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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工藝品: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奏曲

中國風工藝品: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奏曲

Chinese Style Craftwork - Overtur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17、18世紀中國外銷瓷器總量估算約有幾億件以上,其他外銷工藝品或商品數量同樣驚人。歐洲商人或執政者在看到這個驚人的數額與無限商機之餘,更想知道製造這些大量精美商品背後隱藏的重要秘訣與條件。在精湛的高超工藝技巧外,他們急切想要知道中國與亞洲地區大量生產的具體處方,包括大規模生產的經驗,嚴謹、有組織的生產體系及重要流程的來龍去脈。

歐洲傳教士:亞洲生產技術的傳遞者

17、18世紀,歐洲基督傳教士來到亞洲,包括印度、東南亞、中國、臺灣,甚或抵達東北亞的日本、朝鮮等地,除了宗教傳教任務,他們也致力把整個古老遠東文明及當代東方最新資訊傳遞到歐洲。歐洲傳教士與通商使者、探險家等人,詳細分析介紹中國東南與沿海地區產業、亞洲東南亞貿易發展及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這些亞洲、遠東、東南亞的貿易與產業經驗,算是歐洲前工業革命時代的一個重要洗禮。

圖1 清《製瓷圖冊》,34.7×34.7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Public Domain

歐洲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傳教士及其它教團,所介紹的內容涵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製造產業結構、熱門外銷產品及實用技術,例如瓷器製造(圖1)、煅燒藝術、染料製造、玻璃畫(鏡畫,圖2)、養蠶造絲、漆料製造、冶金、造紙、印刷術、紡織、園藝、機械、建造技術、交通技術與城市規畫等等(註1)。對於產品生產製造過程、規格,也會以圖像或文字紀錄,報導給歐洲人,或者購買中國人製作的生產流程圖譜;其他報導還包括各類原料來源、開採等等。

圖2 清1755至1770年〈鏡畫〉,81×51.3公分,荷蘭國家博物館藏。©Rijksmuseum

中國技術與科學以實用為主體,這些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的生產與貿易經驗,經由傳教士、通商使者及學者們的報導傳入歐洲;而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貿易金額,也直接影響到歐洲當時開明君主的改革運動。此外,被美化的中國形象,直接、間接促成了歐洲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與工業化發展。

歐洲傳教士包括利瑪竇(Matteo Ricci)、鄧玉函(Johann Schreck)、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白晉(Joachim Bouvet)、殷弘緒(d’Entrecolles)、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艾啟蒙(Ignaz Sichelbarth)等人對中國的報導,以及在歐洲所引發的中國熱、中國風(Chinoiserie,註2),凸顯了東方文明大國在視覺圖像文化中所展現工藝藝術的多樣性、豐富性及高超技巧,這些中國製造的產品與產業項目(圖3),甚或其工藝製造的生產流程、組織結構等等,對歐洲人來說,都是前工業革命的重要洗禮。啟蒙時代開明君主的改革運動中,就有許多案例顯示歐洲君主,如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德意志地區安哈特.德紹(Anhalt-Dessau)侯王法蘭茲(Leopold III、Friedrich Franz)、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註3)、薩克森選侯國王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Frederick Augustus I. Kurfürst von Sachsen)等人,經由報導與接觸,以中國皇帝為學習典範,主張由賢能主政者,開啟國家產業改革運動,建立國家國營產業系統,帶動整體生產體制的造國運動。

圖3 約明代1620至1640年〈青花瓷器皿〉,徑16公分,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圖/本刊資料室。

中國量產體系的見證人與工業技術007

1747至1749年於歐洲發表的銅刻版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肖像畫〉(圖4)描繪三位耶穌會傳士,中間湯若望與右邊南懷仁周圍皆圍繞著天文、地理、數學與技術使用的測量儀器,可見這些科學工具在傳教史與交流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啟蒙時代,東、西交流密集,經由歐洲傳教士、通商使者、探險家與科學家等人,把西方當時最先進的科學與技術知識介紹到中國;同時也把中國最新技術、生產經驗與實用科學帶回歐洲。其中,擁有紮實豐富學術訓練的耶穌會傳教士,更尤其成為東、西方技術與科學的傳遞大使。

圖4 18世紀〈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肖像畫〉,銅刻版畫。©Wikimedia Commons

從中國傳遞到歐洲的生產線圖譜,雖然呈現中國嚴格勞力分工與高度系統化的生產體系,但它們仍無法作為全面的技術指導手冊,對於更進一步的內部運轉機制,歐洲仍必須藉由第三者的見證來探查製造秘訣。因此,自16世紀末起,在中國傳教、擁有豐富經驗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探知秘訣的不二人選。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d’Entrecolles,1664-1741),長期居住景德鎮七年,因受到康熙皇帝欣賞及清廷官方關照,可以自由進出景德鎮當地大大小小陶瓷作坊,也逐漸熟悉作坊窯場內製造瓷器的各項程序與技術,並於報導中細膩闡述了生產線過程。1712年與1722年,他兩度將景德鎮探尋得來的瓷器製作細節及相關樣本寫成長信報告,寄回歐洲;部分資料更是來自對瓷業生產工坊中,中國天主教教徒的田調結果(註4)。在這兩份紀錄長信寄回歐洲期間(1712-1722),德意志地區薩克森選侯國王奧古斯都一世也在邁森(Meissen)建立了歐洲第一座瓷器廠。殷弘緒的多管道報導,被收錄在當代著名的《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中,後世論述甚至評價殷弘緒為「工業技術間諜」,可見其在歐洲瓷器製造資訊上的重大貢獻。

亞洲形塑現代歐洲:借鏡中國大規模生產經驗

17、18世紀明清時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市鎮,除了景德鎮的瓷業,還包括絲織品、版畫、掛毯、漆器、家具、屏風、壁紙、製茶等等。中國瓷器貿易大量生產的組織與模式,也促成17、18世紀世界國際市場的形成(註5);且其它出口商品,如絲綢、家具、漆器、壁飾、屏風等等,也都具備相同作用。

17、18世紀中國外銷瓷器總量估算約有幾億件以上(註6),其他外銷工藝品或商品數量同樣驚人。歐洲商人或執政者在看到這個驚人的數額與無限商機之餘,更想知道製造這些大量精美商品背後隱藏的重要秘訣與條件。在精湛的高超工藝技巧外,他們急切想要知道中國與亞洲地區大量生產的具體處方,包括大規模生產的經驗,嚴謹、有組織的生產體系及重要流程的來龍去脈。

18世紀,中國在各方面的工藝品、商品生產規模,都比當時其他地區、其他大洲(包括歐洲在內)更為高度系統化,具組織性與連續性。中國啟用大量的分工生產方式與系統組織,在17、18世紀是非常前衛性、革命性與現代化的概念,充滿了團隊有效率合作的智慧,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

此時期的中國製造工藝品,大部分已經實行勞動分工制度,例如模件化體系運作,工匠只要專精生產程序的某個部分,而匠師受到嚴格,甚至是嚴酷的專業訓練,整體工作制度相對完善嚴密。有案例顯示,因為生產要求非常嚴苛,導致工匠抗議,發生流血衝突。不管是官營或民營,勞動力的分層組織與管理都相對成熟、有效率、有紀律。

相對於傳統單一或家庭式工匠作坊生產方式,中國的官營或民營系統,皆有嚴格、清楚明確的勞動分工體系,更接近今日工廠生產與企業管理的概念(註7)。整體生產線的建立,需要多方面的條件配合,包括精確控制技術,強力組織力、悠久豐富的大規模生產經歷;重要的是,要將這些不同組織、不同體系融合一起,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組織力與創新力來統整與研發。

破解中國規模生產密碼

歐洲人急欲理解中國這套生產體系,嘗試經由不同管道,一步一步、一層一層地收集各類相關資訊,就像破解密碼一般,欲一道一道地解鎖這個東方大帝國的生產處方。

歐洲各國陸續成立主導世界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節錄)

(完整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76期〈中國風工藝品: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奏曲〉,作者張省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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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省卿( 2篇 )

輔仁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暨教授、德國柏林洪堡大學藝術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