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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古玩圖〉:清宮藝術品的前世與今生

再探〈古玩圖〉:清宮藝術品的前世與今生

Reexploring “Picture of Ancient Playthings” – The Past and Present Lives of Qing Imperial Artworks

日前筆者曾有機會與館內同事資深策展人暨研究員張弘星一同對V&A卷進行上手觀察,找出了關於此畫物質性的有趣特徵,且是過往從未被討論過或發現到的觀點。透過仔細的視覺分析後,可以表明V&A卷是由各個單獨紙張黏貼而成,每張約長130公分,即4尺。這些單獨紙張被依序黏貼並裝裱於絲綢織錦上,形成我們現在見到的卷軸模樣。整幅V&A卷是由17張畫紙組成,總長約有2295公分......

前言

〈古玩圖〉是清宮繪畫中極為精美、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品佳作。現今存世共有兩卷,一件收藏於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簡稱為BM卷,圖1),另一件則歸存在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為V&A卷,圖2)。當展開兩幅超過20公尺的長卷時,來自清宮內府收藏多達250件製作精美、設計出色的各類文物,遂一呈現出來。

圖1 BM卷〈古玩圖〉局部,62.5×約2000公分,大維德爵士中國藝術基金會,大英博物館藏。©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2 V&A卷〈古玩圖〉局部,64×2295公分,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

新石器時代玉器、商周青銅器、源自知名窯場的宋、明、清等各代陶瓷器,以及瑪瑙、玻璃、竹器、珊瑚,或是V&A卷上出現的漆製展示櫥櫃,以及BM卷結尾中的一張空位御座,無不顯示清宮收藏的充裕與富足。這套繪畫作品的精湛品質,裝裱所用的細膩絲綢織錦,加上八寶紋飾緞帶末端配上精雕細琢的象牙別子,以及其特殊並少見的畫幅長度,種種證據皆表明,這兩幅作品皆出自宮廷畫坊,且是18世紀皇家的高峰之作。

兩幅卷軸的包首錦上都附有簽條,紀年為雍正年間,在BM卷上為雍正六年(1728)(圖3),V&A卷則為雍正七年(1729)(圖4)。〈古玩圖〉之名亦是出自簽條題記。

左 圖3 BM卷包首錦上的簽條,紀年為1728年。©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右 圖4 V&A卷包首錦上的簽條,紀年為1729年。©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

有鑑於這兩幅卷軸的巨幅規模、精緻的繪畫品相以及高品質裝裱,畫幅中沒有任何文字題記與印章─無論是在天頭、引首或拖尾部分,是頗為不尋常的情況。此外,所有文物都被繪製在空白背景上,彷彿漂浮於空中一般,且當中沒有明顯順序,未以物品種類、年代或實際功能來進行排列。因此,儘管學者們被兩幅畫卷所描繪的文物吸引,但對於它們的目的與功用卻感到困惑。現今一般的說法是,這是一份視覺記錄清單,可能與特定宮殿的內部陳設有所相關。

然而,對此論說比較顯著的疑義是,通常在目錄或清單中,都會使用文字、款識與標題等方式,來幫助快速檢索物品的所在位置。但是在這兩幅畫卷中,卻沒有出現任何題記、背景說明與脈絡解釋,導致它們並不適用於定位與提取文物。更何況考慮到兩幅作品高約64公分、超過20公尺長的巨幅規模,也實在不適合作為隨手便利的參照對象。

因此,問題便是這類畫卷在欣賞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用途?我們是否可以假設這類畫卷是作為紀念之用而被委託製作,並可與相近規模的其他作品相互比較?還是我們為了嘗試替橫卷中所繪文物,想要找到一個連貫性、整體性的敘述模式而受到誤導了呢?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在此提出一個新的見解,認為〈古玩圖〉是清宮藝術品再利用的一個案例,為清代皇陵之祭祖、奉祀所用。以下筆者將著重討論兩個面向,第一是物質性,第二為流傳史。

物質性

日前筆者曾有機會與館內同事資深策展人暨研究員張弘星一同對V&A卷進行上手觀察,找出了關於此畫物質性的有趣特徵,且是過往從未被討論過或發現到的觀點。透過仔細的視覺分析後,可以表明V&A卷是由各個單獨紙張黏貼而成,每張約長130公分,即4尺(圖5)。這些單獨紙張被依序黏貼並裝裱於絲綢織錦上,形成我們現在見到的卷軸模樣(註1)。整幅V&A卷是由17張畫紙組成,總長約有2295公分。

圖5 V&A卷〈古玩圖〉首段黏接示意圖,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圖/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此類巨幅卷軸由單獨紙張黏貼構成,乍看之下似乎並不特別值得注意。畢竟,大多數的紙本畫作,都是由單獨紙張構成,其尺幅乃取決於生產它們的紙漿箱盒大小。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雖然這些畫紙上的內容看似各有設計,但實際上每張畫紙卻顯示出某一種特殊的節奏或樣式。這些紙張被設計成具有重複出現的圖案或圖像,表明它們可能在是一系列的製作流程中所完成的(並且可能是被大量製作的),因此,完成這些作品需要數個工匠分工進行,各自負責這些紙張內的部分構件。

關於V&A卷的第一部分,是由10張畫紙組成(圖6)。其中,前6張的內容整體布置相似,起始處右下方都有古青銅器,然後是畫面中下方皆有懸掛於木座之上的玉器,最後在紙張結尾左下方出現的則是精美瓷器。在此框架下,畫中其他較小的文物就被置於這三個「錨點」之間。接下來的另3張畫紙,其內容布置大抵遵循之前的模式,雖然有些物件出現在「不適當」的位置,例如第8張的青銅器。但總體而言,前9張畫紙的構圖與布置規則是連貫的,它們依循類似節奏或圖像,以青銅器、玉器與陶瓷為主,分別置於畫面右下、中央與左方之處,它們的繪畫風格與物件尺寸也彼此相應。而在第10張畫紙上(圖7),則繪製了9件展示櫥櫃,包含上排4件高櫥,下排5件低櫃,相當於現代的邊櫃形式,它們可能是與前9張內容所示之物件相關的展示櫥櫃。

圖6 V&A卷〈古玩圖〉第1至第9張畫紙,順序為右上到左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圖/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圖7 V&A卷〈古玩圖〉第10張畫紙,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圖/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至於本卷的第二部分,則是由另外7張畫紙組成,其中前6張的內容描繪各類文物(圖8),最後一張再次繪製展示櫥櫃(圖9)。從構圖布置上來說,本組畫紙的內容也遵循某一重複樣式,只不過每張畫紙改為依據位於中央的精美玉器來進行安排。其他各個大小不一的物件,則分布於其四周。與上述第一組畫紙內容相比,V&A卷第二部分中所出現的文物,都被描繪的較小且彼此位置相近,所以每張紙上容納了更多作品,譬如在第1到第9張中,每張畫面上約出現12至17件的物品,而第11到第16張中,則各自包含20至25件的物品。比較第1至3張(見圖6)與第14至16張(見圖8)的段落可以發現,後者中大型的青銅器和陶瓷明顯消失了,轉而被迷你的玉器、青銅器和玻璃或瑪瑙器取代。後者在畫面上看起來更加壅擠,因為在同樣長度的紙張上繪製了更多的物品於其上。

圖8 V&A卷〈古玩圖〉第11至第16張畫紙,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圖/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圖9 V&A卷〈古玩圖〉第17張畫紙,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圖/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最後,在全卷的最後一張紙上,即第17張畫紙,則再次描繪展示櫥櫃:共計有6個三聯櫃,大多都是開放式的隔離層架,還有一些以戧金裝飾的黑紅雙色漆製抽屜,可能與之前6張畫紙中出現的文物有所相關。

由此,我們可以從畫中的物質特徵得到兩點結論:第一,各畫紙內容布置是被單獨設計出來的,其遵循一套內部節奏,而非顧及全卷整體構圖或主題。第二,這些畫紙的內容布置,是按照某一模式之設計流程而被製作的,其涵蓋涉及勞力分工,需要多位畫師同時連續作業來加以完成。

在仔細探索V&A卷的物質特徵後,我們確定本畫是由各單獨紙張組成。所以,它可能不是被設計成一件連貫完整、宏大、且具有紀念意義的敘述式卷軸。但是,關於本卷製作用途的問題仍然存在著。這些描繪古物的單獨紙張,本是為了什麼而被設計出來的呢?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V&A與BM兩卷中描繪文物的畫紙,原本都是為了宮廷廳室的牆面裝飾之用。近期在紫禁城養心殿長春書屋中發現的木製板牆部件(圖10),便有助於具現化這種想法。研究中發現的隔牆是以楠木製成的雙層板牆,內層為平板,外層則是板上開光古玩物件的各類形狀,包括瓶形、花瓣形、方形與圓形等等。這些空……(節錄)

圖10 紫禁城養心殿長春書屋中的古玩牆。

註釋:

註1 宣紙的原始長度約130公分,相於當於4尺。「尺」為中國傳統使用的計量單位,可相較於英呎。用於繪畫的紙張中,最常見的長度為3尺,即約100公分,但藝術家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和手邊物料,把紙張裁切成不同尺寸。在皇室宮廷裡,要得到巨幅紙張並非難事,因為皇帝擁有更多資源來生產最精緻高檔的製作材料,包括宣紙。詳情參閱Schmitt的著作《La Medicine de l’Art》。

(完整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73期〈再探〈古玩圖〉──清宮藝術品的前世與今生〉,作者瑞琦(Ricarda Brosch,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東亞部助理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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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琦( 1篇 )

Ricarda Brosch,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東亞部助理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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