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們談到藝術的「公共參與」常常脫離不了藝術有著無限可能這種自我賦權的想像，從教育以至展演系統皆如此，近年來熱門的人類世議題包含疾病、環保、AI、賽伯格、混種……等等，這鼓勵了創作者進行跨域合作並將眼界投射到更開闊的格局，不過從前陣子臺北雙年展《儲回大地的藝術》計畫所引發的討論中，不難發現這些努力反而拉開了藝術和公共議題之間的距離。藝術的「能」與「不能」是個老話題，卻總是在藝術走出了白盒子，才發現這是個一直沒有被納入藝術訓練的素養。這裡有個待釐清的觀念，當藝術表現作為回應這個世界的手段，把科技、宗教、念力、星象、哲學，用美學融合於藝術場館與公共空間裡渲染出自由、具啟發性的時空，是否也意味著可以用同樣的方式進行社會參與？這顯然有很大的懷疑空間，觀眾沉浸在藝術場域中所感知到的力量，是來自於創作者篩選並剔除某些社會脈絡下的結果，這仰賴藝術家的直覺與敏銳的感知。而現實中充滿著理不完的條理，和超越自身專業的各種領域，用同一套操作方式，似乎有著以藝術光環來簡化藝術在公共領域角色的嫌疑；甚至，真的要跟這些龐雜的脈絡對話，就得放棄那些你以為可以的邏輯，這需要實驗，而現實裡是否允許這樣的實驗發生？
藝術家，此時此刻你不過是個乙方
規定要有民眾參與的公共藝術，結合地域文化脈絡的藝術季，美術館裡的互動沉浸式裝置。創作者在這些情境下，被賦予了以天地為席的自由度，用創造性的語彙來彰顯藝術家相稱的光環，同時也必須要滿足場館對於付費觀眾應盡的義務，要迴避讓甲方為難的表現形式，要履行簽約內容裡跟社區民眾的互動，要給出切題的作品拉近觀眾與文史風土的距離，要在不優渥的條件下艱苦經營。作為乙方，拿錢辦事也好、虧本做名聲也好，創作者在最有可能提出社會參與的機會裡，卻沒機會好好地做實驗，沒有實驗與證明，再好的才華也只是拿來安慰自己，或者為這個領域裡原本就不缺的藝術繁星憑添光彩。對此，創作者是否有能力迴避上述的兩難？而藝術作為社會參與的實驗為何有其必要？如果實驗失敗又代表了什麼？可以理解的是，作為藝術家，必須把握機會延續自身創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必須權衡現有資源條件，作出適當的展示與回應，場館的展演、藝術季以及那些以推廣作為目的的活動，幾十年來在藝術家與表演團體的努力下累積了許多值得參照的範本，這個框架也不時有人挑戰，不過這是基於個人意願，而不是對展演活動的「責任」。甲方如果沒有這種企圖，乙方自己想太多，有時候反而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從當今時下許多大型展演看來，品牌指向的邀約本來就帶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期許，這跟預算─業績的相依循環有關，創作者自然也沒必要浪費機會，冒險摘下自己的光環，正確的目標應該是努力追求形式的突破，從跨領域潮流的大敘事中，創造無數個小故事，透過展演述說給喜愛藝術的觀眾、喜歡打卡的民眾，說服甲方、藝術收藏家、藝術評論、給想要吹冷氣的人、停留在雕塑上的鴿子們⋯⋯。丟不掉這些包袱的故事，就像躲在藝術展演框架裡胡說八道的江湖郎中，說到這裡，身為創作者的我也不禁汗顏了起來。
如果非得拿出跟創作者名聲相稱的作品來回應展演，包含公共藝術在內，最保險的做法絕對是重複操作／回溯個人的創作脈絡，在這個前提下，用按題解答來滿足公共性的訴求，也是很合理的事。此時甲方是否能提供資源，讓創作者從過程中去學習自己不熟悉、卻又必須了解的專業？這絕不是辦幾場論壇，帶藝術家做場勘田野調查就可以解決的事，以為藝術只是處理不同脈絡間理性與感性的轉譯技巧，這無異是輕視自己，也蔑視了其它領域的專業。如果一位在城市走跳的行動藝術家，不想去了解人類行為與社會連結、演化心理、都市生態演進，那就太可惜了！講白了，在藝術框架裡胡說八道無所謂，畢竟藝術不是科學，也沒有所謂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可以對創作糾偽，作品好不好、欣賞不欣賞，也全憑觀者個人感受與認知，當藝術走出了框架，必須加入其它領域和現實世界對話，就不只是感不感人的問題，此時甲方如果沒有開放出寬容度，讓創作者放手進行實驗，提供資源讓參與者突破自身專業的包袱與限制，創作者雖然有心，卻嚴重偶包，這絕對無益於藝術發生在公共領域的效益。長久以來主辦／執行單位習慣拿藝術品牌做擋箭牌，來向大眾展示藝術介入公共的可能性（或者沒有可能性），為什麼不是顛倒過來，把資源投注於架構社會參與的實驗機制，用充裕的時間來「教育」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呢？
時間！壓力！長頸人
如果考試的時候伸長脖子才能看到隔壁資優生的試卷答案這件事，對你這個物種的存活具有迫切性的壓力，只要時間夠久，相信這個物種的脖子會漸漸變長。新拉馬克主義（neo-Lamarckism）作為表觀遺傳學的逆襲，帶給藝術創作的啟發或許是，只要你願意好好研究，即使當下你以為的才華總是被大數據所遮蔽，總有一天歷史會還你清白的？對於「創作」什麼才構成壓力？受邀雙年展、參加博覽會、得幾座獎、斜槓人生多存點錢⋯⋯？頻率呢？兩年一度的雙年展，一年一次的藝術季，一年好幾個影展要送，每個月有幾個公共藝術標案，不知何時才有的下一次個展。當你看得到當下主流藝術的疆域，就表示全世界的藝術家都把時間花在這上頭，裡頭發生有關藝術型類和觀念媒材的演化也就越多樣。藝術人生的跑馬燈，似乎就是在追尋自我的過程裡，慢慢一點一滴加入社會的脈絡、議題、不同領域的知識、表現形式擴充。隨著受眾群的擴大，漸漸從感動自己轉變成為可以感染他人的東西，當你以為你那獨到特質可以撐起一個宇宙時，
才發現跟你一樣的人還不少。在科學研究領域有一個類似的東西，叫做希臘海神現象（Proteus Phenomenon），越是熱門的科學領域，其中研究結果為真的比例越小。受到競爭慾望引起的偏誤，時間折價的效應，讓某些科學家把實驗室裡不可靠的結果當真，然後就悲劇了。如前所述，藝術本身沒有這種門檻可以接受公評，有跨領域的企圖，尋求技能轉職的用心是好事一件，但是一窩蜂地依附主流，偶包＋嚴重玻璃心，沒有耐心好好消化研究的現象背後，隱藏著令人不安的憂慮，這是藝術教育─展演─學術─獎助評審幾個系統相輔相成的結果。
「壓力」如果是作用在彰顯藝術創作那種自我賦權的天馬行空，就不會對藝術參與社會的演化產生太大作用。無怪乎發生在藝術形式上的突破與抄襲，總是最常見的。從資源的條件來看，公共藝術與那些資本雄厚的實驗計畫，理應是最有可能進行社會介入的選項，甚至某些基地本身就是一面體制社會的鏡子，足以讓藝術家好好磨練功力。可惜的是甲方在結構性問題慣養下的保守習性，投標與結案條件的責任義務有其格局上的限制，這些離我們生活最近、最能夠呈現公共問題關鍵的平臺，卻成為藝術家練習如何討好社會的訓練班。如果興辦機關願意重新審視藝術的公共需求與責任，包容與支持各種形式的社會試探與實驗，而不是寄望藝術品牌代言。執行小組的專業除了反映不同社會資源的整合，也考慮將設置重點放在跨領域專業的協同工作，而不只是與基地精神的適配性，讓執行方遊說並媒合可以跟藝術家共同研究的社會資源，而非完全放任藝術家自行提案，用足夠的時間，分階段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進行研究，持續調整創作者與策劃團隊的互動，用動態的方式回應議題在社會進展的步調。（註1）如果執行時間可以拉得更長，長到足以讓創作團隊好好研究，或許多年後大家已經鍛鍊出結實的身材、窈窕的身形、幾絲白髮襯托出成熟的魅力，雖然耗時，延宕滿足的確讓我們去做困難且正確的事，你願意花幾年的時間鍛練來獲得傲人的身材，為什麼就不願意好好擴充精實自己的專業。
實驗必然會有目標，結果卻不能當作結案的唯一判準，把過程視為成果的重要部分絕對是拓展藝術參與公共領域必須的寬容度，這時候壓力就是要去做有意義的實驗，而不是籌備一場花枝招展的表演。然而如何判斷實驗成功與否？如何評估其中效益？參與者素質是否提升？嗯，或許這也需要透過實驗才會知道吧！上述條件對於藝術場館同樣適用，然而場館跟藝術家一樣，也面臨到時間折價的壓力，不容易擺脫的效益─預算結構問題，一大堆繁瑣的規定，算了，還是放自己一馬！這些看起來不切實際的操作，似乎暗示了一旦發生在現實中極可能面對的挫折與失敗。我想問的是：那為什麼不能來場失敗的實驗？雖然每次我們都苦思要來場很棒的藝術計畫，我們的公共藝術不是一直都在挫折檢討中摸索前進嗎？
認知失調？我很好我沒有淋濕
我們的確身處在一個分工細緻卻又膠著得無法切割的世界，發現一處遺址、一根骨頭只是考古學的開始，後面會有一卡車像放射科學、地質學、人類學、病理學、歷史學、演化生物學、天文學⋯⋯等著相互詰問對質與證明。在藝術的迴聲室裡，集結了感官與知性的大百科，然後聲稱這是對世界真理的感知與洞察，並不會比井底之蛙好去哪裡。懷著被藝術專業保護的身份自居，當藝術走出展演框架，勢必要面臨光環的衰減，即便光環消失，也不代表著失敗。如果藝術鑑賞的階級，只能用偉大的品味與價值堆砌出楷模，然後再以菁英的姿態，拉開與社會的距離，顯然所謂的藝術感染人心，一定存在著什麼誤會，到底是那遙不可及的距離讓人彼此相愛，還是會因為終日相處而心生嫌惡？在藝術殿堂的一端接受喝采，卻無法對彼端所聲稱的世界造成影響，難怪很多時候藝術不過是一種娛樂和裝飾。
2014年兩位瑞士藝術家Christoph Wachte和Mathias Jud為了回應2013年英美兩國的柏林使館對其它使館與人民進行監聽而引起軒然大波的竊聽門，提出了一項計畫。計畫名稱叫做《Can you hear me?》（註2），他們向瑞士大使館提出短期申請，在使館頂樓用簡單的材料，搭建了一座訊號發射裝置對著旁邊的英美大使館，人們可以使用自己的Wifi設備登入藝術家架設的伺服器進行聊天、資訊和共享文件，甚至可以選擇在竊聽頻道中對話，好讓所有內容順理成章地被監聽；「既然竊聽是無可避免的，那就一定要讓竊聽者也聽見我想對他說的話。」過程中伺服器被各種理性與非理性的對話訊息所淹沒，也充斥著嘲弄叫囂和謾罵。這雖然無法改變現實，這個平臺讓與事件相關的人們，有機會站在第一線和體制周旋。
2020年德國藝術家Simon Weckert利用導航程式Google Maps 做了一件作品《Google Maps Hacks》（註3），與其說是作品，倒不如說是他「執導」了一場虛擬的大塞車，用小拖車裝滿99支手機同時開導航，塞爆他行走過的路段，以資訊負載向世界展示了數據統計的罩門，透過Google Maps這個模擬空間允許使用者進行數據修改的特徵，來呈現數位權力的詭異之處。開車族應該都不陌生，出發前才確認順暢的路徑，卻在上路後發現身陷車陣動彈不得，只因為所有用路人都和你一樣，被導航軟體塑造的當代行為模式，讓塞車成為另類的社會權力建構。
這些充滿挑釁的作品，根本就是大家心裡的廖添丁，如果忽略這幾個人的藝術背景，會發現這裡面不必然存在所謂的藝術元素，即便不是藝術家或者只是個斜槓藝術的人，行動對於現實產生的作用依然有效。大家已經明瞭，在大數據的時代裏，有心人如何操作數據帶風向進而影響現實，也常常被導航帶去錯誤的路徑，資訊監控更是我們早就習慣的生活背景，當人們已經習慣這個世界裡的不義與瑕疵，把我的「知覺」變成你的「痛覺」就是必要的手段，才發現原來問題的所在與反制的工具都在你手上。當下許多創作者以大格局的姿態，擔當著揭露體制與建構環境關係的責任，用啟發性的語彙傳達獨特的見解。有時候這些藝術表現，的確能帶領觀眾以不同的角度，察覺並瞭解這個世界其它面向。然而在彼此身心靈的激情纏繞交疊後，回到各自生活中必須面對的現實，又有多少人可以在自己的日常人生裡得到驗證？我們好像透過各種藝術的手段，參與了公共議題，卻也無法在現實生活裡，驗證並實踐這些公共性。有時候聽創作者碎碎念別人不了解自己作品中那深不可測的觀念，卻在展覽、藝術評論的修飾下突然得到了諒解。如果展演框架作為公眾參與的社會建構，卻只是維持著藝術的高度，創作過程裡那些與社會往來的過程，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的意見表述？詭異的是，藝術的發表不正是溝通嗎？
註1 相關創作案例。
註2 《Can you hear me?》計畫。
註3 《Google Maps Hacks》計畫。
編按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陳怡君主編，《109年公共藝術年鑑》，新北市：文化部，2021年12月，頁237-243。
崔廣宇( 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