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本刊資料室）
2018年11月中旬，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院長陳其南在立法院表示為進行「新故宮計畫」，故宮北院預計自2020年局部或全面閉館整修，並將部分文物遷至南院陳列。此移展之舉為故宮1965年台北復院後首見，又因適逢縣市長選舉，媒體在解讀上多少帶有政治聯想。不過博物館因為功能增加、典藏品成長、設備汰換等事由，的確偶有大興土木之需。姑且不提藍綠政客、選民對故宮的各自期待，究竟在專業上，博物館閉館或移展的實質考量為何？故宮在推動「新故宮計畫」時，除了硬體的改頭換面之外，又有什麼應該關注之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在立法院表示為進行「新故宮計畫」。（本刊資料室）
博物館是重要的社會教育機構，也多為旅遊指南上名列前茅的必訪之地，擴建整修無論對觀眾服務或地方經濟，都會造成很大衝擊，不是等閒之事，所以在擘劃時，一般都以減少干擾的局部開放為首選。如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在2017年宣布的十年規畫，就是在不影響參觀品質的前提下，採逐間展廳關閉的方式施行。又如喧騰十年的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翻修，雖然全館外牆都在鷹架覆蓋之下，但館方還是設法在建物側翼挪出一個空間作為臨時展覽場域，展示《夜巡》（The Night Watch）等數百件典藏精品，事實證明遊客對於必訪之地的説法，果然十分買單。在整建前，博物館的年參觀人數約在90萬到130萬之間，整建期也有80萬到110萬的成績。直到2013年，因為開幕佈展需要移動作品，博物館才真正閉館了三週。
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門票。（黃心蓉提供）
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的翻修期間，另闢空間展示《夜巡圖》（The Night Watch）。（黃心蓉提供）
如果施工範圍真的太大，基於保護館藏及人員安全，休館真的是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時，博物館通常也會推出各式館外或線上活動，持續實踐服務大眾的使命。如去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因多項修繕作業，暫停開放，仍將台北美術獎移師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同時也有專業導覽人員前進國小校園執行「藝術不在家」的賞析與創作課程；舊金山現代美術館（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休館時的數位行銷方案，更是一舉奪下美國博物館協會所頒發的兩項謬思獎（Muse Award）。當然，在館外或線上的活動還可以包括藏品的巡迴展，如荷蘭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因為更換窗戶及溫濕控制系統，屋內必須淨空，美術館選擇在同市的海牙市立美術館（Gemeentemuseum Den Haag）陳列100件藏品，鎮館之寶《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及《金翅雀》（The Goldfinch）則借予日本、美國及義大利的美術館，一方面滿足藝術愛好者，另一方面也能收取借展費。巴黎橘園美術館（Musée de l'Orangerie）在修葺時也曾將聞名遐邇的印象派收藏送往國外展出，但是館內牆上八幅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的巨型睡蓮，無法拆卸，只能在畫作外面加裝強化保固的保護盒，盡量提供穩定的環境。橘園在挖深地基時遇到遺址，進度延宕，漫長的工期當中，每逢保護盒上的警鈴響起，工作人員無不戰戰兢兢停下手邊工作，唯恐震動造成對國寶的傷害。
2018年台北市立美術館亦因多項修繕作業暫停開放，期間並完成多階段的逐步開放，以及館外活動。（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畢卡索博物館（Musee Picasso Paris）展品。（黃心蓉提供）
不過整修工程進度延宕的案例，其實並不罕見。巴黎的畢卡索博物館（Musee Picasso Paris）原本預估為期兩年的擴增，因為內外各種爭議，最後花了五年完成，即使此段期間內巡迴世界的帕布洛．畢卡索（Pablo Picasso）作品為博物館帶來可觀的收入，開幕日期的一再更改還是讓外界錯愕。至於荷蘭國立博物館的翻修，更是狀況百出。由於只有一間公司投標，館方和投標公司又無法就承作金額達成共識，博物館決定將工程分拆為許多項目，交由不同公司施作，隨後而來的協調整合，卻是曠日廢時。此外，從屋頂發現可能會造成公共危險的石棉瓦，到阿姆斯特丹單車族對腳踏車道位置不滿的抗議等種種意外之事，也使得工期不斷展延，預算更追加至原訂的三倍，才告竣工。
巴黎橘園美術館（Musée de l’Orangerie）。（攝影／沈昱廷）
承上所述，既然博物館界對類似的情況，已經有架構清楚的處理脈絡，故宮博物院文物南漂的議題，也就應該暫時摒除政治雜訊，循線思考。按照博物館學一動不如一靜的慣例，首先館方必定會就物理條件評估原址局部開放的可行性。如果因落塵、工安、震盪等因素，不宜繼續就地展示，接下來才會研究完全閉館或往外發展的後續。不過故宮文物身分特殊，出訪僅限於已通過司法免扣押條款的國家，加上國際借展協商動輒經年，未來三年中，海外曝光機會大概很有限。也就是說，故宮南院或國內其它安全規格符合的博物館，確實有爭取的可能，但故宮必需提出精密的宣傳及交通配套措施，方便觀眾群中佔極高比例的外國遊客造訪，大費周章另覓展場的努力才會有意義。
巴黎橘園美術館（Musée de l’Orangerie）館內重要典藏品為牆上八幅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的巨型睡蓮。（攝影／沈昱廷）
台灣研考制度繁瑣，然而工地現場畢竟充滿變數，總是存在工期耽誤的隱憂。不過，故宮當以荷蘭國立博物館為鑒，與其說是管控進度的掌握，不如說是重新出發的心態。在看似無限延長的翻新過程背後，荷蘭國立博物館也一併策劃了新的行銷策略、設計了新的視覺識別系統，如根據館內最受歡迎畫作楊．維梅爾（Jan Vermeer）《倒牛奶的侍女》（The Milkmaid）所發展的色彩企畫。有了這些準備，加上新的展示內容及自我期許，博物館於2013年由女王重新揭幕後，就猶如開外掛般表現傑出，創下四年1,000萬名訪客的紀錄。故宮在三年整頓大業後，也很快會迎來2025年的百年慶典，台灣最具指標性的博物館又將以怎樣恢弘的氣象及野心來開展下一個百年，相信應是故宮在閉關時最迫切需要面對的課題。
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以楊．維梅爾（Jan Vermeer）《倒牛奶的侍女》（The Milkmaid）發展出一套色彩企畫。（黃心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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