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日益引起關注的命題：當文化輿論演變

《生態藝術：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

災難性場景的大量出現確認了生態放鬆管制日益增長的觀察，這是一個跡象：「綠色」蠕蟲已在技術工業社會的果實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必須強調的是，直到1990年代，這種跡象仍然存在，並且仍然存在許多娛樂性主題（對世界末日的想法感到不安）。換句話說，這是娛樂的機會，這是黃金三十年時期所產生的對新休閒社會的熱情。它對環境的積極（社會）參與有什麼影響？

大約在1970 年代，生態命題開始越來越佔據媒體的版面，特別是顯而易見的，由人為污染所引起的沮喪和厭惡。人們對核電安全存有疑慮（1979 年在美國賓州的三里島核能發電廠發生事故）、浮油（1967 年在索林格斯群島〔Sorlingues〕的托里峽谷油輪〔Torrey Canyon〕下沉）、塑料侵害、化學污泥和有毒煙霧（「煙霧」〔smog〕）（註1）；1984 年在博帕爾〔Bhopal〕的陶氏〔Dow〕化學化工廠爆炸），除道路交通擁堵外，汽車廢料的擴散也使得人們對發達社會的工業園區越來越存疑。

對自然和公共衛生的蔑視，對生產主義的狂熱，瘋狂地追求利潤：從工業革命繼承下來的大工廠現在受到輿論的關注。過度消費的至上地位開始動搖，這是不負責任和對環境不屑一顧的載體，它的信譽掃地，即使難以使人信服的遊說團體都堅決反對。伴隨著1973 年和1979 年石油危機（使石油價格翻了兩倍）的核電增長，加速了此一觀點的到來，這並沒有讓人放心：使用鈾元素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料如何處理、儲存？如何進行重新處理？技術萬能和過度消費的社會模式產生動搖了。與其他更加生態友好的生活模式相競爭。最激進的是嬉皮所啟發的回歸土地文化。最思慮純熟的所謂的「生態」模型，深刻地思考了和諧社會，包括與自然元素關係的各個面向。在不忘現實的情況下，除了意識形態之外，還以具體方式倡導在日常中尊重自然生態環境的實踐：選擇性分類、回收和再利用、拒絕浪費、倡導生態責任。

沃恩．貝爾，《鄉村綠色》（Village Green），2008 年⋯⋯（「個人生物圈」 Personal Biospheres 系列），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丙烯酸、各種材料、植物、苔蘚、土壤、水分擴散劑。攝影：凱文．肯尼菲克（Kevin Kennefick）。由藝術家提供。（典藏藝術出版提供）

投入（社會）參與

當然，這些新興模式只佔少數。它們在社會邊緣或周邊外圍發展。此外，它們的影響範圍主要限於西方。它們所強調的主張和生活實踐，卻很快強加了以下證據：要以這種反生態的方式繼續全速前進，而又不改變生活和消費方式是不可能的，至少「永生永世」都是不可能的。負面的生態演變意味著改變對環境的行為，對此的任何疏忽都是罪魁禍首。

漫畫家吉貝（Gébé）自1970 年開始，在《查理月刊》（Charlie Mensuel）雜誌上連載出版的漫畫《元年》（L’An 01）（之後在1972 年發行漫畫集），即以幽默和才華表達了這一觀點。此外，並暗示烏托邦是可能的：這種觀點正在年輕世代中（左派、和平主義者、有組織的反核運動）散佈著。應該怎麼辦？吉貝在《元年》中問道。答案是：「我們停止一切，我們思考，但這並不悲傷。」以冷靜的態度，拒絕資產階級的生活，放棄積累貨品的原則，在戶外生活和分享：這些是受原始共產主義，重新開始的信條和新形式生活的基礎所啟發的論點。「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同時是藝術領域的馬里奧．梅爾茲（Mario Merz）所處理關注的命題。《應該怎麼辦？》（Che Fare?，1969 年），羅馬藝術家以裝置形式創作的造型作品，借用列寧（Lenin）同名書的標題。列寧，十月革命的推手，在書中思索 1905 年敖德薩革命爆動之後俄羅斯的未來。革命，推翻沙皇：要不要參加投入，怎麼做？馬里奧．梅爾茲通過他的《應該怎麼辦？》也同樣思索問題，雖說這是一場完全不同的辯論，但至少與生態學有關。《應該怎麼辦？》既簡潔又明瞭，以一種環境的形式對比了兩種元素，一邊是藝術家的汽車，一輛破舊不堪的飛雅特（Fiat）汽車，另一邊是一種冰屋形式的建築。從最簡單的角度來看，這件作品的確會引起猶豫。這選擇什麼？汽車所引發窮途末路的工業文明，或者正如圓頂冰屋所暗示的，是深層的生態學：與自然和諧相處，回到原初的生活方式，鄙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

《查理月刊》（Charlie Mensuel）雜誌上連載出版的漫畫《元年》（L’An 01）（典藏藝術出版提供）

文化輿論的演變有利於生態？這是毫無疑問的。儘管是通過「關懷」（care），但仍然有細微差別，因為這種發展並不構成一種轉變。至少沒有立即動員群眾。在這種情況下，在精神與現實之間，在意志與既定事實之間，在希望與混亂之間，出現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對立。如果它動搖並腐蝕了人們的精神，那麼對生態的焦慮關注，尚不意味著作出重大決定，頒布有力的禁令，出現全球性全面性的生態戰。並不是說1960 年到1970 年對環境的關注是較小較次要的。在日益結構化的政治生態背景下，各地建立了環保機構、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受保護的表面積得以擴大：雷內．杜蒙（René Dumont）參選1974 年法國總統大選；歐洲和美國的反核運動（「核能？不，謝謝！」〔Nucléaire ? Non merci!〕），特別是在克里斯．馬爾維爾的快中子反應爐（urgénérateur de Creys-Malville）和三里島核災事件之後；尼日利亞的反石油公司行動主義；德國的「綠黨」：格呂嫩（Grünen），（卡爾斯魯厄市〔Karlsruhe〕，1980 年，德國聯邦議院的第一批成員，1983 年）⋯⋯。

群眾意識正在發生變化，生態災難的主題越來越頻繁地啟發著大眾文化。特別是反應劇烈的漫畫就證明了這一點，發展成千禧一代的流行（Godard ＆ Cailleteau，《邊緣流浪者》〔Le Vagabond des Limbes〕（註2）又洋溢著幽默感（克萊兒．布雷特徹〔Claire Brétecher〕，《西方人對生態的熱愛》〔Les amours écologiques du bolot occidental〕，1977）。還有電影製作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很快使世界末日主題的作品倍增。

自從1970 年代（甚至更早）之前，人類面對無法克服的環境災難大片無以計數：全面戰爭之後的核冬天，以及因為化學工業過剩而造成的公共衛生災難越來越多。在約翰．格萊斯頓（John G. Blystone，1924 年，美國）的前兆故事《地球上的最後一個人》之後，讓我們指出這個類型的不完整清單，拉納德．麥克杜格爾（Ronald MacDougall，1959 年，美國）臭名昭著的《世界，肉與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克里斯．馬可（Chris Marker）的《堤》（La Jetée）（法國，1962 年），彼得．沃特金（Peter Watkin）的《戰爭遊戲》（La Bombe，1966 年，英國），拉里．布坎南（Larry Buchanan）的《2889 年》（The Year2889，1967 年，美國），富蘭克林．J．沙夫納（Franklin J. Schaffner）的《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1968 年，美國），奧德里奇．利普斯基（Oldrich Lipsky）的《我殺死了愛因斯坦，先生們》（J’ai tué Einstein, Gentlemen，1970，捷克斯洛伐克），除了該類型先驅羅傑．科曼（Roger Corman）的電影《世界末日》（Day The World Ended，1955 年；美國，《加斯．薩斯》（Gas-s-s-s，1971 年，美國⋯⋯）和理查德．弗萊舍（Richard Fleischer）的《超世紀諜殺案》（1Soylent Green，973 年，美國）。眾多的影像、場景當中具有令人窒息的視覺和知識性內容，並預示著所有文明的滅亡。尤其是這些電影作品，毫無疑問地說明人類促進政治獨裁，經濟剝削和掠奪資源的臭名昭著能力，和他誇張以至於自我毀滅的方式。讓我們指出，世界末日的主題因此不再與形而上學有任何關係，特別是古老而枯燥）的天譴。那是天堂的事，這次是降臨在地球上的，現在只與地球有關。人類，這個輕率而又不負責任的污染者，不再需要與一個或多個復仇之神進行妥協，更糟糕的，他保證自己與自己對立。這次，他與自己的技術妄想、自己的官僚主義瘋狂、自己的破壞性狂妄自大發生衝突。很自然地，電影的想像力在這裡培養了一種破壞性矛盾的藝術，這種矛盾不會總是不可避免地被克服。因此，差異性在此達到頂點，一方面，普羅米修斯的推動力使人充滿了生氣活力，並迫使他去開採這個星球，直到他毀滅它為止；另一方面，是生存的意志。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說文學世界中的人類是沒有指南針的生命，就像宇宙迷途一樣迷失了自己，任性而偏執，心理上敏銳，但在猜測和行動中迷失了方向。迷失的人類就在那裡，就緊站在不密封的門後面。

生態恐懼？只是短暫的恐懼，像咳嗽一樣。雖然，這種遏制型的心理障礙仍繼續對抗恐懼：對現代主義精神及其力量的信心，重申了對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的信念，使我們在時機成熟時擺脫困境。別擔心，救助的技術提防任何意外，宣布的環境衰退尤其是虛構的，只不過是幻想罷了。臭氧層有洞嗎？沒問題，我們會放一個塞子。

文化換剎車

文化利用生態主題來享樂，只單單在精神上為環境動員。暫時還沒有什麼具體的動作。1960 年至1980 年幾十年間的原始生態學無疑是一種有效的社會運動，在理論上是強大的，但仍處於制訂結構的階段。它對事物的看法清晰而公正。但是，它為賠償、關懷和更新行動的具體轉化卻很難普及。

的確，這一時期記錄了許多不利於生態利益的發展，這足以阻止熱情不高的人，如居高不下的人口壓力。未完成轉變的人口會造成災難性影響，破壞為環境而戰的效力。因此，世界人口從1970 年的50 億增加到2000 年的將近70 億，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在各個層面上，人類需求的倍增給生態系統帶來了巨大壓力，導致災難不斷。其中包括大規模的森林砍伐（亞馬遜地區），飲用水短缺（薩赫勒地區〔Sahel〕），公共垃圾場的大量增加（墨西哥城、孟買等），局部糧食短缺（馬格里布〔Maghreb〕飢荒暴動），全球逐漸變暖（溫室效應加劇，對臭氧層全面性的威脅，海平面上升，海冰融化）。讓我們同時指出，對「生態」領域的極度失望，因為令人震驚的人口增長在人類歷史上首見，但對工商業綜合體卻產生了有益的後果，企業從中汲取機會增加其財務實力，從而增加了對環境有害的影響（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從1970 年的指數100 指數上升到2000 年的190）。惡性循環正完美地進行當中。

1980 年代標誌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享樂主義（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對身體的崇拜）的捲土重來，在這幅磨損侵蝕的畫面中增加了黑暗的部分。無限的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無敵，與個人至上的神話相結合，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這足以減少人們對投入環境（社會）參與的實際興趣。生態已經以事實的方式進入人們的腦海中，而不是以如同指揮官命令我們在堅決的戰鬥中為它獻身的方式。因此，我們對抵抗全球重要污染源的綠色和平組織的膽識（加拿大，1969 年）表示讚賞？

以及保羅．沃森（Paul Watson）船長和他的非政府組織「海洋牧羊人」（Sea Shepherd）在全球各地的海洋上冒著巨大風險，但捕鯨人和其他海洋動物剝削者有感到一絲恐懼嗎？是的。但與此同時，我們繼續造成污染。在1970 年至2000 年之間，溫室氣體（GHG）排放量增加了一倍。 1992 年的京都世界環境會議以失敗告終。地球上最大的污染國美國拒絕簽署最終協議，並拒絕加入國際社會制定的嚴格環境目標，然而這種自私的放棄，具有認罪的重要性：是的，但是在明確的條件下，對世界第一強權國家而言，生態承諾是對民族國家特權的尊重。先是攸關自身的政治，然後才是所有人和其他人的政治。

不願與專門領域中，所謂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爭鬥，生產過剩、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的首要後果是什麼？不可否認，環境問題會在各個方面累積（鹹海〔Aral〕乾涸，馬爾地夫群島逐漸被淹沒，哥本哈根全球暖化會議的失敗，再次出現在2009 年）。儘管仍然不願轉向公民大眾，但不能否認的是人們的觀念已經改變，轉而支持生態動機目的。如果環境問題仍然是當代「奇觀」的一種元素，即一般「舞台噪音」的表達之一，那麼生態意識仍將以「背景噪音」的方式逐漸發展，在調製上肯定是微小但令人討厭的。在這種意識中，廣義上的「文化」出現在什麼地方？一個孵化器。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不良意識的生產者也會產生「不幸的意識」（conscience malheureuse）。這還不錯，也不是沒有文化。因為這種不愉快的意識，這種厭惡，這種不適慢慢地在個人至上的主體身上起作用。他將逐漸成為一個市民主體，在對自我的關注上，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增加對他人關注的一個個體。個人與集體相會，這種共謀產生了有益的效果從而減少了冷漠。

註1 「煙霧」（Smog）：是（ Smoke）煙，和（Fog）「霧」兩字的縮寫。因汽車引起的城市污染，最初在倫敦，然後擴展到其他地方。

註2 在宇宙各處，驚慌失措的人們缺乏腐敗的空氣和水，到處都是在垃圾山下垂死的文明，他們自己的糞便」。這是我們可以在本書封面上讀到的開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