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們觀察臺灣成立美術館（Art museum）的歷史，將會發現，雖歷經了荷蘭、清朝及日本的統治，但長年被視為政治疆域及文化發展「邊陲」的臺灣，一直都缺乏契機與足夠條件成立美術館。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前往日本歐美各國見學、參觀美術館，返臺後他們向政府呼籲臺灣也需要一座美術館。曾經留法習畫的楊三郎呼籲「觀看古代的美術品時，會不斷地受到勉勵並為此深思」。強調美術館對臺灣藝術發展的貢獻，以及一睹古代大師作品的重要性。但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此事仍只是未竟的志業。
先拋去意識形態、轉型正義等議題，戰後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對臺灣而言可謂珍貴難得的藝術資產，理應加以重視。然而也正是故宮的複雜歷史背景，造就這批文物遷移、流轉的歷史宿命。甚至此刻所面臨的降級、改名等異動紛擾，也與故宮身上的「政治枷鎖」息息相關。
前不久，故宮降級改隸文化部一事，引起社會譁然。雖說世界各國的美術館，包含北京故宮在內，大多皆隸屬文化部門底下，但由於中華民國處理文化事務的部門要等到1970年代文建會成立，導致故宮在國民政府內戰失利，遷移來臺的前中期，都擔負著讓國家在冷戰時期，與對岸在「文化正統」競賽中獲勝的政治任務，本身就是國家文化方針的最高典範。
單論專業轉向而言，筆者對改隸一事持肯定態度。由於，故宮在文化部功能及任務逐漸完備的今日，不再需要幫助偏安政權「在陌生的疆土上標定中心方位」（註1）。此時若能從行政階層的角度重新定位故宮，並透過改隸於文化部，深化和其他公部門美術館的合作，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規劃。此過程若單純視作去中國化，未免稍嫌去脈絡化，不妨當成解除故宮的政治任務，使其真正成為這座島嶼的美術館。然而，降級後所造成的編制縮減以及經費減少，是否還能維持現有的展覽及研究水準？甚至縮減後造成的人才外流該如何處理？仍有待上位者有更完整的配套思考，不然以目前躁進的推動安排，只會讓部分人士擔憂這又是一次對黨國遺產的政治打擊。而這又關係到另一件較少受媒體關注，但卻至關緊要的事情，也就是故宮書畫處與圖書文獻處將整併為書畫文獻處一事。
圖書文獻與書畫，兩者雖皆為紙絹媒材，但所涉及的專業可謂差了十萬八千里。雖然前者包含版畫、輿圖等等藝術史研究關懷的材料，然而，考慮到後者是目前故宮的展示主力，更是臺灣現今立足國際的文化品牌，上位者應當更加重視此處室的成長。另一方面，整併雖可能有助策展形式趨於多元，但在推動降級的當下，只會使即將減少的經費及人力資源被壓縮。除此之外，故宮書畫的研究長年與臺灣的藝術史社群相互成長、依存，整併後除了原有人力的縮減，是否會連帶影響圖書及書畫兩大項目各自的徵才比重，進一步壓縮兩邊學術社群的成長？要知道，像羅浮宮、大英博物館等也都有不同的研究、典藏部門管理其多樣的收藏。因此，政府若要以專業化的大旗為號召進行體制革新，就不得不重視藝術史研究社群在故宮未來發展所具備的積極功能及地位。
總之，對於早期缺乏美術館的臺灣而言，故宮不只有著悠久的歷史，以及超越國境、文化的藝術價值。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藝術發展而言，故宮文物同樣至關重要。如致力於現代水墨創作的劉國松，便曾提到他初見〈谿山行旅圖〉時內心所受的震撼，成為其創作過程中的重要養分。因此，與其口口聲聲地喊著要將故宮文物歸還對岸，不如正視臺灣獨特的歷史進程，以及故宮在當代臺灣文化發展中應有的定位。也希望政府在故宮去政治化的進程中能兼顧研究策展的精度及水準，方能讓這座偶然落腳於海島的藝術博物館，真正成為臺灣與世界之間的文化橋樑。
註釋：
註1 林伯欣〈「國寶」之旅：災難記憶、帝國想像，與故宮博物院〉，《中外文學》第30卷第9期（2002.02），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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