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的街頭,紅色、綠色以及燈飾成為最常見的風景。無論是否是教徒,「聖誕節」在當代已經是12月生活的一部分。孩子們期待著聖誕禮物,情人們則心繫著一頓浪漫的燭光晚餐。若是一名晚清的上海民眾穿越至現代,想必會十分驚訝西方宗教居然與生活融合地如此自然。
清代的海禁在鴉片戰爭後被強行打開了,教會勢力也隨之進入中國,並於上海扎根。教會不僅帶入了信仰,連帶地將西方文化與藝術一併帶入中國,像是孤兒院以及藝術學校。
土山灣圖畫部,又稱為土山灣畫館,是上海西畫印象的來源之一。由於土山灣圖畫部與孤兒院比鄰,因此圖畫部過去被認為是為教導孤兒謀生技能而建立。事實上,畫館與孤兒院,其實是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線,直至1864年,才於土山灣匯而為一。
傳教士帶來的西洋藝術啟蒙
1847年,教會決定在徐光啓的出生地,也就是今徐家匯營建耶穌會修院。1851年,耶穌會修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主持建立了聖.依納爵堂,即徐家匯老堂,並在教堂院內的西南角開設工作室。范廷佐為西班牙人,出生於西班牙巴賽隆納的藝術世家,父親曾經參加裝修艾斯柯里亞王宮的著名雕塑家。范廷佐在雕塑、裝飾畫上有較高造詣,他來到中國後,即在徐家匯的耶穌會中國總部任職,負責設計教堂。范廷佐除了設計董家渡和徐家匯教堂(老堂),也繪製、雕塑聖像,至今仍可以在徐家匯藏書樓的閱覽室中看到范廷佐所製作的〈耶穌會的聖人與真福〉(木雕作品)以及〈依納爵臨終圖〉(泥雕作品)。他的工作室在1852年轉型成為類似進修教室的藝術學校(L’École de Beaux-Arts),招收中國學徒學習油畫、雕塑的技巧,同時身兼范廷佐的助手。范廷佐英年早逝,僅39歲(1856)便因病離世,而藝術學校則交給了馬義谷神父(Nicolas Massa,1815-1876)。

西方傳教士創辦美術學校最主要的目的仍是為了傳教。自1841至1846年,隨著教會勢力的擴張,天主教堂的興建不只於上海,在中國全國都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隨之而來的是宗教飾品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宗教人物畫。雖然西方傳教士可以由母國捎帶、郵寄,但不僅耗時久,也可能花費更多金錢,而且無法滿足龐大的數量需求。
1858年,教會發出請求,希望有一名懂油畫、雕塑及素描的傳教士前往中國上海任職。此時范廷佐神父已過世、馬義谷神父事務繁重且藝術技能較弱,且由於美術學校並無章程,幾年下來,中國學徒們仍無法獨立創作。教會於是派遣出身法國的艾而梅神父(Faustin Laimé,1825-1864)前來上海,在學習了一段時間的中文後,艾而梅神父便肩負起美術技藝教學的重任。
相較於幾位前輩,艾而梅神父的藝術功底極強,教會對他寄予厚望。在范廷佐神父及馬義谷神父的帶領下,僅有一位中國學生陸伯都勉強可以進行油畫,人才的培育遠遠不及教堂的需求與教會的期待。艾而梅神父上任後,將課程安排設計得如同專業的美術學院,重視紮實的基本功,除了畫藝外還要求學生學習透視學與解剖學。在他美好的願景中,如此訓練出來的中國學生,將會成為中國最好的藝術家。
可惜艾而梅神父忽略了,中國學生學習西方美術技法的出發點終究不是為了成為藝術家,他們更想快速地習得一門技能,用以交換報酬。在艾而梅神父的堅持下,中國學生對於枯燥的基礎課程感到不耐煩,師生間的矛盾激化,最終不得不由教會出面,指派艾而梅神父擔任別項任務,不再負責教授事宜。
孤兒院的成立與技職訓練
讓時間再回到1840年代。當時的巴黎,已有「聖嬰善會」協助沒有信仰的孩子接觸信仰;當傳教士1842年抵達上海後,面對上海及周邊地區大量的棄嬰,他們便開始資助、收養孤兒們。由於個人的力量太過微小,因此傳教士們開始建立教區提供的大型機構來收容這些孤兒。1849年,江南大水災,而後幾年飢荒、太平天國之亂同時爆發,民不聊生,大量難民流離失所,孤兒院的興建似乎成為必要舉措。

上海地區孤兒院並非是單一的機構,而是在時間的流變下逐步化零為整。最初開辦的是青浦縣的孤兒院,但在創辦神父柏葆祿去世後,原有的院童被教會家庭收養,無處可去的院童則被併入橫塘院所。直至1850年,橫塘的孤兒們又遷移至蔡家灣,蔡家灣孤兒院(今為蔡家灣玫瑰聖母堂)才可以稱作是較為完善、且由教會支持的正式孤兒院。
1851年,夏顯德神父(Franciscus Giaquito)接任了蔡家灣孤兒院院長職務,他一改過去孤兒院僅提供衣食住所直至特定年齡(通常是20歲)便撒手不管的作法,改以技藝教學,讓孤兒們習得一技之長,得以在成年後賴以維生。夏顯德神父教授孤兒們製衣、木工、製鞋及印書等實用技藝,此舉獲得教會支持,也讓夏顯德神父在社會上小有名氣。當時參觀蔡家灣孤兒院的法國訪問者留下了他的感想:「我看到那些聰明又安靜的人們在守紀律而輕鬆地工作著,13到14歲的孩子們指導著他們的小同事們……這難道不是件美妙的事嗎?」
遷址土山灣──孤兒院和畫院合併
時局動盪不安,原先位於蔡家灣的育嬰堂被太平天國燒毀、掌院教士遇害,育嬰堂遷至董家渡。後又由於收容的兒童數量日漸增多,加上傷寒肆虐,不僅是兒童染病,夏顯德神父也因傷寒逝世。據土山灣檔案所記,1864年7月開始,土山灣建造了現在的孤兒院,而該年11月,原先暫居於董家渡的兒童們入住新址。

據統計,截至1934年間,土山灣孤兒館已經收養了2000餘名孤兒,如何解決孤兒院當下的花費以及院童未來的生計,是孤兒院的難題。即便於1864年起教會連續數年提供每年高達23萬法郎的經費,依舊很難維持孤兒院的開銷以及支持兒童們離開孤兒院後的生活。過去夏顯德神父教授孤兒們一技之長的作法再度應用於此,甚至還多了雕刻、鍍金、油漆及繪畫─這些技藝其實源於范廷佐神父所創建的藝術學校。此時藝術學校已非艾而梅神父主持,而是由范廷佐神父的學生陸伯都(1836-1880)主理。當時,土山灣印書館的主任翁壽祺,向陸伯都提出將藝術學校遷入土山灣,同時協助印書館的事務。得到教會上級同意後,藝術學校遷入土山灣,稱為圖畫部,也就是今人所習稱的土山灣畫館(以下簡稱畫館)。……(節錄)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張偉、張曉《土山灣:中國近代文明的搖籃》,臺北市:秀威資料科技,2012。
史式徽《土山灣孤兒院歷史與現狀》,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14。
黃樹林〈土山灣─中國西洋畫搖籃之緣由〉,《上海工藝美術》。
劉必振繪《道原精萃》之一幅,畫中以甲乙丙丁標示並說明人物。
(完整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75期〈清末上海西畫的搖籃 ——土山灣畫館的創建因緣〉,作者方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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