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裡的手術室（operating room）又名手術戲院（operating theatre），這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訓練，需要示範與「觀」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過往普羅大眾常視開刀或解剖為值得買票入場「觀」賞的奇景。16世紀後，歐洲許多大城市更出現專門的解剖戲院（anatomical theatre），中央為手術台，周圍則有階梯教室型的看台，方便居高臨下俯望。解剖只能在冬季天冷時進行，荷蘭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及台夫特市醫生行會的解剖戲院，為了物盡其用，在其他時間還兼作博物館，以滿足觀者永無靨足的獵奇之心。萊登大學的收藏尤其遠近馳名，館內展示大量人體及動物骨骸、日本茶壺、中國書卷等珍奇之物，設有導覽人員，並出售以拉丁文、荷蘭文、英文、法文四種語言印就的展場圖錄，頗具規模。
萊登的解剖戲院曾涵容解剖室和博物館兩種機能。Willem Isaacsz. van Swanenburg，《萊登解剖戲院》（The Anatomical Theatre of Leiden University），1610，荷蘭國家博物館典藏。（Public domain）
17世紀時，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仍有市立解剖師一職，一年可以公開解剖一次，著名的《杜爾醫生的解剖學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1632）取市立解剖師杜爾的授課為背景，繪者是年方26、在首都初試啼聲的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這其實是一張由阿姆斯特丹外科醫生行會所委託創作的群像畫，外科醫生必須付費才能入畫，所以真正在杜爾醫師講解時操刀的主刀者及為數眾多的購票旁觀者，都沒有出鏡。但林布蘭的筆觸仍力求真實，屍體手臂肌肉群的表現也有解剖學教科書般的細緻，構圖及光影都很精彩，列名美國藝術史上最重要作品之一的《葛羅斯醫生的臨床敎學》（The Gross Clinic，1875）就是參考此作繪製而成。
《杜爾醫生的解剖學課》畫中人物衣著其實大有講究。眾人頸間的拉夫領（ruff），做工繁複，造價昂貴，象徵穿戴者有一定的身分地位（林布蘭，《杜爾醫生的解剖學課》，油彩、畫布，216.5×169.5cm，1632年，泰瑞莫斯皇家美術館典藏。（Public domain）
《葛羅斯醫生的臨床敎學》由湯瑪斯．艾金斯（Thomas Eakins）完成於1875年，畫中費城名醫山繆．葛羅斯（Samuel Gross）正指揮醫療小組治療腿骨受感染的患者，長椅上坐滿全神貫注的學生，艾金斯本人也在座上，似乎忙於速寫。葛羅斯身穿有天鵝絨領的西裝，其餘眾人則著不顯血跡髒污的暗色系日常便服，患者腳上的黑襪也清晰可見，葛羅斯後側的患者母親，以手遮臉，不敢直視眼前景象，情緒滿溢，堪稱美國寫實主義繪畫的重要里程碑。艾金斯本來希望以此作品參展美國獨立百週年世界博覽會，不過因為畫面太過血腥，不幸落選。
在沒有殺菌處理概念的年代，醫療團隊會便裝上陣。湯瑪斯·艾金斯，《葛羅斯醫生的臨床敎學》，油彩、畫布，240x200cm，1875，費城美術館與賓州美術學院聯合典藏。（Public domain）
手術團隊和患者沒有特地更衣換裝，的確是當時手術室的寫照。即使匈牙利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已經發現婦科醫生在問診檢驗前先用次氯酸鈣洗手，可以大幅減少產婦產褥熱的發生，但醫界對細菌仍一無所知，也無法接受滅菌處理和手術成敗有密切關係一說。一直要到微生物學先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無菌術首創人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醫生的倡導，徹底清潔雙手及器械、避免細菌傳播導致傷口感染的作法才在醫院落實，從而順利降低患者術後罹病率及死亡率。李斯特因為堅持他一貫先行以石炭酸殺菌的程序，曾不小心在為維多利亞女王醫治膿瘡時，將消毒劑噴到女王臉上。他在晚年時，常開玩笑自稱是唯一一個敢對女王揮刀還全身而退的人。
《葛羅斯醫生的臨床敎學》雖然沒有為艾金斯帶來預期的成功，但艾金斯的肖像畫家地位仍不容質疑。1889年賓州大學醫學院學生為了歡送解剖學及外科教授大衛．阿格紐（David Hayes Agnew）榮退，合力委請艾金斯創作《阿格紐醫生的臨床敎學》 （The Agnew Clinic，1889），以資紀念。和《杜爾醫生的解剖學課》一樣，這也是一張層次分明的「團體照」：畫中共有三屆以上的醫學系學生，阿格紐教授手握手術刀，站在左側前景，右側三位醫生分別忙於麻醉、包紮和測量脈搏。醫院沒有男女授受不親的禁忌，然而接受乳房切除術的女患者，在整室男學生注視下的主題，還是引起保守社會的側目。不過患者身上的無菌包布、現場醫生護士的白袍及手術檯旁有蓋盒內的乾淨手術刀，卻也真切的顯示了醫藥衛生習慣在過去十餘年所歷經的重大變革。大量的白色使得這張巨畫看起來分外明亮，也充分透露出醫界對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發展的肯定。
手術室工作服的出現是為了阻絕醫護人員帶菌傳播，也是為了避免醫護人員暴露於噴濺或接觸的風險。湯瑪斯．艾金斯《阿格紐醫生的臨床敎學》，油彩、畫布，214x300cm，1889，賓州大學典藏。（Public domain）
手術室人員在穿上手術服後，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再陸續戴上手術帽、口罩和手套，即所謂醫護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的四大基本要件，務求降低病人和自身因接觸而暴露於感染性物質的風險。與此同時，德國醫生古斯塔夫．紐柏（Gustav Adolf Neuber）所推廣的無菌手術室設置也日漸普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艾金斯兩張畫作共數十人的群像中，唯一出現的女性醫護人員只有護士瑪莉．克萊默（Mary Clymer）一人。年輕的克萊默是賓州大學護校首批學生，也是費城第一位受過訓練的開刀房護士，她冷靜的目光和挺直的身影，縱使單獨抽離也非常引人注目。事實上，自19世紀中期起，歐美醫護招生體系已逐步開放，女性正努力成為醫療的中堅份子。一次大戰時，位於倫敦的恩德街軍醫院（Endell Street Military Hospital）更是英國獨一無二，從醫生、護士、司機到工友，全為女生的女子軍醫院。女醫生無法取得軍階，但她們一天高達20台刀的效率，絕對不遜於男性同儕。從此醫護人員得以治病救人的專業身分進入公眾視線，手術服／防護衣、手術帽、口罩和手套武裝下的己身性別漸漸不再成為養成和執業時的議題。
英國一戰官方藝術家法蘭西斯．陶德（Francis Dodd）的速寫，捕捉了恩德街軍醫院全副武裝的女性醫護人員工作神韻。法蘭西斯．陶德，《倫敦恩德街軍醫院的闌尾炎手術》（An Operation for Appendicitis at the Military Hospital, Endell Street, London），粉彩、畫紙，30.6×26.5cm，1920。（By 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此次來的又猛又快的新冠肺炎，意外的讓醫護個人防護裝備的供給狀況成為各國頭條新聞。後勤系統補貨不及的國家甚至不得不要求醫護人員反覆使用一次性口罩，或以雨衣暫代防護衣。因為文物保存也會面臨灰塵、細菌或黴菌的威脅，文保人員通常囤有持拿、檢測文物所需的口罩或手套，所以由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發起的博物館捐送個人防護裝備到醫療前線的活動，很快獲得廣大回響，包括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美國古根漢美術館（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等館舍都在兵荒馬亂時，及時打包捐出手邊的物資。解剖室和博物館「共構」的年代早已遠逝，但無論在哪一個時空，我們得以專心一致的保護物件，始終是因為有人專心一致的保護我們。
審定：李建智，臺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義大利波隆納大學的解剖戲院現在是著名的參觀景點。（黃心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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