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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在印度:兵馬倥傯中的大千淨土

張大千在印度:兵馬倥傯中的大千淨土

Chang Dai-Chien in India: The Great Pure Land amid Chaos

目前所知,張大千赴印度的初衷,乃是在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的協助下,受到印度美術學會(The All India Fine Arts and Crafts Society)邀請,於1950年1月16至17日於印度新德里舉行「大千畫展」,共展出包含臨摹敦煌壁畫在內的69幅作品。

張大千的印度時期,雖然僅僅一年七個月,自1950年一月至隔年(1951)八月遷至香港。時間雖然不長,卻在他一生長達六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卻有著相當特殊的地位。他曾自言「大吉嶺時期,是我畫多、詩多,工作精神最旺盛的階段。目力當時最佳,繪的也多精細工筆」,至今學界仍視為先生傳統工筆畫風發揮淋漓極致的時期。尤其此一時期留存不少舞姿婀娜、豐滿健美的印度仕女畫作,更是在傳統水墨題材之外,別有一番引人注目的異國特色。

然而此階段留存的史料並不多,除了大千先生手寫〈大吉嶺詩稿〉與1968年謝家孝親自採訪張大千所得口述〈訪印流連大吉嶺〉,其餘多半為輾轉流傳的說法,不無相互抵觸之處。筆者草此小文,仍感許多待補空缺。不過依然以此為題,試圖勾勒張大千在印度較為完整的面貌。

1950年印度新德里畫展原委

目前所知,張大千赴印度的初衷,乃是在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的協助下,受到印度美術學會(The All India Fine Arts and Crafts Society)邀請,於1950年1月16至17日於印度新德里舉行「大千畫展」,共展出包含臨摹敦煌壁畫在內的69幅作品。

張大千對於印度的興趣,其實早在敦煌臨摹壁畫之後就已浮現。當時他與學者爭論敦煌壁畫是否為中國原生創作、還是受到印度影響,就已有赴印度印證的想法。尤其民國年間,中印之間藝文界尚有往來,19世紀由英國軍人發現的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所代表印度「笈多王朝」在佛教雕塑與壁畫的巔峰,亦為中國藝文界所知。故而大千先生早已有了赴印度考察阿姜塔石窟的的念頭,希望可以進一步證實自己的觀點──即敦煌壁畫的起源是來自於中國人自己。

不過何以遠在南亞的「印度美術學會」特別對張大千發出展覽的邀請?箇中原因,可能還是和駐印大使羅家倫有關。羅家倫自1947年出任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當時印度正規劃脫離英國而獨立之際,他與印度政要、藝文人士互動頗深,連印度國旗的設計理念也是接受他的建議而來。當時的印度社會,正處於佛教復興的階段,連帶阿姜塔與其他早期佛教遺存,都重新進入印度當代藝術的視野。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長達二年七個月,不僅有大量臨摹之作,也有因臨摹而創新的題材。羅家倫熟知印度政情與民情,更熟悉張大千的繪畫事業。羅是張的「老校長」,1933年曾在羅家倫的敦聘下曾短暫任職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1943年羅家倫擔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及新疆監察使時,途經敦煌,亦曾前去拜訪正在臨摹壁畫的張大千。因此,羅家倫在駐印大使任上,或許以中印美術交流來進一步推動二國的邦交,是極為可能的。

目前張家尚舊藏一封當時印度美術學會於1949年10月27日發給國民政府駐印大使羅家倫先生的電報,談及正式邀請張大千赴印展覽之事(圖1),可以明瞭羅家倫作為推動此事的關鍵人物。
不過當時正是國共內戰方殷之時,三大戰役已結束,共軍渡過長江席捲大半中國,並於10月1日於北京建立政權。國民政府不僅退守臺灣一島,大陸西南亦將失守,而印度政府也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據張大千自言,他希望在國民政府與印度之間尚保有外交關係時舉辦畫展,印度美術學會相當尊重先生的態度,故而將畫展及早安排在1950年1月。

圖1 1949年10月27日「印度美術學會」發給國民政府駐印大使羅家倫的電報,談及正式邀請張大千赴印展覽之事,並請代為轉告。(張大千外孫女蕭柔嘉女士提供)

然而當時大陸陷於兵馬倥傯之中,大千先生於1949年時屢屢奔波於香港、澳門、臺灣三地,亦是有感於局勢變化而試圖尋謀出路。1949年11月在高嶺梅的策劃下,先在臺北舉辦在臺灣的首次個展,並思忖再轉赴印度。不過當時臺灣省主席陳誠,告誡大千先生大陸局勢紊亂,大西南失陷在即,何以獨身一人在臺?故安排先生搭乘一架返回成都的空機。匆匆之際,張大千僅攜四夫人徐雯波與五女張心沛共三人,在張群安排下,再由成都飛抵臺灣。由於臺灣當時充滿逃難來此的百萬軍民,生活不易。先生短短居停二週,又再遷往香港。12月30日,由香港搭乘飛機、經曼谷飛往印度新德里。

想不到,當日正是印度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之日。31日抵達新德里的張大千,其實碰上了羅家倫集合大使館員工,降旗、撤館的時候。當夜跨年,並與羅家倫、查良釗等一起在大使館守歲。隔天元旦時,特別繪製〈歲寒三友〉一圖,昭明「歲寒後凋」之意,勉勵羅家倫大使(圖2、3)。

圖2 羅家倫與印度總督Rajagopalachari合影。羅家倫在1947年獲派駐印度首任大使,既需面對印度獨立、印巴分治的議題,也需處理與中國之間的西藏問題。幸羅家倫廣交印度朝野人士,獲得普遍的敬重。在張大千赴印展覽一事上,應也是關鍵的推動人物。
圖3 張大千1950年作〈歲寒三友〉年。1950年元旦,張大千簡筆繪此〈歲寒三友〉贈羅家倫,昭明「歲寒後凋」之意。查良釗戲鈐印度大使的關防大印於上,尾處亦有當時大使館中眾人簽名,良為可貴的歷史見證。不過羅家倫早佚失此畫,1962年與大千重聚於東京時,尚囑咐先生重繪。

參訪阿姜塔石窟的收穫

對此局面,張大千覺得此趟來印度展覽「殊不湊巧」:印度已承認人民政府,最為仰仗的羅家倫大使亦需即刻返國。除了純粹的美術交流,無法帶給張大千更多額外的收穫。所幸羅家倫與印度各方人士均交好,一切尚有人照應;印度美術學會亦派專人照料大千先生一行的住宿問題,並為此次展覽出版了精緻的圖錄(圖4)。

圖4 1950年印度新德里「大千畫展」,由印度美術學會精印的展覽圖錄。序文由羅家倫大使撰寫;封面題字,張大千特別標明「中華民國」紀年,表達他的政治立場。

至於畫展本身,原訂僅1月16、17兩日。不過據張大千自言:「(展覽)以敦煌的畫為主,印度又是一個佛教國家,因此畫展相當受注意,一直延續了一個月之久」。雖然畫展成功,然而情勢已非,因此大千先生於畫展開幕後,就離開新德里,迫不及待地前往阿姜塔石窟,印證當年在敦煌時所引出中國壁畫源生何處的爭論。……(節錄)

(完整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75期〈張大千在印度——兵馬倥傯中的大千淨土〉,作者羅啟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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