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先生的行草膾炙人口，深受好評，也是大家最喜愛的字體，然先生自己卻對隸書特別滿意。有次聽他說：「一般人都喜歡我的行草，其實我的隸書在近代人中可以算一個。」謙沖自牧的臺先生有這樣的自負。
厚積薄發運漢碑
先生曾於《靜農書藝集》序提及：「分隸則偏於摩崖，若云通會前賢，愧未能也。」臺先生寫的〈石門摩崖〉後出轉精，早有公評，有人甚至說「比〈石門頌〉還〈石門頌〉」。有一次跟臺先生談〈石門頌〉，他拿出帖子後面的一段題跋讓我看：「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
先生能把〈石門頌〉運之掌上，說明他絕不是膽怯、力弱的人，而跟他「會通前賢」關係更大。臺先生對漢碑中的名品如〈華山碑〉、〈衡方碑〉、〈禮器碑〉、〈史晨碑〉，甚至〈裴岑紀功碑〉、〈北海相景君碑〉等，都下過大功夫。所以先生的隸書，臨習之作各肖其形神之外，自運創作也異其風神，跌宕變化、各窮其妙。這正是厚積薄發的結果。
臺先生在漢碑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他在生命的最後，選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作品，卻是一件臨漢簡之作，這或許是別有深意的。臺先生從不標榜自己的書法，我在龍坡丈室中，看他掛過張大千、沈尹默、蔡元培，卻從不見他掛自己的作品，唯獨這件〈臨漢簡〉例外，且掛了很長時間。臺先生對漢簡是做過研究的，曾撰有〈兩漢簡書史徵〉，收入《靜農論文集》時附記說：「斯篇草成之確實年月，已不能記憶，大概在1940－1942年間。原想看到漢簡實物，與之比證，以致擱置至今，未曾發表。」
捐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臨漢簡〉有款識云：「此不知何年習作簡書，放大書之，居然能不失漢人筆意。」
其中「筆意」特別值得注意。我初識臺先生時在寫〈張猛龍碑〉，他給我的意見是「要揣摩筆寫的樣子」，這就是「筆意」的最佳註腳。過去寫漢隸，唯一的範本是碑刻拓本，看不到漢人的真蹟。現代印刷技術發達，又有大量漢簡出土，我們可以看到漢人的筆蹟，這對書法而言無疑是一大福音，所謂的「刀毫之別」，現在是最具優勢的。但大多數人臨習漢隸的習慣，似乎沒有太大改變，仍然限縮在碑刻的範圍內，這實在太可惜了。漢人真蹟的漢簡，正是我們學習漢隸優於前人的機會，我們豈能無動於衷。
臺先生選贈這件「不失漢人筆意」的〈臨漢簡〉，是否有為後人指路的深意，我不敢揣度，但他讓漢人墨蹟成為自己作品養分的意圖，是毋庸置疑的。
意在漢魏之間
談完臺先生豐富多彩的漢隸之後，我想從書法史和漢字形體發展史的角度，談一件特別的作品。
甲子年（1984）因為《靜農書藝集》的編輯出版，我幫忙處理了一些雜事，是進出龍坡丈室最頻繁的時間，也因此有了更多請教學習的機會。有一天，臺老師讓我看了一件「作品」。其紙有點老舊，還有一層灰，後半段是撕掉的，內容不成文句，形式也不完整。但我看了很受震撼，說不出什麼感覺，絕不是「臺先生字好」所能形容，總之很特殊。隨後臺先生說：「這是我的嘗試，希望以後還能發展。」老實說，我當時體會不深，就是覺得很特別。後來他取出同一款紙，因為新舊不同，顏色也明顯不一樣，他說：「我補一段話，你拿去裱起來。」裱完之後，臺先生還特別找了一個破掉的章，蓋在斷得並不整齊的紙張接縫處。
1990年臺先生辭世，我沒有再看到類似的作品，這種奇特的字體，也似僅此孤品。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這奇特作品的奧妙，以及臺先生想要發展的是什麼？
近幾年，由於研究和教學的關係，對漢字形體的發展，有比較多的思考。我一直大惑不解的一個問題：隸書跟楷書的結構那麼相似，為什麼從隸書到楷書要走那麼多年？把隸書寫得比較潦草，何以不是跟隸書形體更相近的行書，而是差距更遠的草書？這個問題實在難解，因為漢字發展的歷史軌跡，確實就是這樣走的。
一般人學書法的順序，是先楷書，再行書，再草書，但漢字形體的發展，楷書卻是最後形成的。楷書後，往上學隸書是逆推；即使學行書，學草書，從漢字發展的順序來說，也是逆推。
漢字發展的軌跡，從「甲骨－金文－小篆」，相對單純。從小篆到隸書，就有了革命性的變化。隸書對篆文的改造，形體的變化巨大，過去的學者只能看到漢隸，兩者之間的變化更是跳躍式的。秦簡的出土（所謂古隸），填補了這個跳躍的空白。
篆書之後的漢字形體變化，有一個現象似乎沒有人特別提出來，那就是「雁尾」的消長。隸書對篆書的改造，從筆法來說最重要的是改曲筆為直筆。但成熟漢隸跟古隸最大的區別就是雁尾的產生並成為特色；古隸是沒有雁尾的，至少極不明顯。雁尾成為漢隸的註冊商標後，漢字形體演變就隨著它打轉。漢隸寫得潦草，所謂草隸，發展為章草，再發展為今草；章草到今草最大的形式改變就是雁尾的消失。隸書到新隸體、早期行書的演變，也是雁尾的逐漸消失。如果我們把漢隸的雁尾去掉，其實跟楷書的結構差別並不大，但在實際的歷史發展中，這雁尾的消長卻耗費了好幾百年。
從邏輯上說，把隸書寫得潦草一點，完全應該是跟隸書結構更近的行書、而不是草書。但歷史實際發展中，隸書的俗體，卻是向草書發展的「草隸」，而不是形體更接近的行書（姑且名之為「行隸」）。隸書往草書發展怎麼看都像誤入歧途，但它卻是歷史事實，而理所當有的「行隸」，在歷史上卻不存在。行書的形成更要晚於草書，那時隸書已經基本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隸書跟行書的結合，在歷史上不出現。
從書法史的角度，不論學任何字體，都不愁找不到古人的範本，漢簡大量出土後，有許多章草書蹟，完全不需要在〈急就章〉這類東西打轉。任何字體，文字材料都很豐富，但隸書跟行書的結合體，歷史上沒有，而它卻是情理上應該有的。在這樣的弔詭中，創造出「行隸」，來補歷史的空白，也是合情合理的。
臺先生這件「意在漢魏之間」的作品，我覺得在歷史上缺席的「行隸」就應該類似這個樣子。從字形來說，其「八分隸」的特徵很明顯，比拆碎隸書七寶樓臺的草隸，保留更多原始形貌；加進來的連筆，也比草隸謹守分際，却讓行書的筆意隱現其間；又巧妙地讓魏碑的起筆，取代了隸書的蠶頭。我不清楚先生在寫它的時候，真是「酒後信筆書此數字」，還是對漢字的發展有所想法。即使信筆書之，也是他在隸書跟行書都有極高造詣之後，藝高人膽大地自然流露出「漢魏之間」的風姿。
「行隸」是我創的名詞，書法史和漢字發展史都沒有物證。先生信筆書之的這件作品，卻是隸書和行書的完美結合。補歷史空白是歷史上原有的，這作品實際上更像在創造歷史。
我把自己的體會寫出來，用以紀念先生120歲冥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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