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做為一種人文計畫案

觀眾可能會說這樣的創作構想很浪費，這樣的直觀並沒有錯，但這也是開啟延伸討論的問題點。因此，我想要特別深入探討「一個人」這個概念，以及這之間所產生的寂靜幻語，怎麼樣成為創作者連續幾年創作的精神內涵，「一個人」與當代人文工程（展覽、表演）的關係究竟為何？此次展覽源自於數年前創作者在挪威駐村期間，受到廣袤的極地景象震撼所致。然而，創作者所體驗到的寂靜，究竟有沒有辦法在美術館這樣的空間重新創造出來？或者，如果說這種再現是不可能的，那麼創作者怎麼樣「擬實」？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個人》不應該僅被視為是一種「跨領域」的嘗試，而是站在再現自然震撼的不可能性這個點上，從相關的美學產生裡面所透露出來的猶豫，才能切入展示物件與主題之間的關係。例如吊在空中的塑膠粒沙包（董育廷創作）、人體錄像（趙卓琳創作）、遠處傳來的音聲（晟創作）以及表演者的身體（葉名樺等人）、牆面的色光……各自有各自的創作者，表面上各自成為獨立的語件，看起來並不緊密，實際上彼此之間卻存在著一種奇妙的退縮與包容的關係。這種集體創作所組合而成的「離散體」。這當然可以解釋為諸位創作者在面對、想像自然震撼時的失語所致。然而，我認為更有價值的討論點，不是從所謂「跨領域」來談，而是在上述各類創作者都「無法跨領域」的共同位置來談，這個共同位置將會圍繞著「一個人」打轉。換言之，他們都站在某種當代哲學的邊界，隨後，朝著各自所擅長的不同媒材而離去。

可以說，當代哲學的起源之一是圍繞著「一個人」打轉，「一個人」是一種計畫項目。當葉名樺被冰雪極地的自然與寂靜所震撼的當刻，我揣想其出神的身體已經自動在進行某種哲學問題的辯證了（康德(Immanuel Kant)談論的「崇高」審美不也是某種出神？）然而，這裡所暫稱的哲學邊界，也就是創作者所站立的位置，不是理論體系裡面的邊界，而是理論體系之外，透過藝術感知來探問一個根本的哲學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藝術都是對哲學的某種「棄學」，這也是藝術之所以必要之處。但是回過頭來說，我們也好奇《一個人》凸顯著「一個人」，進而成為一個展演，背後究竟有什麼東西支撐了這樣的合理性？為什麼一個人面對極地荒原的出神與空無，能夠成為當代文化生產的內容？

普遍來說，「一個人」之能夠成為藝術的內容，大抵上是因為我們對它賦予很高的文化評價。這裡有一個極具系譜性的線索必須追溯，那就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人」被預設為一種孤立的個體被審視？人的孤獨、震驚的經驗事實上也因此預設了一個「源頭」，這個源頭通往人的「自己」，而不是通往自然世界或者神話世界的種種。這個源頭在人的身上劃出了各式各樣的有限性（la finitude）概念，例如存在、自由、經驗與孤寂等。但是，當「人」做為一種孤立個體被觀看時，這個源頭同時也不斷地回堵了自己，造成了許多心靈的淤積物，我們可以說，這個源頭大抵就是人文主義的興起。而現代人文科學與藝術、文學等大抵上都是在人文主義脈絡下逐漸形成。時至今日，我們依稀可以感受到當代藝術與文化產業普遍性認同著人文主義，甚至需要重新發現很多很多屬於現代人的各種孤立經驗，「孤獨」則是由此派生的一種幻象展演。從這裡觀之，《一個人》動員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想方設法製造一個回歸寂靜的人文源頭之路，也給了參觀者與表演者彼此一個特殊的遭逢時刻，因此可以說是在擁擠的當代生活中創造一種關於孤獨的文化徵兆。

「怎麼在公共空間讓『一個人』可能？」在葉名樺的此次創作而言或許應該反過來說成是「怎麼在美術館讓『一個人』成為公共事件？」在創作者與單獨觀眾之間所發生的，沒有人知道細節的過程，是不是有可能超越「一個人」的文化幻見，繼續整理出特殊的藝術對話之路，值得期待。

註　出自北師美術館臉書宣傳文。

「怎麼在公共空間讓『一個人』可能？」（註）這是葉名樺在北師美術館的《一個人的美術館－寂靜敲門》（以下簡稱《一個人》）的大膽訴求。該作延續了2016年的《寂靜敲門》，試著以舞者的身分切入當代美術館，讓美術館相對靜態的公開展示功能，轉變成一個專屬於某些觀眾的私密空間，並且隨著舞者身體的節奏一起呼吸、變化。

創作者說，相較於《寂靜敲門》仍偏向常規演出的框架，此次的作品更接近於她想要挑戰的，表演上更隨機、無預先排練與更具遭遇性的面向。於是，舞者設定了一些與觀眾一對一的「演出」時段，每場次長達40分鐘。在每次的單獨遭逢的時刻，舞者必須面對參與者之間的殊異，產生不一樣的對應演出方式，特別困難的是當參與者同是「圈內人」時，舞者常常會在表演與熟人聊天之間不斷切換模式。乍聽之下，舞者好像將自己視為一部隨時準備短路的機器。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一個人》的單獨表演時段中，看起來是忙碌又不寂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