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工藝品：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奏曲

Chinese Style Craftwork - Overtur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17、18世紀中國外銷瓷器總量估算約有幾億件以上，其他外銷工藝品或商品數量同樣驚人。歐洲商人或執政者在看到這個驚人的數額與無限商機之餘，更想知道製造這些大量精美商品背後隱藏的重要秘訣與條件。在精湛的高超工藝技巧外，他們急切想要知道中國與亞洲地區大量生產的具體處方，包括大規模生產的經驗，嚴謹、有組織的生產體系及重要流程的來龍去脈。

歐洲傳教士：亞洲生產技術的傳遞者

17、18世紀，歐洲基督傳教士來到亞洲，包括印度、東南亞、中國、臺灣，甚或抵達東北亞的日本、朝鮮等地，除了宗教傳教任務，他們也致力把整個古老遠東文明及當代東方最新資訊傳遞到歐洲。歐洲傳教士與通商使者、探險家等人，詳細分析介紹中國東南與沿海地區產業、亞洲東南亞貿易發展及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這些亞洲、遠東、東南亞的貿易與產業經驗，算是歐洲前工業革命時代的一個重要洗禮。

圖1 清《製瓷圖冊》，34.7×34.7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Public Domain

歐洲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傳教士及其它教團，所介紹的內容涵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製造產業結構、熱門外銷產品及實用技術，例如瓷器製造（圖1）、煅燒藝術、染料製造、玻璃畫（鏡畫，圖2）、養蠶造絲、漆料製造、冶金、造紙、印刷術、紡織、園藝、機械、建造技術、交通技術與城市規畫等等（註1）。對於產品生產製造過程、規格，也會以圖像或文字紀錄，報導給歐洲人，或者購買中國人製作的生產流程圖譜；其他報導還包括各類原料來源、開採等等。

圖2 清1755至1770年〈鏡畫〉，81×51.3公分，荷蘭國家博物館藏。©Rijksmuseum

中國技術與科學以實用為主體，這些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的生產與貿易經驗，經由傳教士、通商使者及學者們的報導傳入歐洲；而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貿易金額，也直接影響到歐洲當時開明君主的改革運動。此外，被美化的中國形象，直接、間接促成了歐洲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與工業化發展。

歐洲傳教士包括利瑪竇（Matteo Ricci）、鄧玉函（Johann Schreck）、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白晉（Joachim Bouvet）、殷弘緒（d’Entrecolles）、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艾啟蒙（Ignaz Sichelbarth）等人對中國的報導，以及在歐洲所引發的中國熱、中國風（Chinoiserie，註2），凸顯了東方文明大國在視覺圖像文化中所展現工藝藝術的多樣性、豐富性及高超技巧，這些中國製造的產品與產業項目（圖3），甚或其工藝製造的生產流程、組織結構等等，對歐洲人來說，都是前工業革命的重要洗禮。啟蒙時代開明君主的改革運動中，就有許多案例顯示歐洲君主，如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德意志地區安哈特．德紹（Anhalt-Dessau）侯王法蘭茲（Leopold III、Friedrich Franz）、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註3）、薩克森選侯國王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Frederick Augustus I. Kurfürst von Sachsen）等人，經由報導與接觸，以中國皇帝為學習典範，主張由賢能主政者，開啟國家產業改革運動，建立國家國營產業系統，帶動整體生產體制的造國運動。

圖3 約明代1620至1640年〈青花瓷器皿〉，徑16公分，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圖／本刊資料室。

中國量產體系的見證人與工業技術007

1747至1749年於歐洲發表的銅刻版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肖像畫〉（圖4）描繪三位耶穌會傳士，中間湯若望與右邊南懷仁周圍皆圍繞著天文、地理、數學與技術使用的測量儀器，可見這些科學工具在傳教史與交流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啟蒙時代，東、西交流密集，經由歐洲傳教士、通商使者、探險家與科學家等人，把西方當時最先進的科學與技術知識介紹到中國；同時也把中國最新技術、生產經驗與實用科學帶回歐洲。其中，擁有紮實豐富學術訓練的耶穌會傳教士，更尤其成為東、西方技術與科學的傳遞大使。

圖4　18世紀〈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肖像畫〉，銅刻版畫。©Wikimedia Commons

從中國傳遞到歐洲的生產線圖譜，雖然呈現中國嚴格勞力分工與高度系統化的生產體系，但它們仍無法作為全面的技術指導手冊，對於更進一步的內部運轉機制，歐洲仍必須藉由第三者的見證來探查製造秘訣。因此，自16世紀末起，在中國傳教、擁有豐富經驗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探知秘訣的不二人選。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d’Entrecolles，1664－1741），長期居住景德鎮七年，因受到康熙皇帝欣賞及清廷官方關照，可以自由進出景德鎮當地大大小小陶瓷作坊，也逐漸熟悉作坊窯場內製造瓷器的各項程序與技術，並於報導中細膩闡述了生產線過程。1712年與1722年，他兩度將景德鎮探尋得來的瓷器製作細節及相關樣本寫成長信報告，寄回歐洲；部分資料更是來自對瓷業生產工坊中，中國天主教教徒的田調結果（註4）。在這兩份紀錄長信寄回歐洲期間（1712－1722），德意志地區薩克森選侯國王奧古斯都一世也在邁森（Meissen）建立了歐洲第一座瓷器廠。殷弘緒的多管道報導，被收錄在當代著名的《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中，後世論述甚至評價殷弘緒為「工業技術間諜」，可見其在歐洲瓷器製造資訊上的重大貢獻。

亞洲形塑現代歐洲：借鏡中國大規模生產經驗

17、18世紀明清時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市鎮，除了景德鎮的瓷業，還包括絲織品、版畫、掛毯、漆器、家具、屏風、壁紙、製茶等等。中國瓷器貿易大量生產的組織與模式，也促成17、18世紀世界國際市場的形成（註5）；且其它出口商品，如絲綢、家具、漆器、壁飾、屏風等等，也都具備相同作用。

17、18世紀中國外銷瓷器總量估算約有幾億件以上（註6），其他外銷工藝品或商品數量同樣驚人。歐洲商人或執政者在看到這個驚人的數額與無限商機之餘，更想知道製造這些大量精美商品背後隱藏的重要秘訣與條件。在精湛的高超工藝技巧外，他們急切想要知道中國與亞洲地區大量生產的具體處方，包括大規模生產的經驗，嚴謹、有組織的生產體系及重要流程的來龍去脈。

18世紀，中國在各方面的工藝品、商品生產規模，都比當時其他地區、其他大洲（包括歐洲在內）更為高度系統化，具組織性與連續性。中國啟用大量的分工生產方式與系統組織，在17、18世紀是非常前衛性、革命性與現代化的概念，充滿了團隊有效率合作的智慧，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

此時期的中國製造工藝品，大部分已經實行勞動分工制度，例如模件化體系運作，工匠只要專精生產程序的某個部分，而匠師受到嚴格，甚至是嚴酷的專業訓練，整體工作制度相對完善嚴密。有案例顯示，因為生產要求非常嚴苛，導致工匠抗議，發生流血衝突。不管是官營或民營，勞動力的分層組織與管理都相對成熟、有效率、有紀律。

相對於傳統單一或家庭式工匠作坊生產方式，中國的官營或民營系統，皆有嚴格、清楚明確的勞動分工體系，更接近今日工廠生產與企業管理的概念（註7）。整體生產線的建立，需要多方面的條件配合，包括精確控制技術，強力組織力、悠久豐富的大規模生產經歷；重要的是，要將這些不同組織、不同體系融合一起，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組織力與創新力來統整與研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