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秦文化與兵馬俑特展」寶雞參展文物介紹

經過兩年的精心策劃籌備，由台北故宮博物院和陝西、甘肅兩省文博界聯合舉辦的大秦文化特展「秦．俑─秦文化與兵馬俑特展」，訂於5月7日至8月31日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開展。這既是近年來秦文化考古成果的一次大規模集中展示，也是繼2012年「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之後，兩岸文博界的又一次精彩合作，必將引起較大的反響。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中，秦帝國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寶雞，是周、秦王朝早期都邑和王室祖廟所在地，秦人500餘年的帝國之路，400多年是在寶雞完成的。從襄公由甘肅徙都汧邑、到文公經營汧渭之會、憲公徙都平陽、德公遷都雍城，每一次遷都無疑都是一次高瞻遠矚的戰略轉移。秦人的洞見與盲目、突進與閉塞、成就與災難，都凝固在關中這片黃土之下，化作一塊塊里程碑，豎立在文明這條漫漫長路之上，自古通今。寶雞這次參展的青銅器、金銀器、玉器和瓦當等文物156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秦人勵精圖治、艱苦創業的歷史見證。

春秋時期，秦人青銅器的總體面貌與西周青銅器傳統完全一致，無論器形、紋飾、銘文格式還是鑄造技術，都展示出對周人的學習和繼承。在此基礎上，後來才漸漸形成了秦器的風格特點。從商到西周一直延續下來的常見器類，如鼎、簋、甗、壺、盉、匜等，秦器都具備；秦器的慣用紋飾，也接續了西周後期流行的紋飾，喜用竊曲、垂鱗、瓦棱、蟠虺等紋樣。這一時期，隨著奴隸制的衰退和崩潰，作為其象徵的列鼎，已經超越了禮制的限制，僭越了等級的束縛，成為一種流行的造型形式。鼎成列，鐘成律，簋成偶，匜盤成套，已構成造型設計的主流。

1978年元月，寶雞縣楊家溝太公廟村發現春秋早期青銅器窖藏，出土秦公器一組八件，其中，編鐘五件，編鎛三件。〈秦公鎛〉通高64.2～75.1公分。一套三件形制、紋飾、銘文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遞減。體中部鼓起，前後左右各有一個扉棱。兩側扉棱，各由九條透雕蟠龍糾結而成。交龍蜿蜒到舞部，並連結成鈕。前後兩扉棱由五條透雕蟠龍和一隻鳳鳥糾結而成。舞部各有一龍一鳳，相背回首。舞部紋飾分成四區，每區有兩龍相繞，旁有一小鳳鳥，正中一圓孔。鎛身上下各有一條由變形蟬紋、竊曲紋和菱形紋組成的帶紋。帶紋間又分為四區，每區有六條蟠龍勾結。鼓部收斂平齊。這三件鎛造型別致，匠心獨運。透雕的蟠龍和鳳鳥，輕靈有致，華麗精美，紋飾細緻活潑，呈現出一種清新自然、活潑秀麗的風格。

〈秦公鎛〉的鼓部各有一篇銘文，內容相同。大意是頌揚秦公先祖的功德和自己勵精圖治、勤於國政的事蹟。銘文有「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烈烈昭文公、靜公、憲公，不墜於上，昭合皇天。」可知鑄鎛的秦公應是憲公之後。據《史記》記載，憲公之後有出子和武公。銘文中記載的秦公是個精明能幹的國君。他納聚人才，咸服周圍部族方國，與秦武公的事蹟吻合。那麼，鑄鎛的秦公應該是武公，而不是五歲即位11歲就被殺死的出子。〈秦公鎛〉不僅是一套時代明確、鑄造精良、發音準確、觀賞價值很高的樂器和藝術品，它的銘文也是研究秦人歷史的絕好材料。

五件〈秦公鐘〉為一組編鐘，形制、紋飾沿襲了西周後期編鐘的作風，最大的通高48公分，重24公斤，最小的通高27.6公分，重6公斤。鐘體呈合瓦狀，甬上飾四條小龍，舞部飾變形夔紋，鉦部中間為刻銘處，篆間飾兩條雙身夔龍，鼓中部飾一對相對而立的鳳鳥。前兩鐘合全銘共130字，後三鐘連續而有前兩鐘內容一致的109字，其後當缺21字的另一鐘。另據測音結果，其音階為羽、宮、角徵、羽宮、角徵。缺羽宮兩音。因此，〈秦公鐘〉原套可確認為六件。〈秦公鐘〉銘文大意是說秦武公繼承發揚先祖的德業，納聚優秀人才，虔敬治理自己的國家，製作這套和鐘，用來宴饗王公，祈求大福大壽，廣有四方。通篇雖為追孝祈福之辭，但對史書關於秦國歷史的記載也有印證或補充作用。

1974年鳳翔縣博物館從縣城東關廢品收購站採集一件〈帶蓋小鼎〉，通高5.7公分、口徑4公分、腹徑5.6公分、腹深3.5公分。鼎直口，方唇平沿，鼓肩，弧腹，平底，獸蹄形三足。有蓋，蓋頂平，蓋上對稱鑄出四隻首對的站立小獸，腹部亦鑄出首向上的站立小獸，形象相同。蓋頂和肩部各飾一周變形夔紋，肩部夔紋下二道陰弦紋，再下飾一周桃形圖案。製作小巧玲瓏，甚為精緻。此鼎所飾花紋與長治分水嶺M269所出漆器及銅器花紋風格近似，屬春秋中期之物。

1997年雍城遺址出土的〈鳳鳥銜環方座形器〉，通高35.5公分，底座邊長18.5公分，重約4公斤。器物由覆斗式方形底座、空心斜角方柱和鳳鳥銜環球形器三部分組成。整體造型輕盈活潑，富有動感，體現了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的繁榮水平。器頂端有一嘴銜環的鳳鳥振翅欲飛，栩栩如生。鏤空扁球形器體內部有一扁球狀封閉容器，其具體功能尚不得而知。鏤空外罩從中腰分為上下相等的兩個半球，中腰上有四個銜環獸首，附著於上半部的下沿。覆斗形座的八個鏤空面內紋飾基本相似，每面飾有武士和蟠龍紋。特別是每面的三個武士立於蟠龍之間，武士一手執盾牌、一手持戈，生動異常。整體鑄造利用了失蠟法澆鑄、編織、鉚鍛、鏤空等多種工藝技術。設計巧妙，工藝精湛，造型獨特，紋飾瑰麗，是春秋時期青銅器的經典之作。

春秋以後，莊嚴的青銅器走下神壇，走出宗廟，朝著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功能轉化，創新成了這一時期青銅器裝飾設計最突出的特色。戰國青銅器上還採用了一些表面加工的新裝飾工藝，如線刻、鑲嵌、金銀錯、鎏金等。這些新的裝飾工藝技術，改變了自夏代到西周以來青銅器表面單一的顏色，增加了青銅表面的金屬色彩層次和色澤變化，豐富了青銅器的藝術欣賞效果，也為後代的金屬器物表面裝飾工藝技術的發展開創了新的道路。

1966年寶雞縣陳倉鄉出土的戰國時期〈鑲嵌錯金銀壺〉，高19.2公分，腹徑15.6公分。粗頸，微斂；鼓腹，肩承雙環，圈足略外撇。通體飾錯金銀雲紋，其間鑲嵌綠松石紅玻璃。青銅壺體形輕靈、圓潤，不如西周時期的青銅壺那樣雄偉和厚重。它的紋飾採用了錯金銀工藝。所謂錯金銀，就是先在器物的表面鑄出或出花紋，然後把金絲或金片嵌入，再用錯石將器表打磨光滑。這件青銅壺是嵌入金片和銀片，利用這兩種金屬不同的光澤，造成金光銀輝，黃白雲氣繚繞的效果。再加上其間鑲嵌綠松石和紅玻璃，紅綠相映，珠光寶氣，富貴異常。所謂鑲嵌工藝，就是在鑄造的器物上用綠松石等鑲嵌成各種秀美的紋飾圖案或文字，然後用錯石在器物表面磨光磨平，改變了商周銅器模鑄紋飾的呆板和拘謹，使器物更加華麗活潑。

春秋戰國，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審美觀念的變化，青銅器紋飾總的傾向是追求精麗細密，以繁縟為美，其構圖有單體虯結或複合的各種形狀交纏，排列成繁雜的四方連續。這些變化，不但體現一種嶄新的時代風貌，還為青銅器本身增添了濃郁的生活氣息，成就了青銅時代最後的輝煌。從寶雞出土的這幾件青銅器，可以領略到這個巨大的轉變。只不過這些千年不減光輝的華麗銅器，終究只是一抹絢麗的晚霞，隨著鐵器、漆器等用具廣泛使用，青銅時代也走到了尾聲。

考古資料表明，中國古代最早的金器產生於距今4000年的夏代。甘肅玉門火燒溝墓葬中出土的金耳環和金銀鼻飲，是最早的金銀製品。商周時期，出土的金器數量仍然較少，在河南安陽殷墟、河北城台西村、北京琉璃河和四川廣漢三星堆有金首飾、金片、金葉或金箔等金器發現。春秋戰國是中國金器製作工藝的快速發展時期，金器製作和裝飾技法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嶄新面貌。包、鏤、鑲、錯、鎏金等工藝的大量使用，使裝飾效果出現了「錯彩鏤金，雕饋滿眼」的華麗之美。

春秋戰國時期鑄造的器物非常盛行鑲嵌金器，在刀劍鑄造方面，就有明顯鑲嵌金質莖首的時代特徵，1992年寶雞益門2號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金柄鐵劍〉就是其典型代表。劍通長35.2公分，身長25公分，柄長12.8公分。此劍為金鑄劍柄，鐵鑄劍身，劍柄和劍身先分別製作，然後將鐵莖直接插入金柄內，再鉚合在一起。劍身呈柳葉形，中脊突起，鋒刃銳利，寒光逼人。出土時劍身外有纖維織物包裹的印痕，並有小金泡七枚，整齊排列成一行，當為劍鞘上的裝飾物。金柄上的主要紋飾有蟠螭紋和勾雲紋，分地紋、主紋和鑲飾三層結構，繁縟精細，多層次布局。劍柄整體鏤空，兩面紋飾相同，均由陽線紋與細珠紋組成變體蟠螭紋，鑲嵌有勾雲紋形和圓珠形綠松石及料器飾品。首端為相對連接的三組蟠螭紋，柄莖兩側各形成五個突出的方齒，兩兩相對，錯落有致。格部為雙螭組成的獸面紋，獸目以綠松石鑲嵌，色彩搭配鮮豔，立體感極強，給本來造型極為簡單的鐵劍增加了美感，具有較強的視覺衝擊力，將器物的發展引入到一個全新多彩的世界。春秋時期，鐵器才開始出現，其珍貴程度並不遜色於黃金，而將黃金與鐵這兩種貴重金屬用於鑄劍，其價值之高可想而知。春秋時期金柄劍在鳳翔雍城遺址也有發現。如2001年鳳翔縣郭店鎮上郭店村出土兩件金柄銅刀，一件銅柄與環形金首為榫卯結構，柄斷面似梯形。另一件為中空雙面鏤空蟠虺紋金首，銅柄與金首為榫卯結構，柄斷面似梯形，刃微弧。它們普遍採用了澆鑄與鑲嵌、浮雕與圓雕相結合的工藝，說明當時黃金與鐵的冶煉加工技術已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益門2號墓出土的金帶鉤鑄成鴛鴦形或盤蛇形，其中一對回首〈鴛鴦金帶鉤〉，高1.5公分、尾寬2公分。雄鴛鴦身體扁平，尾部稍大，整體造型粗獷大氣。雌鴛鴦雍容豐滿，流線造型增加了器物的親切感。兩鴛鴦頭部都鑲嵌有綠松石，雄鴛鴦的身上還鑲嵌有圓珠，背飾羽狀蚊和鏃形紋，胸飾龍紋。〈盤蛇金帶鉤〉，直徑2.6公分、高1.4公分。帶鉤的整體造型為盤蛇狀，由一條大蛇和六條小蛇構成，四條小蛇盤曲於大蛇的背部，酣然入睡，靜然不動，中間兩條小蛇追逐戲嬉，大蛇盤曲回首看護六條小蛇。動靜結合，形象生動。該墓出土的〈獸面方泡〉，長2.6公分、寬3.5公分。方泡也是澆鑄成型，獸面飾蟠螭紋。方泡下端中部有一個突起的三角形小獸面。該墓出土了一批素面金環和金絡飾等車馬器。

1972年陳倉區汧河東岸魏家崖村出土〈金虎〉和〈玉環金鋪首〉各一件。其中，〈金虎〉長4.5公分，厚0.5公分，重30公克。為澆鑄工藝製作而成，虎頭微側，豎耳凸目，張嘴露兩虎牙，長尾自然上卷，腿前屈作奔跑狀。身上的斑紋和腿部圓渦紋細緻地刻畫出健壯的肌肉。雍城遺址出土的春秋時期〈鑲嵌綠松石金洗〉，高2.9公分、直徑7.5公分，重180公克。澆鑄而成，形狀如盆，洗沿凹槽內僅殘存一小塊綠松石鑲嵌物。這是陝西境內發現最重的一件秦純金器物。由於形體較小，估計是專門鑄造用來陪葬的明器。

面對這些金碧輝煌的瑰寶，今天的我們無法想像，2000多年前的秦人曾以怎樣的熱情享受他們短暫的一生，又曾以怎樣的虔心敬奉他們信仰的神靈。

寶雞是秦人長期活動的主要區域，考古發現這一時期有玉器出土的遺存主要有：

◎1986年11月隴縣邊家莊5號墓。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配享五鼎四簋，是春秋早期秦國大夫級貴族的墓葬。玉石器計有玉泡二件，玉圭11件，石圭四件，石管二件，石璧一件，石條形飾五件，石貝290件。串飾兩組，一串在頸部，由玉玦二件、玉牌七件、玉魚一件、瑪瑙珠80粒和若干綠松石組成。另一串置於胸前，由70粒瑪瑙珠組成。

◎1963年10月寶雞陽平鎮秦家溝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一件，玉玦四件，玉鑿二件，玉魚三件，玉玦兩塊合在口中，兩塊置於耳部。

◎1976年鳳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M27出玉璧二件，玉玦一件，石璧一件。BM102的殉人隨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1959～1960年寶雞福臨堡東北地發掘十座秦墓，時代屬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魚、玉蠶、石玦等。石玦皆置於耳部，石圭各墓數量不等，少者二件多者27件。1號墓出有串飾一組，置於胸前。

◎1981～1984年鳳翔雍城中部偏東馬家莊秦秋中晚期宗廟遺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計有玉璧81件，玉玦21件，石圭34件，煤精環二件，玉璜21件，大多器形較小，製作粗糙。

◎1973～1974年在鳳翔姚家崗發掘的春秋秦國凌陰遺址中，出土玉璧、玉玦、玉圭多件。

◎1976～1986年發掘的鳳翔南指揮鄉秦公一號大墓，墓主為春秋晚期的秦國君主景公，該墓雖經多次盜掘，仍出土各類隨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魚、透雕蟠螭紋玉佩、煤精玉飾、青石馬頭等。

◎1977年鳳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二件，藍色玉璧一件，玉襟鉤一件，串飾11件，時代屬春秋晚期。

◎1992年寶雞益門秦墓，其中2號墓時代為春秋晚期偏早，隨葬品豐厚，尤以〈金柄鐵劍〉最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計有璧十件，環七件，璜24件，虎形佩一件，長方形佩九件，突齒長方形佩四件，璋形佩六件、觿13件，竹節形飾三件，斧形飾一件，鴨首形飾一件，帶鉤一件，亞字形飾49件，另有瑪瑙飾一件，綠松石串飾一件，料串飾二件。

◎1972～1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玉器，共計四件，有玉璧、琮、觿、璜等，花紋均為陰刻的勾連紋或雲雷紋，其製作年代當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的典範之作。

1972年鳳翔縣河南屯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玉璧〉，直徑29.7公分，厚0.9公分，墨綠色，邊緣有沁，器表潤澤光潔。璧面有傾斜，厚度不一。璧兩面均以細線陰刻四圈環帶狀秦式龍紋，龍頭部互相勾連糾結，身尾以勾連雲紋組成斜三角形，兩條龍為一組，身尾互疊，呈交尾狀。龍紋間以細繩紋帶相隔，紋飾布局合理，規整流暢，細密繁縟。如此之大的玉璧是先秦玉器中少有的。

在雍城遺址的春秋戰國墓葬中還出土幾件新石器時代玉器。1975年在鳳翔縣瓦窯頭村出土一件〈玉琮〉，通高12.7公分，射高1.2公分，孔徑5.2公分，青綠色，玉質晶瑩光潤，形體長方高大，內圓外方，兩端有射，形制規整，製作精細。通體光素。從形制和玉質分析，它與甘肅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琮極似，所以，有人認為它可能是齊家文化或陝西龍山文化的遺物。2001年8月鳳翔縣郭店鎮上郭店村春秋晚期秦人墓出土一件紅山文化的〈獸面紋玉佩〉，通長11.4公分，寬4.3公分，厚0.5公分。青玉質，一側中部有受沁白斑，片狀，左右對稱。器中部為正面視獸面，穿孔形眼睛，五組長齒，獸面兩側有橫向窄條鏤空，其下為勾雲形。器體多琢出溝槽，與勾雲形佩相似。遼寧牛河梁遺址1號塚27號墓曾出土類似的〈帶齒獸面紋玉佩〉。1999年，在鳳翔縣南指揮鎮變電站工地一戰國中期的小型秦墓中，出土了一件紅山文化的〈小型玉豬龍佩〉。可見崇古收藏之風自古有之。

1992年陝西寶雞益門2號墓與鳳翔雍城遺址、隴縣秦墓出土玉器有所不同，玉器的紋飾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秦式龍紋、一類為楚式風格扭絲紋裝飾的蟠虺紋。如出土春秋晚期璋形飾六件，青白玉，因受沁，表面多呈灰白斑。長條狀，扁平體，上下邊飾不對稱的齒棱，中部方齒上鑽一圓孔。兩面均陰刻典型的秦式龍首紋。形制相同，大小有別。出土的玉觿，通長5～8.2公分。玉色青黃，方頭尖尾，狀若獠牙。頭部琢出三個方齒，分別代表龍角、眉尖、龍鼻與上唇，口縫較深，末端鑽一圓孔，身尾兩面均切邊，身部略靠前鑽一圓孔，兩面均陰刻互相糾結的秦式龍首紋，並與後部陰刻的狹長三角雲紋相連。玉觿是類似獸牙狀的角形玉器，新石器時期就已經出現，流行於商代，歷經西周、春秋、戰國，至漢而不衰。除了佩戴裝飾功能外，古人還以此做解繩工具。另外，該墓出土的七件玉環，玉呈青黃色，玉質鮮潤細膩，環體橫斷面呈橢圓形，環體表面雕出綯紋十餘條，個別綯紋溝槽中殘留朱砂。

益門2號墓出土的春秋晚期〈虎形玉佩〉，長13公分、寬3.3公分、厚0.6公分。玉色一面青白，一面為赤褐色。玉佩呈弧形扁平體，虎低首、弓背、卷尾，前後肢皆屈收腹下。通體布滿了排列有序的淺浮雕蟠虺紋。方形唇，長方形眼眶，內刻橢圓形雙陰線，扭絲紋眼眉，扭絲紋長條狀鬃毛，口微張，口部鑽一圓孔，卷尾處和腰背部均有一圓孔，足爪雕細珠紋。由於工藝考究、精雕細琢，使玉虎顯得華麗無比。有人主張玉虎即古文中的「琥」，和圭、璋、璧、琮、璜一起，合稱「六瑞」，它們的主要是作為禮器用於祭祀。但事實上，玉虎多用於佩飾，作為祭祀用的瑞器，尚未得到考古資料的證實。

益門2號墓出土玉璜很獨特，分雙孔和無孔兩種。雙孔〈玉璜〉，長5.2公分、寬1.8公分、厚0.35公分。一面用陰線勾勒出四條秦式龍首紋樣，風格明顯有別於其它地區的春秋期出土玉器，陰線直行，折彎角度小，給人以砣工硬朗粗礦的感覺，近外輪廓邊緣的陰線也不隨形加工，依然用直陰線表現，基本紋樣元素為S、回形紋。另一面卻運用淺浮雕的表現，剔底起凸，起凸的坡面過渡自然，圓融光滑，折彎的角度變大，轉彎自然圓融，不僅起突的部位如此，其上的裝飾陰線同樣圓融許多，裝飾的紋樣也隨外輪廓的變化柔和彎轉，底部裝飾多以陰線斜紋。具有明顯楚式風格。一件玉器兩面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化特徵，是極其罕見的現象。

戰國晚期，真正具有秦國鮮明特色的玉器十分少見，楚式玉器發現較多。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收藏楊凌出土的戰國〈穀紋璧〉，直徑13.9公分、好徑3.7公分、厚0.4公分。青白玉質，半透明。器表受沁，局部白化。器形規整，厚薄均勻，兩面紋飾相同，內外緣均雕刻一周陰線，中間浮雕穀紋。戰國晚期〈龍鳳形佩〉，長27公分、高10公分、厚0.3公分。青白玉質，半透明，光潔溫潤。玉佩為龍鳳共身，一端為鳳、一端是龍。龍回首，圓目，斧形嘴，長角向上回卷至龍首頂部，背拱起，中央有一圓孔，足置於下腹部。鳳昂首，圓目，勾喙，長冠後揚接龍背，曲頸挺胸，展翅，尾部接龍身，鳳爪出於下腹部。均以單陰線勾勒龍鳳的肢體輪廓，身飾穀紋。1987年陝西旬邑轉角村戰國晚期秦墓也有類似的玉器出土。

先秦時期的各諸侯國在繼承商周玉器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玉器藝術風格，其潮流是將商周時代較為粗樸的祭天禮地的符號化玉器，轉而為可以佩掛把玩修養性情的飾物，工藝趨於精雕細琢，線條變得瀟灑流暢。與此相比，秦國玉器似乎置身大潮之外，春秋早期為繼承西周風格基礎上的發展，形式樸拙，線條細密規矩，但其後秦式玉器並未擺脫這一風格。當戰國中晚期玉器藝術達到新的高峰之時，秦國玉器卻日漸式微。這與秦人「雜處戎狄之間」的文化根源有關，更與秦人在掃平六合過程中興刑名、貶儒術的政治思想，獎勵耕戰、抑制舊貴族的治國策略，以及崇尚質樸，講求實用、追求宏大悲壯的審美觀念有關。

雍城是秦早期都城之一，從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獻公二年（前383）的294年間，雍城一直是秦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作為國都，雍城築起了規模巨大的城垣，修建了壯麗宏偉的宮殿，成為當時全國發達的大都市之一。這從姚家崗遺址出土的大量銅質建築構件和多處遺址出土的瓦當，就能看出雍城當年的奢華。

姚家崗地勢高阜，當地人稱之為「殿台」，槽形板瓦、繩紋筒瓦及散水石俯拾皆是，經探查，遺址埋在現地表土以下1.2公尺處，西部發現東西走向的夯土遺跡，長60公尺，寬25公尺，土質堅硬。遺址南部發現有宮室建築。1973～1974年，遺址內曾出土三批共64件大型青銅建築構件，總重量達224公斤。這種建築構件，古代謂之「金釭」，它既是建築物上的裝飾品，使之富麗堂皇，又能加固建築物的木質框架，設計、製作都很科學。其大件的形制可分為內轉角形、外轉角形、盡端形和中段形四個類型。銅版正面除周邊留空白，內心全飾勾連紋，其頂端多為三齒形。金釭施於宮殿壁柱或壁帶的木構上，是解決大型宮殿建築荷載的關鍵部件。其氣勢之宏大，製作之精美，設計之新穎，充分反映出秦人宮室建築宏大豪華的氣派。建築物上使用大型青銅構件進行裝飾和加固，在列國宮殿建築中均未見到，說明春秋時期秦國在青銅鑄造技術和建築水平方面的進步，更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史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

瓦當作為陶質建築構件，是覆蓋在古建築屋面兩行板瓦溝縫之間最下端筒瓦端頭部分。其作用：一是防護屋簷滲漏和保護屋簷椽頭部分免遭風雨侵蝕，保護延長建築物壽命，二是瓦當圖案對建築物具有裝飾美化作用。位於陝西鳳翔的秦都雍城遺址是春秋戰國秦瓦當的主要出土地。在遺址城區內的姚家崗、馬家莊、鐵溝、高望寺及城郊的孫家南頭、東社、高莊、凹裡等地遺留下多處大型宮殿建築和離宮別館遺址，先後出土了千餘件春秋戰國時期的秦瓦當，其中以戰國動物紋飾的瓦當最具特色。

雍城遺址出土的瓦當多為圓形，面徑較小，約14～18公分，邊輪不規整，當背不平整，製作時留下的旋切痕明顯，瓦色青灰或鐵灰，燒成溫度較高。當面內容有各種鹿紋、虎紋、獾紋、蟾蜍紋、虎燕紋、獵人鬥獸紋、鳳鳥紋等寫實圖案，瓦當紋飾在內容上一掃商周青銅器中動物紋那種凝重、莊嚴的神祕氣氛，開始向真實的自然界取材。形式上也擺脫了商周青銅器那種嚴謹、單調的藝術手法，而代之以輕巧、優美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奔虎逐雁、逐犬和單獾紋瓦當等，將虎和獾的形體表現為S形的粗輪廓側面像，形象傳神，增加了畫面的美感。有的把不同類的多種動物融於一個當面，更顯得生動活潑，耐人尋味。如〈鹿犬雁蟾蜍紋瓦當〉，將五隻動物集於一域，活塑出一個能飛、能跑、能游的動物世界。秦動物紋瓦當，取材於自然生活，以秦人狩獵常見的動物為主要表現對象，充分反映了狩獵活動在秦人經濟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秦人追求自由威猛、富有力度和速度感的審美情趣。

從時間上看，秦西周時局限在渭河上游、隴山以西的河谷地帶，春秋時擴散至整個關中地區，戰國中晚期以後開始遍布全國。秦文化的分布區域有一個自西向東、自小而大的發展過程。進入寶雞的這一時期，正是「以人為本」等人文思潮勃興的時代，反映在器物藝術上，器體由厚重變得輕靈，造型由威嚴變得奇巧，手法由濃厚的神祕色彩而趨向寫實，裝飾紋樣也變得易於理解和更接近於生活。透過寶雞出土的這些秦人遺物，可以看出秦文化是如何從懵懂幼童成長為翩翩少年。其實，那些仍然深埋在地下以及流淌在血液中的祕密，才是文明最自由與無限可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