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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品的幕後功臣:胸懷使命感的收藏家阿部房次郎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品的幕後功臣:胸懷使命感的收藏家阿部房次郎

近期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遺珠─大阪市立美術館珍藏書畫」特展,展名取意這批書畫蔚為精華,足令世界各處博物館心生嚮往而慨不能得之。以單一博物館角度視之,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收藏已然出類拔萃,更使人驚嘆的是這批展品無一例外地來自一名胸懷使命感的收藏家捐贈─阿部房次郎(1868-1937)。

「東洋的古藝術以鄰國中國為冠,這點是公認而無可質疑的,中國三千年來文明的精華,乃透過名工巨匠的作品象徵而出。然而這些珍貴逸品卻因相繼而起的兵禍擾動,或化為灰燼、或消亡者甚多,令人不勝痛惜。」

─ 阿部房次郎《爽籟館欣賞.第一輯》序言
阿部房次郎肖像。(圖/本刊資料室)

近期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遺珠─大阪市立美術館珍藏書畫」特展,展名取意這批書畫蔚為精華,足令世界各處博物館心生嚮往而慨不能得之。以單一博物館角度視之,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收藏已然出類拔萃,更使人驚嘆的是這批展品無一例外地來自一名胸懷使命感的收藏家捐贈─阿部房次郎(1868-1937)。

阿部房次郎生平

阿部房次郎1868年出生於滋賀縣的彥根市,其父辻兼三是彥根當地的藩士,即侍奉藩主的武士。阿部房次郎出生的慶應年間,是日本社會相當動盪的時代,大政奉還、改元明治接踵而來,由漫長的江戶時代進入明治時代,辻兼三雖為武士門第,仍憂心孩子的未來,打算培養阿部房次郎從商。阿部房次郎幼時便到布莊當學徒,19歲時離鄉前往東京,陸續於東洋英和學校、慶應義塾就讀,學習英語。27歲時,阿部成為近江銀行的職員,隔年入贅阿部市太郎(1840-1923)家,成為婿養子。阿部市太郎一族為近江的商業家族,商業版圖涵蓋麻布、染織、海產、金融,可謂鉅業。結婚後,阿部房次郎依岳父之意成立分家,持續耕耘紡織、製紙業,歷任大阪紡紗公司專務董事、富士製紙株式會社監事、東洋紡績會社社長等,旗下綿紡織業經營得有聲有色,是戰前日本極為成功的實業家,聲望地位頗受尊崇,於昭和十二年(1937)過世,享壽70歲。

阿部房次郎的中國書畫收藏之路

阿部房次郎的書畫收藏事業,與當時特殊的時勢有關。37至38歲左右,阿部房次郎時任金巾製織株式會社常務董事,為了拓展銷路,他經常走訪中國、朝鮮等地,因此接觸到中國藝術品,觸發了收藏的興趣。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紊亂時局下,皇親貴族、高官紛紛變賣書畫求存,大量中國文物面臨流失的危機。此際,京都學派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以維護東洋文物為使命,號召關西地區的政治、財經人士盡力收藏中國書畫,原本就對中國藝術品有興趣的阿部房次郎,遂更加投入於書畫收藏。55歲時,阿部房次郎與女婿一同至歐洲和美國參訪工廠,利用此機會,阿部在八個月內參觀了多達129間博物館,更加深了他對文物維護的信念。

自阿部所購藏書畫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的眼光和實力。阿部所藏之〈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伏生授經圖〉和〈江山樓觀圖〉皆堪稱書畫絕品,據說在收購這幾件作品時,尚有歐美美術館、個人藏家競求,阿部秉持著非入手不可的執念,將三件盡收入囊中,其執著和經濟實力不容小覷。就連傳為蘇軾真蹟的〈木石圖〉,都曾經是阿部房次郎的收藏品。如今阿部藏品中有四件被日本評為重要文化財:傳王維〈伏生授經〉(圖1)、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圖2)、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圖3)、董其昌〈盤谷序書畫合璧〉,其餘作品也依然是各大美術館所欽羨的精品。

圖1 重要文化財 唐 傳王維〈伏生授經〉,絹本設色,25.4×44.7公分,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本刊資料室)
圖2 重要文化財 北宋 蘇軾〈行書李白仙詩〉,紙本,34×106公分,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本刊資料室)
圖3 重要文化財 金 宮素然〈明妃出塞圖〉,紙本白描,30.2×160.2公分,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本刊資料室)

阿部房次郎收藏的顧問及仲介

阿部房次郎的收藏志業,並非只憑愛好與財力即可成就,仍須仰賴專業知識的支持,內藤湖南便是其重要的收藏顧問。作為漢學家的內藤湖南,何以會涉足中國書畫,並在辛亥革命時站出來呼籲日人投入收藏呢?1917年,內藤湖南走訪北京,當年天津一帶遭逢嚴重水患,為救助災民,搢紳在北京舉行義賣書畫展覽會,門票費用於賑災,共有400餘件書畫展出,令內藤湖南大為驚豔,其中清末收藏家完顏景賢(1876-1926)的宋元珍品尤使之拜服。

必須提及的是,日本雖自古即有收藏來自中國的書畫,不過其風格和種類卻是有限的。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引以為寶的多是鎌倉、室町時代的舶來品,且南宋風格與禪畫最受推崇,這些12至16世紀傳入日本的繪畫,一般被稱為「古渡」。直至20世紀初,中日有了新的交流,西方研究也進入視野,部份日人才驚覺日本所收藏的中國書畫,與中國繪畫的全貌竟然有此巨大落差,例如在中國廣泛流傳的李郭風格、元代文人畫,對日本而言卻是不甚熟悉的。

滿清覆亡之際,內藤湖南之所以呼籲眾人收購中國書畫,一方面是基於文物維護的理念,另一方面,大概也有感這批這批書畫將能補足日本收藏所欠缺的部分。內藤湖南有云,完顏景賢的藏品,最終有三分之二流入日本,而在日本的又過半歸於阿部房次郎。在內藤湖南過世後輯錄的《支那繪畫史》中,也可見到他重視那些過去被日本所忽視的宋元畫。

除了內藤湖南,漢學家兼書畫家長尾雨山(1864-1942)也是阿部房次郎收藏的意見提供者,在阿部藏品中,部份作品的箱書或題跋可以見到此兩人的手蹟,代表曾經由他們介紹或鑑定,例如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的副卷上有內藤和長尾的跋、燕文貴〈江山樓觀圖〉前隔水有長尾雨山的題字(圖4)。

圖4 北宋 燕文貴〈江山樓觀圖〉前隔水之長尾雨山的題字。(圖/本刊資料室)

至於阿部房次郎收購書畫的仲介者,主要是大阪印刷公司博文堂的原田悟朗(1868-1937),博文堂既是珂羅版印刷的出版公司,亦是中國與關西地區之間的文物經銷商。辛亥革命前後,一些中國藏家透過內藤湖南的介紹得知博文堂,將書畫交與博文堂銷售。原田悟朗便曾經收過滿清高官寄來的大型包裹,當中滿是求變賣的美術品。經由博文堂,革命流出的文物得以落腳在阿部房次郎等關西藏家手中,甚至是部分東京藏家。

以關西為中心的收藏重鎮

受到內藤湖南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後,也就是大正時期投入收藏的政商人士不少,集眾人之力,甚至形成了以關西為中心的收藏重鎮。除了阿部房次郎,朝日新聞社長上野理一、政治家山本悌次郎、證券商黑川幸七、藝術史家矢代幸雄(後任大和文華館初代館長)等,皆是在此特殊時空背景下傾力蒐集的收藏家。他們所收藏的作品,至今多數仍保留在日本,如阿部過世後,藏品贈與大阪美術館;上野理一寄贈作品予京都國立博物館,為該館書畫收藏核心;私人方面亦有山本悌次郎的澄懷堂美術館、黑川幸七的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東洋的文物要留在東洋」如此的理念,實賴學者的智識配合收藏家的經濟實力才得以實現。相較於12至16世紀的「古渡」,20世紀初這批傳入日本的書畫被稱作「今渡」,雖然終究不是全貌,但「今渡」已大大彌補了日本中國書畫收藏的缺憾。

爽籟館精品面世之路

阿部房次郎的故鄉在滋賀縣琵琶湖畔,湖中有名為「竹生島」的島嶼,阿部的號「笙洲」、齋名「爽籟館」皆來自於此。在收藏有成後,阿部決定出版個人收藏圖錄《爽籟館欣賞》(圖5)予同好分享,圖錄為B3大開本,採用當時最新的珂羅版印刷術,封面乃由美術織物的名匠緙絲內藤湖南的題箋,以及〈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中太白星乘鳳飛翔的圖案,不但裝幀美侖美奐,內容收錄了70件藏品,選件和解說則由內藤湖南和伊勢專一郎(1894-1948)執筆,學術價值極高。這樣豪華的圖錄是非賣品,出版後僅寄送給國內外學術單位和雅好者。《爽籟館欣賞》之後還推出了第二輯,收錄90件藏品,只可惜阿部房次郎在第二輯問世前已逝世。阿部房次郎本身沒有收藏印鑑,於是共刊載160件作品的《爽籟館欣賞》前後二輯,成為了阿部收藏最清楚的憑據。

圖5 阿部房次郎《爽籟館欣賞》書影。(圖/本刊資料室)

阿部房次郎之所以規劃《爽籟館欣賞》,想來當時已有將藏品公諸於世的想法,不願以一己之私獨占書畫珍品。阿部房次郎過世後,長子阿部孝次郎遵照父親遺願,在1943年將160件藏品全數捐給了大阪市立美術館,成為該館重要的核心藏品。近十年,阿部房次郎收藏屢次在重要的展覽中亮相,可謂大阪市立美術館的代表性收藏。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研究會編《中國書畫.日本收藏:關西百年收藏記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5。
森橋なつみ〈爽籟館主人.阿部房次郎の中国書画蒐集について〉,《大阪美術館紀要》第19號,2019年3月,頁3-14。
森橋なつみ著,何玉新譯〈收藏野望─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典藏古美術》第313期,2018年10月,頁92-99。
米澤嘉圃著,林宏作譯〈日本請來的宋元名畫(上)〉,《故宮季刊》第13卷4期,1979,頁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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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古美術》編輯,古文明愛好者,關注書畫藝術活動,秉持幽默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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