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收藏者》論油畫收藏：不僅是藝術品，更是珍貴的歷史文物

民國旗幟下的長辮子

這是一張繪在硬紙板上的小幅油畫，既沒有寫出繪製年代，也沒有留下作者的簽名。不過，畫中的景致還是透露出作品的歲月滄桑。

畫作的主要景物是一座炮臺，它坐落在珠江水域之中，扼守著通往廣州的水上通道。前往廣州的船隻行至炮臺附近水域都要車歪（轉舵）駛入通向廣州的航道，因此它被俗稱為“車歪炮臺”。

車歪炮臺建於1817年，落成後只過了二十多年的安穩日子。從1841年開始，這座炮臺屢次遭受戰爭的炮火。兩次鴉片戰爭中，它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或許正是這一緣由，車歪炮臺成為清末外銷畫中的一道風景線。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這幅油畫也是一件清末時期的外銷畫。畫中的五色旗告訴我們，這是一幅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時期（1912年至1928年）的油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土崩瓦解。翌年1月中華民國宣告成立，6月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頒佈法令，確定五色旗為國旗。這面旗幟從上至下由五個平行的色條構成，它們的顏色分別為紅、黃、藍、白、黑，各自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因此，五色旗又被稱之為“五族共和旗”。

與其說五色旗是民國國旗，還不如說是北洋政府的旗幟。因為那時的民國政府受制于北洋軍人的控制，而且五色旗實際上是沿襲了清朝北洋水師的軍旗。

當年，許多人不贊同五色旗的樣式，這幅油畫的作者恐怕就是其中之一。在畫作中，畫家沒有按照袁世凱頒佈的式樣描繪五色旗，而是遵循清朝制定的“滿、漢、蒙、藏、回”的排位，調換了五種長方條色塊的位置。他將代表滿族的黃色長方條放在五色旗的中間，把藍、白、紅、黑四塊長方條分別繪在黃色的上、下兩端。從這些調整可以看出，畫家仍然留戀著清朝時代滿族享有的社會地位。

畫家對改朝換代的抵觸情緒不僅顯露在五色旗中，而且還通過其他方面表現出來。

辛亥革命成功後不久，民國臨時政府頒佈了強制剪辮的法令，要求國民在一定期限內剪掉滿清長辮子，不遵從者按違法論處。法令一下，各地立即掀起一股剪辮的風潮，割剪長辮子成為“革命”和“向新”的標誌。雖然民國臨時政府大力宣導剪辮運動，有些地方甚至實施了強行剪辮的措施，但是仍有不少人拒絕剪掉長辮子。

這幅油畫的作者肯定是一位留著長辮子的滿清遺民。他在畫作中描繪出六個人物。左邊三個人留著滿清長辮子，右邊船上站著的三個人卻沒有繪出頭顱。通過這三個無首的人物形象，畫家表明了自己誓死保衛滿清辮子的決心。為了在畫中抒發情緒，畫家在水面上描繪出四隻飛翔的白鷺，從而給畫作增添了一種清高、冷傲的感覺。

民國替代清朝之後，不少文人對時序鼎革引發的社會動盪和文化失落倍感不悅，其中有些人通過保留長辮、易名改號、稱頌遺民等方式公開表達不滿情緒。這幅油畫恰好就是一件表現“滿清遺民”抵觸情緒的藝術作品，從中我們可以品味出民國初期文化遺民的精神氣質。

吹笛少女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是世界藝術中心。20世紀上半葉，一批中國年輕畫家赴法留學，吸收西方藝術素養。在這些藝術青年之中，有一位年僅14歲的少女，她的名字叫方君璧。

1912年，方君璧跟隨姐姐方君瑛來到法國，先後在波爾多美術學校和朱裡安美術學院就讀。1920年，她考入著名的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成為該院的第一朵東方之花。1924年，方君璧的作品《吹笛女》入選巴黎美術展覽會，並被巴黎美術雜誌刊載為封面。

我非常喜歡這件作品，尤其是它的造型和色彩。畫中，梳著時髦髮型、身穿中式旗袍的女子是我國著名音樂家方于。她那眉清目秀的面容，在深紫色旗袍的襯托之下，顯得溫文爾雅。而她手中的那杆深色橫笛，更是將畫作點綴出一種平穩、端莊的韻味。

1925年方君璧回國，拜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兄弟為師，學習中國傳統繪畫技巧。涉足國畫之後，方君璧的油畫風格發生了轉變。她將水墨畫特有的墨線融入油畫之中，追求典雅、寫意的效果，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我收藏的這幅《吹笛少女》就是方君璧畫風轉變之後的代表作。

畫面中，兩位元少女身著傳統服裝，寬鬆的上衣和過膝的長裙襯托著手中的橫笛，使畫作飄逸著一種優雅、清悠的感覺。

粉衣少女面向畫外，相貌清秀、甜美。藍衣少女側面而坐，身姿優雅、端莊。兩位少女的形象用墨線勾畫輪廓，表現出淡雅的東方藝術情趣。

畫作以淺綠色為背景，給人一種清新的感受。藍衣少女頭髮上的紅頭繩和身下的紅墩椅，調節著畫面的氣氛，使畫作顯得既輕鬆活潑，又不失清高雅致。

構圖方面，人物造型偏重於畫幅的右側，左側借鑒傳統繪畫的“留白”手法，醒目地展現出深色的橫笛和吹笛少女的纖纖十指。

這是一幅漫溢著青春魅力和東方秀美的油畫。在形象和色彩的營造下，我們似乎可以從畫面中領略出柔美清澈、圓潤悠揚的笛聲，享受到一種優美典雅的意境。

重慶大轟炸

西方現代美術史記載了不少以戰爭為題材的畫作，其中以三幅油畫最為著名。第一幅是畢卡索創作的《格爾尼卡》。這件作品表現出，1937年德國空襲給西班牙小城格爾尼卡帶來的死亡、恐怖和絕望。第二幅是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的傑作《希阿島的屠殺》。這幅油畫呈現出，1822年奧斯曼帝國士兵屠殺希臘平民的悲慘場景。第三幅是西班牙畫家戈雅繪製的《槍殺起義者》。此畫描繪出，拿破崙雇傭軍屠殺西班牙起義者的場面。這三幅傑作雖然風格不同，但都表現出人間最野蠻、最恐懼、最悲哀的場景——屠殺。

中國現代繪畫史中也有一件以戰爭為題材的名作，它以風景畫的形式，記載下二戰期間日軍對平民百姓的一場血腥屠殺。此幅名畫的繪製者是吳作人，畫作表現的那場屠殺就是抗戰時期震驚世界的重慶大轟炸。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本侵略軍在數月內攻佔了北京、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移駐重慶宣言》，正式宣告將首都由南京遷往重慶。與政府隨行的，還有學校、醫院、兵工廠、金融機構、以及大批難民。此後，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陪都。

為了摧毀中華民眾的抗戰意志，迫使中國政府繳械投降，日本軍部將中國陪都重慶確定為“戰略轟炸”的主要目標。從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持續對重慶實施了長達五年半的航空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據記載，在五年半的空襲轟炸中，日軍共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下炸彈21,593枚，炸死近12,000人，炸傷14,000多人。

日軍飛機狂轟亂炸，爆炸聲浪震耳欲聾。古老的重慶山城，在爆炸中微微顫動。但是，重慶軍民的抗戰決心，從未有過一絲動搖。轟炸聲中，地下兵工廠繼續生產。空襲之下，醫務人員在防空洞裡搶救傷患。敵機剛剛飛走，消防車馬上疾馳救火，渡輪立刻起錨開運。房子倒了，再蓋。橋樑塌了，重建。道路斷了，再鋪。重慶山城不會倒塌，中華民族不會倒下。

重慶民眾不屈不撓的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博得了國際社會的讚譽。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致函重慶市民，對他們在空襲中表現出來的堅強意志，給予了高度讚揚。美國作家愛德格·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發出了對重慶的感慨：“日本已經投下了好幾萬磅炸彈和燃燒彈。雖然這些彈藥都具有強大的爆炸力，但它們無法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

重慶成為陪都後，剛剛攜妻回國的吳作人，隨中央大學遷移到這座山城。重慶大轟炸給這位畫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39年11月，吳作人的妻子生下一子。但是，這個孩子沒有給吳作人帶來任何快樂。由於空襲受驚，吳作人的妻子腸胃嚴重痙攣，無法進食，分娩不到一個月，便離開了人世。因為食物短缺，剛剛降世的小生命，不久也隨母親而去。吳作人不僅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他的住所在一次空襲中變為殘垣斷壁，他的很多畫作也隨之化為烏有。災難一個接一個地打擊著吳作人，悲憤淤積之下，他的左眼一度失明。

空襲摧毀了吳作人的家，但無法撼動這位畫家的意志。戰火中吳作人堅持繪畫創作，將抗日將士的浴血奮戰和同胞們的悲慘經歷，記錄在一幅幅畫作之中。

1940年8月19日和20日，日軍飛機晝夜空襲重慶。兩天內，日軍出動280多架次飛機，投下800多枚炸彈，炸死平民342人，炸傷360餘人，整個重慶市區大火熊熊，街道幾乎無法辨認。

8月20日敵人飛機空襲時，吳作人恰好在野外寫生，他隨即在速寫本上記錄下這一慘烈的場景。之後，根據這張寫生，吳作人創作出油畫《重慶大轟炸》。

這幅油畫採用高視點構圖，將長江、嘉陵江和重慶山城優雅地展現在畫面上。蜿蜒起伏的山巒延至天邊，消失在藍天白雲之間。畫面風景色彩柔和，富有韻律感，展示出瑰麗的祖國山河。然而，日軍空襲留下的滾滾黑煙打破了優美的畫面。江河兩岸一片火海，灰色煙霧將藍天白雲籠罩在悲慘的氣氛之中。但是，這種悲慘氣氛並不是作品表現出來的唯一感受。

在映著火光的江面上，遊弋著四艘船隻。其中一艘渡輪正在開足馬力，拖著滾滾濃煙，奮力逆流而行。與沖天的滾滾濃煙相比較，這些船隻顯得很渺小。然而，正是這幾個小小的景物為畫幅增添了激動人心的氣氛，它們象徵著重慶軍民堅忍不拔的精神，使作品的格調從悲慘轉為悲壯。

這件畫作構圖簡單，卻將淒慘、悲憤、頑強等諸多情感交織地表現在畫幅上，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它不僅記錄下戰爭的慘劇，更昭示出中華民族在逆境中表現出來的堅強節氣。

為了配合宋美齡訪美，在美國著名政治家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的策劃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於1942年11月11日至26日舉辦了一場表現中國抗戰的畫展。參展作品全部出自中國藝術家，其中就有吳作人的《重慶大轟炸》。

這次畫展在紐約引起轟動，《紐約時報》和《時代週刊》等美國重要報刊對畫展作了報導，其中特別提及《重慶大轟炸》等作品。畫展結束後，這批作品被送往美國其他城市巡迴展出。巡展中，許多作品被當作義賣品出售，義賣所得款項全部用於購置抗戰物資運往中國。《重慶大轟炸》也在這批義賣品之中（標價為600美元），並從此去向不明。

46年過後，也就是在1988年，《重慶大轟炸》悄然出現在紐約的一次拍賣會上，被藝術品經紀人吳爾鹿購得。之後，他通過畫家王征驊，將《重慶大轟炸》的照片轉交給吳作人。看到自己40多年前的作品，皓首霜須的吳作人百感交集。他在覆信中寫道：“你問及《重慶大轟炸》，這是1940年的作品，是日寇侵華的鐵證。我當時正在重慶長江對岸的高坡上，正好我隨身帶有速寫本，當即記下敵人的毀滅人性的屠殺。這畫從四十年代初就以為佚失，因為在歷次炮火和動亂中，前後我損失了不少作品。想不到這幅侵略慘景竟在海外流傳。”

美國華盛頓國家畫廊創辦者安德魯·梅隆家族的後代柯瑞·梅隆（Currier Mellon）得知此畫的故事後，花費重金將《重慶大轟炸》納入他的收藏。1999年柯瑞因病去世。作為遺產，《重慶大轟炸》于2002年重新回到拍賣場上。時機可遇不可求，我沒有讓他人在我眼前把這幅畫拿走。從那之後，《重慶大轟炸》就成為我油畫收藏之中的一件瑰寶。

在我心目中，《重慶大轟炸》不僅是一件傑出的藝術品，更是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能夠與這件抗戰紀念品結緣，我深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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