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減速及其潛在迷思，一則待解的展覽生產速度學課題

不曾消失的大企劃書時代
我們活在一個藝術生命時時在動員，且人的移動力與連結力被視為重要特質的當代世界。但這一切，都因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爆發和阻隔而生變。如果說，病毒的擴散被視為一個全球性的「非常時期」，迫使所有人都進入「仍在事件中」的詭譎等待狀態，那麼這樣的等待無疑是煎熬的。因為疫情尚未獲得控制，短期內也看不到終結之時，故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將它所帶來的種種例外予以常態化，並且透過它審視各種社會機制的運作慣性。

當前，關注藝術世界如何因應的評論已相當多。特別是聚焦美術館、博物館經營策略的文章，多半會著重在各式線上展演、數位資料庫，或者新興社群介面的創造性運用。但本文希望稍稍與這樣的討論路線拉開一些距離，並從展覽生產的「速度」與「時間尺度」的角度來談論這波疫情的可能啟示。

台灣由於疫情控制得宜，許多場館多已恢復營運，展覽也如期推行。整體而言，國內的社會氛圍已不像疫情第一波高峰時那般壓抑，草木皆兵。不過，就在出遊的人潮逐漸回流、藝術圈也亟欲回歸正軌的同時，我們依舊欠缺一個相對有效的批判視角，以重新檢視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展覽生產模式。但如果我們仍記憶猶新，在今年之前的台灣當代藝術，才正迎來一個戮力追逐超高密度（展出內容、檔案、物件、活動）的年代。除了各大場館的展覽總數明顯增加之外，幾乎在經費上有一點餘裕的展覽，都會想辦法變出許多吸引眼球的周邊活動，以求在展期間塞入更多的導覽、講座、課程、直播、放映會、工作坊……。毫無疑問，各種數位媒介技術和群眾參與工具，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就已運用多時。如今的全球公衛危機只不過是催化它的發展趨勢而已。

展演周邊事件的激增，固然能理解為當代展覽在質與量的提升。但這個現象恐怕也說明了：原本體質就不甚健康的藝術生態，其實是更加過勞的。龔卓軍多年前的一篇舊文，曾深刻描述所有創作者「會寫企劃書、愛寫企劃書、或者不得不寫企劃書，以便繼續其創作」的生產景況。（註1）如今，藝術圈對展演活動密度的瘋狂競逐，只怕是這種「大企劃書時代」的再次變形。我們不難想像，一旦疫情結束之後，各大展覽與地方文化節慶裡的藝術工作者將繼續忙著兌現企劃書內容，徹底捲入「以高密度換取高強度」的偏執思維裡。如此的藝術生態是否還能想像一個更加合理的工作期程？而狂飆的展覽生產節奏，就是藝術圈亟欲回歸的「正軌」嗎？ 

病毒加速器與「自然模式」的迷霧
如果擴大來看全球疫情與生產速度之間的關係，也存在不少思想誤區有待釐清。首先，當世界各地陷入航班取消、就地封城的困局時，部份政治與經濟觀察家開始大膽預測病毒將會是一帖意外的良方，其效用即是阻斷全球化的加速度邏輯與破壞性力量。確實，許多經濟活動都因此受阻了，也有眾多行業等待紓困。但這種過於天真樂觀的「去全球化」或「全球減速」觀點，往往忽略資本流動在某一方面的停滯，有可能催化另一方面的成長。因此謹慎的學者多半不敢輕忽全球化的適應力與滲透力，譬如人類學家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即是如此。既然COVID-19是具有全球傳染性的強力病毒，並且能夠進化和基因突變，那麼病毒般的全球化也不例外。任何急於宣稱能破壞後者的「減速」方案，恐怕都過度簡化了問題。（註2）再者，各國為了加快疫苗研發的進程，莫不在相關法規上給予各種變通彈性，以求在破解病毒的科學競賽中佔奪先機。但這不僅僅是在跟病毒的全球擴散速度（同時也是生命的消逝速度）賽跑而已，因為在此，「速度」依然被各國政府視為競爭力的體現，而疫苗研發這件事本身儼然就是一台全球規模的超大型加速器，不斷籲求最為極限的研究和生產能量。（註3）

正因為世界從不曾因疫情而停止加速，在反思生產速度的複雜問題時，訴諸素樸的「緩慢」概念是我們必須小心避免的。真正的解答絕非直接佇立在「加速」的對立面，並假定懷舊鄉愁式的「慢活」可以樹立一種具有道德制高點的文化價值。這是我們必須穿越的第一重迷霧。其次，在議論資本主義加速機器所帶來的種種文化效應時，我們不時會將科技錯認為獨立存在之物，幻想著一旦排除它的糾纏與壓制，人的生命就能夠回到某個不受其干擾的「自然模式」。這是我們必須穿越的第二重迷霧。在今日，人的生命（其時延與節奏），早已是各種高速運算、預測及設計機制緊密纏繞下的產物；生命的歷程、行為軌跡，乃至於對未來的想像投射，甚至能被一整套統計學、管理學，或電腦演算法的模型轉換成數據，成為可投放到市場裡交易的商品。據此，假想人的身體可以不受任何技術介入之力影響，人的生產與勞動速度可以完全不受外部機制調控，將會是對當代生命政治實況的嚴重誤解。

如果天真的「減速」是有問題的，那麼答案會是反其道而行的「繼續加速」嗎？面對無所不在的加速度文化，當代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所提出的政治倡議在近年受到不少關注。其擁護者所共享的核心理念聚焦在一點上：要贖回被政治現實所麻痺的未來，真正的出路唯有通過佔奪資本主義的技術介入之力，讓過去被舊有生產模式所禁錮的人類潛能得以釋放。「唯一出路即是出入」（the only way out is the way through）（註4）於是成為響亮的行動綱領及口號。他們大膽宣稱，應該捨棄「速度必定通往毀滅」的陳舊思想，正視科技本身蘊含的解放能力。因為速度本身並非敵人，導致各種感官麻木的資本主義速度才是。譬如〈加速主義宣言〉一文即主張，通過「從內部加速」的策略，人們能催生出新的經濟模型，改動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既有生產關係，最終建立不被其壟斷的社會基層結構。（註5）

不過這一切聽起來仍過於理想化。因為這種與「減速」思維背道而馳的政治行動綱領本身仍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堅持佔奪核心的技術介入之力這點，使得加速主義思想極容易導致另一種技術性霸權。當最為關鍵的生命治理技術與科層技術為少數人所壟斷時，加速主義難保不會成為自己所欲批判的深淵怪物。（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對技術介入之力的瘋魔，不正是加速主義社會的一種可怖變形？ 註6）

尺度的跨越：找尋全球時間之外的「畸零地」
若從策展的角度來看，早在2014年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The Great Acceleration）登場之際，關於加速度文化的種種課題就已浮現了。但當時，布希歐企圖將問題意識一口氣提舉到「人類世」層級的同時，卻很缺乏與台灣在地的社會文化脈絡展開實質對話，彷彿在「人類世」的全球性進程中，不同地域環境所存在的種種「速差」並不需要細緻考慮；而那些蘊藏於台灣野林、古道及海岸的殊異時間尺度，或者那些既不在現代國家管轄範圍內，亦不服膺其治理模式的在地生活節奏，全都成為這宏大議題下聊備一格的文化註腳。這不僅讓「劇烈加速度」難以扣合東亞的特殊政經處境，並從中發展出一套反省加速度文化的批判觀點，它自身不折不扣的全球雙年展品味與姿態（以及隨之衍生的高昂作品運費），反倒再次印證了第一世界慣有的全球部署、快速配置的展覽生產邏輯。

也因為如此，近年呼應「人類世」議題的展覽，譬如2018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以及由龔卓軍與周郁齡所策劃的「野根莖─2018台灣美術雙年展」，皆選擇從空間政治的角度來探索不同文化「速差」的可能性。無論是聚焦自然環境的多樣性，還是積極考掘不受資本主義加速度邏輯所壓制的人文景觀，某個程度上，都是對「劇烈加速度」所遺留的諸多空缺進行批判和補遺。當代藝術之所以必須返回古老的山海地層，借鑒原民神話歷史的視野，無非就是希望重新銜接宏觀時間尺度下的土地經驗，與吾人的當代生活之間的巨大斷裂。因為唯有更加敏感於各種時空條件的「尺度的跨越」，人才有可能跳出當代社會拼命追求「擴張」、「成長」、「收益」、「績效」的進步思維（這些誇誇其言的價值，不過是侷限在人的時間尺度下的急躁與缺乏耐心），並且不被加速度文化的同質化力量所綑綁。

而從場所與空間塑造的角度觀之，當代藝術的挑戰會回到「如何為觀眾提示一個真正判然有別的時空感知條件？」的問題上。這也是為何像「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畫」這樣的展覽必須訴諸幅員廣大的地域，拉出時間與空間的縱深，以破除景點打卡型態的觀展∕旅遊慣性。因為經驗的改變，特別是快慢尺度的變換，依然需要透過一段特定的歷程、一組事件的序列去醞釀和鋪陳。為此，各種形式的「遷移」無疑是必要的：身體的遷移、觀看的遷移、場所的遷移、知識的遷移……。展覽匯聚出的「此時此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為各種「遷移」的動力創造出適切的條件，藉此將人們帶離習以為常的觀看安全區、閱讀舒適圈。

就此而言，當前因應疫情而衍生的線上展覽模式，其突破性都仍有待觀察。譬如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等人所策劃的「Critical Zones: Laboratories of Earthly Politics」今年五月於線上空間盛大開幕，一時之間吸引不少關注。然而，資料的聚集可否等同於人的聚集，網站（website）上的遷移可否等同於場所（site）的遷移，恐怕都是有待商榷的。更重要的是，一旦人們意識到這些數位內容會長久放置於網路空間，且能不定期地存取，線上展反倒更加強化人們瀏覽時的「預存」慣性（猶如臉書的「我的珍藏」功能，存而不看），同時繼續將人們分散在各自的安全區裡。一旦缺少了場所的移置與人的遷移，這種「散置」的特質，真的是當代展演的未來嗎？

換言之，當前的數位化變通方案，固然有基於防疫需求的不得不然。但假使網路瀏覽和線上直播的速度，就是當前主流影音串流環境的速度，並與那套「將世界召來眼前」的舊有資訊收受模式無異，那麼，即使我們開發出更多炫目的虛擬展呈技術，恐怕都難逃加速度文化的籠罩。如果我們無法指引出某種超越虛擬∕實體二分的「第三空間」，如同張君懿近期策劃的「給火星人類學家」極力探索的路徑，嘗試拉出一條可來回穿梭、閱讀的身體動力線，那麼我們非但沒有透過這場疫情獲得任何沈澱和省思，反倒因為害怕藝文活動停擺，繼續生產了更多掩蓋自身思想盲點的展覽。

長久以來，當代藝術對新展覽和新作的執戀，早已將自身鎖進一個相對狹窄而扁平的生產期程思維裡，忽略了並非所有的創作實踐、作品和文物，都是在相同的時間尺度下創造出來的。要能夠從這種短效的牢籠裡脫出，其解方或許也是「the way out is the way through」，意即，必須從藝術機制的內部重建一種展覽生產的速度學。它的思想根基，既不會是天真的全面停擺∕罷工，當然也不會是虛幻的技術奇點，而是一種讓古老的土地經驗與當代的生活實況都能發聲的協商機制，並透過共議出屬於我們的時間主權，創造出足以抵抗加速度文化的「速差政治」。

註1 龔卓軍，〈亞熱帶的精神測量術—陳愷璜的「前計畫」藝術踏查〉，《典藏．今藝術》第167期，2006年8月，頁102-106。另見：「伊通公園」。（擷取時間：2020年9月10日）
註2 Arjun Appadurai, “Coronavirus Won't Kill Globalization. But It Will Look Different After the Pandemic,” Retrieved May 19, 2020, from Time.
註3 陳潔、楊惠君，〈專訪「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從彰化血清抗體檢測爭議，看COVID-19研究加速運轉下的倫理與防疫挑戰〉，「報導者」網站。（擷取時間：2020年9月1日）
註4 Steven Shaviro,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 2.
註5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Retrieved March 19, 2020, from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註6 關於「中國模式」的技術崇拜傾向，卞卡的兩篇文章值得一提：卞卡，〈中國的40年造景：技術的正反論〉，《典藏藝術網Artouch》，2018年9月18日。；〈中國的40年造景：帝國統治術〉，《典藏藝術網Artouch》，2018年10月11日。（擷取時間：2020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