翡翠至中國，這亦是有史記載的翡翠進入中國。一說「翡翠」實為「非翠」，取其並非翠玉（軟玉）之名，是在傳寫之間逐漸演進成了翡翠。
由文獻觀之，「翡翠」一詞最遲於漢代已是玉石名稱；唐宋時明確指出翡翠使用於宮廷。歐陽修的《歸田錄》中指出，宋時的翡翠不為民間所識，只是進貢的貢品。《明史》亦記有翡翠為皇家所專用，張翰《松窗夢語》亦稱「翡翠珠冠，龍鳳服飾，惟皇后王妃始為服。」
雖有文字紀錄顯示翡翠可上溯至漢代，但實際上卻難證明此翡翠是否為彼翡翠。古代中國對於寶石的評鑑以顏色與硬度為主要辨識手段，《歸田錄》中所記載的翡翠能「削金」，但是否能達到今日翡翠的寶石級硬度卻無從得知。
明清以後的翡翠主要來自緬甸，清代關於翡翠的記載多分散而零散，但由一些文獻仍可發現翡翠的珍貴是由清中葉之後逐步建立。像是記錄禮制服制的《大清會典》中，並未規範翡翠佩戴的相關規定；紀昀《姑妄聽之》（1793）中言「雲南翡翠玉，當以不以玉視之⋯⋯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皆暗示了翡翠的流行，實為晚近之事。
同治年間，慈禧太后掌權之時，她甚為喜愛顏色嬌豔華貴的「綠玉」，於造辦處檔案中，可見大量「綠玉」首飾如：綠玉扁簪四對、綠玉溜六對、綠玉戒指六對等。而由粵海關呈造辦處的咨文中見「綠玉本出緬甸，白玉亦非粵東所產」，除了說明原物料供應不及的難處，亦證實慈禧太后所喜愛的綠玉確為今日所言翡翠。由實物面向觀之，今所多見翡翠多為首飾，而無與禮制相關之重器。翡翠可說是於晚清才成為市場新貴，由香港藝術館所藏〈貴婦像〉外銷畫，呈現出一名穿戴考究的清代貴婦人。她的胸前別有一串珍珠與翠玉的珠飾，耳上戴有珍珠與翠玉的耳環，雙腕處則有翠鐲。珠玉輝映，烘托女性之美。
異國風情的彩色寶石
中國使用珍貴的玉石作為首飾的歷史極早，在紅山文化時便以首飾象徵身分地位。然而，相較於寶玉、珍珠，彩色寶石一直是中國首飾史中的非主流存在。
形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或許來自於中國地理條件的限制：中國並非彩色寶石的礦產區。根據中西方考據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成果表示，中國彩色寶石的來源和古代對外貿易息息相關。明清是中國使用彩色寶石的高峰，明代彩色寶石的應用遠超前朝，考古出土的明代皇陵定陵，出土首飾達248件，其上所鑲嵌的各色寶石587顆，珍珠305顆；藩王陵梁莊王墓，出土珠寶玉石3400多件，鑲嵌的寶石更達700多顆。〈點翠嵌珠石金龍鳳冠〉即為定陵所出土的四頂鳳冠之一，鑲嵌有紅寶石59顆，藍寶石33顆，淡黃色剛玉2顆，及珍珠3426顆。據《明神宗實錄》中所記，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間，明神宗開出了兩千四百萬兩白銀預算採購珠寶，而當時明朝的一年稅賦僅約四百萬兩白銀！大規模地珠寶採購不僅傷財，也讓明朝與具有寶石礦產的邊境接壤國緬甸（明代時歸雲南土司所管轄）情勢緊張。
彩色寶石出現在中國與明初鄭和下西洋相關。海運打開了彩色寶石的供應渠道，史料中亦記載了明人在西洋諸國採買寶石，以及西洋諸國向明朝進貢寶石的訊息。明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這個被稱作「隆慶開關」的政策，讓東南沿海的民間私人海貿取得了合法地位，也讓異國寶石流入中國。萬曆初期田藝衡的《留青日札》記載：「祖母綠本綠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剌，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瑾、江彬、嚴嵩輩，此寶最奇且多。慶四年，進上金兩事，內貓睛（黃寶石）、祖母綠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除了進貢的寶石，亦有採買珍珠寶石的旨意。《明史．食貨志》中則記有「隆慶六年（1572），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采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即而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李敬、李鳳廣東采珠五千一百餘兩。」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明梁莊王墓進行發掘，出土大量豐富的隨葬品，其中金、銀、玉器等有1400餘件，珠飾寶石多達3400餘件。這批量大且精美的親王墓隨葬可說是目前所見唯一，規格僅次於皇陵定陵。梁莊王墓隨葬的寶石類項達18種之多，約700多粒，包含紅寶石、藍寶石、祖母綠、貓眼石（金綠寶石）、東陵石、珍珠、水晶及綠松石。這些寶石中，除了綠松石與珍珠可能為中國原產，紅寶石、藍寶石、祖母綠及貓眼石更可能來自於「西洋」，也就是印度、斯里蘭卡、喀什米爾、波斯等地。考證史料文獻後，發現梁莊王朱瞻垍生於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歸來，即永樂九年六月十六日之際；且於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歸來後封王。因此這些番國寶貨，極有可能是朱瞻垍出生、冊封梁王或是大婚時來自皇帝的賞賜之物。清代除了繼承了明代對於彩色寶石的態度外，於使用上更加強了民族色彩。《大清會典》中明確制定了不同品階對於彩色寶石的使用，如朝冠上僅皇帝可以使用東珠，而皇后朝冠上除東珠，還有點綴貓眼石。文武百官的品級，亦可以由朝冠頂子上所飾的珠寶窺之。
晚清的慈禧太后除了喜愛綠玉外，亦鍾愛碧璽。眾所周知，慈禧太后喜愛紅綠漸層的「西瓜碧璽」，除了生前佩戴，據清內務府簿冊所記，殮入慈禧太后棺中的碧璽首飾有：紅碧璽朝珠、紅碧璽手串、紅紅碧璽念珠、金鑲紅碧璽正珠、紅碧璽抱頭蓮、綠玉鑲紅碧璽抱頭蓮、紅碧璽綠玉穿珠菊花、紅碧璽鎦子、紅碧璽帳花等共「碧璽、白玉二百零三塊」。
中國珠寶文化背後的豐富意涵
無論古今中外，珠寶都是奢侈品，但若僅將其視為金錢交易的商品，未免過於膚淺。珠寶的價值不僅在於其物質的稀有與美麗，更承載了深厚的文化和歷史意義。實際上，中國對珠寶的使用和偏好，受到工藝技術、政治、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讓珠寶在中國文化中發展出豐富的內涵。在工藝層面，中國的珠寶製作技術隨時代進步，逐漸演變到以金銀為主體，並發展出精巧的鑲嵌工藝。到了明清時期，彩色寶石的運用進一步提升了首飾的多樣性和華麗感。明代海運貿易蓬勃發展，彩色寶石大量流入，掀起了彩色寶石使用的高峰。這些珍貴的舶來品深受明代皇室重視，被迅速吸納進中國的寶玉石文化，從而提升了其地位。尤其在明代後期，一些具有禮制意義的首飾，如禁步、霞帔墜子等，開始使用彩色寶石，與傳統的珠玉並列，甚至分庭抗禮。
清代的珠寶使用則帶有更強烈的禮制約束。在階級分明的清朝社會，珠寶不僅是裝飾，更是地位的象徵。即便有錢，也不能隨意佩戴超越身分的寶石，這種制度化的規範讓珠寶的使用變得更加嚴謹。清代皇室尤其重視東珠（北珠）的使用，東珠象徵滿族的傳統和身份，只有皇帝、皇后等最高等級的人物才有資格使用，這顯示出珠寶在清朝不僅是奢華的象徵，更是一種權力的標誌。此外，宗教因素對中國珠寶文化的影響亦不容忽視。與西方常以無機寶石如鑽石、藍寶石為主不同，中國對有機寶石有著特別的偏愛，尤其是珍珠、珊瑚、硨磲等。或許是由於佛教文化中的「七寶」，有機寶石以其天然的光澤與色彩或許不像無機寶石般璀璨，卻是人們表達敬意和祈福的重要物品。
珠寶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僅僅作為炫耀財富的工具，而是深植於文化傳統中的象徵物。無論是來自對自然美的崇尚、宗教的虔敬，還是政治的權力標誌，珠寶都承載了豐富的文化故事。這讓它雖為奢侈品，但不俗氣，反而在每一顆珍珠、每一片玉石中，皆蘊藏著深遠的文化意涵和歷史記憶。
本文引用自《典藏．古美術》386期〈奢華背後：中國古代首飾上的珠、翠、寶〉，作者：李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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