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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母院傷痛回看台灣文資古蹟的自燃黑歷史

從聖母院傷痛回看台灣文資古蹟的自燃黑歷史

4月15日傍晚,位於巴黎中心區西堤島的著名象徵建築聖母院(聖母主座教堂,Notre-Dame de Paris)突然發生火警。不過聖母院並不是一開始就如今日我們所見的模樣。不過,以巴黎聖母院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國對古蹟的保存經驗,我們或許不需要太擔心日後的重建。回頭面對台灣古蹟「自燃」的黑暗歷史時,我們可以從何著手?巴黎聖母院是否有修復案例供我們參考?
4月15日傍晚,位於巴黎中心區西堤島的著名象徵建築聖母院(聖母主座教堂,Notre-Dame de Paris)突然發生火警,大火蔓延燒毀整個屋頂與屋頂上的尖塔,熊熊烈火與陣陣濃煙吞噬聖母院的景象,傳遍世界各地,普天同慟。
巴黎聖母院大火現場。熊熊烈火與陣陣濃煙吞噬聖母院的景象,傳遍世界各地,普天同慟。反觀台灣對於文化資產慘遭祝融時,又是什麼反應?(CC BY-SA 4.0)
這件起造於12世紀的大教堂,不僅是巴黎的象徵,也是世界著名的地標建築。許多人提到巴黎聖母院,總不忘強調其800年歷史的悠久與巴黎人對該教堂的珍視。不過聖母院並不是一開始就如今日我們所見的模樣。在巴洛克時期最為風行的時候,聖母院的哥德時期風格顯得怪異而過時,因而在路易十四到十五之間曾有過改建,敲掉了一些不合當時審美觀的哥德式裝飾,甚至為了改善室內採光,將原本的彩色玻璃換成透明玻璃。法國大革命期間,聖母院還遭到掠奪與破壞,許多聖像被暴徒摧毀,教堂被當作儲放食物的倉庫。直到拿破崙上台後,才將聖母院恢復成教堂用途,並在1804年於聖母院進行加冕儀式。
1804年12月2日,拿破侖於巴黎聖母院自己拿起皇冠戴到頭上,然後再為跪在地上的約瑟芬加冕為皇后。(CC BY-SA 3.0)
巴黎聖母院成為我們現在熟知的模樣,可能要拜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名著《鐘樓怪人》(小說原文的題目就叫「巴黎聖母院」)所賜。由於該小說的風行,引起社會對聖母院的重視。當時的國王路易飛利浦(Louis Philippe I, 1773-1850)在1840年代下旨進行修復,兩位年輕的建築師拉梭(Jean-Baptiste-Antoine Lassus, 1807-1857)與維奧萊勒杜(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1814-1879)取得修復的資格。當時歐洲有一股緬懷中古哥德時期建築風格的風潮,使很多原先因為費用短缺或不符合古典主義建築美感的教堂城堡得以續建或重建,維奧萊勒杜在這股風潮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維奧萊勒杜(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繪製的巴黎聖母院中殿雙支撐拱和扶壁的橫截面圖。(CC BY-SA 3.0)
他在修復聖母院的過程中,移除了過去改造的裝飾,並復建屋頂上的尖塔,因為原本的尖塔已在1786年因為老舊遭到拆除。然而這些「復原」並不是嚴格按照聖母院舊有的設計,毋寧更接近維奧萊勒杜對哥德風格的「想像」,所以他加高尖塔,並且重新設計了教堂的花窗,使聖母院符合他理想的哥德風格。不過,原本修復工程想補建立面雙塔的尖頂,卻遭到維奧萊勒杜否決,他覺得「也許這樣很壯觀,但就不是巴黎聖母院了。」
巴黎聖母院兩側的玫瑰窗。(CC BY-SA 4.0)
不過這並不表示今日我們所見到的巴黎聖母院,都是維奧萊勒杜修復後的結果。這次火災燒掉的木造屋頂構架,即是13世紀的原構,之前有研究人員考察屋頂的木材,由於屋頂需要承受厚重的銅瓦片,所以選用的木材都是粗厚的400年橡木,且數量高達1,300株。若再連大自然的恩惠一起算進來,一把火所燒掉的,是長達1200年的古老記憶。然無論是13世紀的屋頂,還是19世紀的高塔,對人類文明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重大損失。而火災中倖存但未詳損壞情況的石構造,如支撐教堂結構的石勒頂等,未來要如何補強,甚或是否要進行抽換,都是之後修復的重大課題。
19世紀末的巴黎聖母院。(CC BY-SA 3.0)
不過,以巴黎聖母院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國對古蹟的保存經驗,我們或許不需要太擔心日後的重建。倒是很多人看到聖母院的熊熊烈火,就不由得想起台灣特有的「古蹟自燃」,在一片哀悼聖母院的留言中,試圖喚起台灣人對自家古蹟的重視。雖然我相信聖母院失火出於意外,但在看到烈焰濃煙從西堤島冒出的影片,我居然不由自主閃過一絲「難道巴黎市政府要『都更』西堤島」的念頭,這實在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巴黎聖母院。(CC BY-SA 3.0)
回頭面對台灣古蹟「自燃」的黑暗歷史時,我想更積極的面向,應該是試圖讓台灣人珍視自己歷史的價值,讓古蹟成為過去歲月光輝的見證。巴黎聖母院在19世紀修復的那段期間,同時巴黎也正在進行著名的「奧斯曼計畫」,當時的省長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在拿破崙三世的授意下,對巴黎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寬敞的放射狀林蔭道、大片綠地、連棟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公寓,使巴黎成為日後都市計畫的重要典範。但與此同時,許多中世紀的房屋巷弄因為交通或衛生理由遭到拆除。批評者厭惡奧斯曼新開道路兩排風格一致的公寓建築,嗟嘆巴爾札克、伏爾泰的巴黎一去不返。當時的先進科技攝影術留下巴黎改造前的最後身影,成為當時巴黎文人騷客用以憑弔懷古的重要慰藉。也是從這時候開始,古蹟的保存與維護才開始受到重視,聖母院才以「復古」的姿態,重新確立為巴黎的歷史地標。
巴黎聖母院中殿的早期六部分肋支拱頂。(CC BY-SA 3.0)
巴黎聖母院外觀。(CC BY-SA 3.0)
可以說今日歐洲對於古蹟的重視,也多少建立在對於過往的破壞與緬懷上。只是人類並不懂得從歷史汲取教訓,面對土地利益龐大、缺乏歷史記憶的台灣社會,建築作為文化的鄉愁、作為連結古今的歷史象徵,似乎仍不足以成為台灣人想要保護與珍惜的動力。巴黎人的傷痛,也是長年文化教育的結果,台灣人若要珍視古蹟,最先要做的,應該是學著拾回已然忘卻的過往記憶。
李孟學(Li Meng-Hsueh)( 61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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