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明正統、景泰、天順瓷器史

在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御窯瓷器的生產及使用狀況也顯得非常撲朔迷離。晚明以來出版的藝術品鑑書籍中，常論及宣（德）、成（化）二窯器，卻已對中間的三朝二帝隻字不提。時至現代，相對於宣德及成化時期御窯瓷器傳世品與考古發現的多樣面貌，以及相關研究的豐碩成果，我們對介乎於兩朝之間的正統至天順時期御窯瓷器，仍有諸多混沌不清的認識。

此時期的御窯瓷器不落正規年款，為傳世品的斷代造成了極大困阻，有關瓷器工藝特徵及具體風格的探究亦舉步維艱。陶瓷研究者們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類似的概念，來指稱這個明代陶瓷史上令人困惑的時期，如我們最常見到的「Interregnum」、「黑暗期」或「空白期」。「Interregnum」由美國學者約翰．亞歷山大．蒲柏（John Alexander Pope）於1956年提出，本意指政權更迭中的空窗／過渡期，直觀地反映出此時期動盪的政治環境下，難以捉摸的陶瓷生產狀況。「黑暗期」則是由日本學者藤岡了一（Ryoichi Fujioka）於1975年首次使用，用以總結混亂的帝王統治下走向低迷的御窯生產。「空白期」是目前中國學界廣泛接受並使用的稱謂，源於1982年中國學者王志敏以「空白點」之概念探討正統至天順間的瓷器面貌。由此可見，實物資料的匱乏，加上此時期頻繁的皇朝更替與動盪的政治環境，使得我們對於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瓷器生產的認識充滿爭議。此間御窯生產曾一度衰落甚至完全停滯的觀點曾流行一時。1988年11月，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西牆外巷道發掘出介於宣德及成化地層之間，且未落年款的御窯瓷器殘片，第一次以御窯廠考古發現為依據，為空白期瓷器研究迎來轉機。然囿於當時考古發掘規模及出土實物資料的有限，我們仍無法把握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御窯瓷器的具體面貌。直至26年後，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窯廠址範圍內的珠山北麓再次發現明確的宣德成化之過渡地層，終於系統地揭示出數量空前的正統、景泰、天順時期標本，其面貌之豐富，工藝之精良令人震撼。

此時期試燒的青花大龍缸、各種制式之青花花盆，以及青花及鬥彩裝飾的繡墩等重器的發現，可謂石破天驚。在此之前，無論文獻記載抑或傳世品中都罕見其身影。還有數量驚人的成套宴饗用器，如形制規整有序、紋樣主題豐富的碗盤瓶壺等類。它們或體量巨大，或輕盈巧製，裝飾精美，紋樣活潑趣致，直觀反映著此時期景德鎮御窯廠的生產實力與水準，力證此時期的瓷器生產不僅未有停滯，更持續進行著對於瓷器新類型的實驗與探索，充滿活力。

2012年8月18日至12月9日，江西省景德鎮御窯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的「填空補白——景德鎮明代15世紀中期瓷器」（簡稱「填空補白」）展覽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號展廳舉行。展覽集中展示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歷年珍藏、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之「空白期」瓷器復原及殘破標本，並輔以品類豐富的香港公私藏品，共計125項，成為海內外首次以「空白期」為專題的特展。展覽從實物出發，結合歷史文獻及過往研究成果，力證「空白期」並非景德鎮瓷器生產之低迷或停滯時期，此時期民窯瓷器的生產十分活躍，御窯生產的連續性亦有跡可尋，引發學術界廣泛討論與迴響。

在展覽餘溫尚未褪去的2014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因配合龍珠閣北麓建設工程，對其地下的遺跡遺物進行了搶救性發掘。令考古工作者們驚喜的是，與以往零星發現不同，是次發掘的出土瓷器（片）標本，竟以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最為豐富，成為迄今為止揭示此時期標本最多最為集中的一次考古發掘。由於出土於明御窯廠範圍之內，這批瓷器的供御性質明確，成為我們認識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御窯瓷器生產的重要資料。

振奮人心的考古發現，成為對「填空補白」展覽及其研究成果的最好呼應，也為當時囿於材料限制而未能盡論的御窯瓷器研究，提供新的契機。因此，兩館決定再度攜手，於2018年9月1日至12月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號展廳，舉行「填空補白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覽。

展覽遴選景德鎮御窯博物館珍藏瓷器及標本158件／套，以2014年最新考古發掘出土標本為核心，輔以1980、1990年代陸續出土的，亦屬此時期的代表類型，並精選永樂、宣德及成化時期的相關御窯瓷器標本，作對比展示。其中，最新考古發現的瓷器標本，於近期才得以系統整理並修復完成，屬首次境外展出，部分更是第一次公開曝光。新舊資料的配合，旨在直觀生動地向觀眾闡釋明代早中期御窯瓷器的發展脈絡，以及在傳統明代陶瓷歷史研究中被忽略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盛世餘緒】

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駕崩，年僅8歲的太子朱祁鎮即位，是為正統皇帝。正統六年（1441）之前，英宗由太皇太后及楊士奇、楊榮、楊溥（史稱「三楊」）積極輔佐。太皇太后歷經三朝，為永樂時期太子妃，仁宗皇后及宣宗生母，而三楊皆為永宣遺臣，威望極高，在強大決策團的加持之下，正統前期，可謂永宣盛世之餘緒。

以「遷都北京」為例，永樂時期開始的遷都工程，曾歷經許多超乎想像的阻滯與磨難，平息群臣反對、強令遷調各路流民充實北京、推動各項修繕營建工程、打通南北漕運……永樂十八年（1421）北京皇宮與北京城終告建成，永樂帝下詔正式遷都，然而次年初夏，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今北京故宮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所在）便遭雷擊，盡皆焚毀。一時朝野議論紛紛，反對之聲不絕於耳。三年後，成祖去世，仁宗即位後便廢除了北京的京師地位，而南北京爭議也在宣宗時期暫為擱置，直到正統六年（1441）11月，英宗正式宣布以北京為京師，罷其「行在」之稱，由永樂時期延續至正統的遷都工程，終告完成。一以貫之的元老重臣，保證了永宣以來的統治政策在正統前期得以貫徹。而正統對永宣二帝在諸多方面的延續，在此時期生產的御窯瓷器上亦得到體現。

是此展覽遴選的正統〈白釉梅瓶〉，體型碩大厚重，釉面肥潤。形制上，圓唇外卷，肩部豐滿而下腹收束。與對比展出的永樂〈甜白釉梅瓶〉、宣德〈鮮紅釉刻海水雲龍紋梅瓶〉呈現出強烈的相似性及延續性。於正統至天順時期地層出土的〈青花花卉紋壯罐〉，無論器形、裝飾布局亦或紋樣主題，都與創燒於永樂時期的同類壯罐並無二致。而這種非常特別的幾何化布局，亦見於永宣時期的〈青花花卉紋扁壺〉表面裝飾，被認為是永宣時期與中亞地區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此外，永樂時期開始流行的海獸紋圖樣，在正統至天順時期的許多器類上均有見到。

【宴饗用器】

正統六年（1441）對於明英宗意義非凡，除正式定都北京，同年11月大赦天下，正式親政。值得注意的是，文獻所載英宗時期景德鎮御器廠的大規模燒造，亦始於正統六年。是年5月，仍冠以行在的北京光祿寺，奏請「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萬七千九百餘件」獲准，分別由南京工部、江西饒州府（金龍、金鳳、白瓷罐等）及北京營繕所（硃紅、膳盒等件）製／燒造。9月，於永樂時期遭焚毀的奉天、華蓋、謹身三殿重建工程完工，行在工部奉旨令（南京）工部及江西饒州府「料造九龍九鳳膳卓等器」。規模浩大的燒造工程由此開啟。

從考古發現揭示的資料來看，正統、景泰、天順時期曾燒造數量驚人的宴饗用器。本次展覽呈現的不同尺寸、形制多樣的碗盤瓶壺等器，既有龍、鳳、各式瑞獸、花卉紋樣，又見活潑趣致的蓮塘鴛鴦紋、嬰戲紋等裝飾。器物形制及紋飾主題皆規整有序，可以想像其配套使用時的震撼場面。有文獻可考的大規模燒造，分別發生在上述的正統六年（1441）及英宗復辟後的天順三年（1459），第一次責造膳亭器皿30萬7,900餘件，第二次命饒州府燒造5萬餘件，兩次均是應光祿寺奏請。

光祿寺掌理皇室膳食。明清兩代逢重要節慶，皆行宴儀，亦由光祿寺籌辦，而聽命於禮部。考察實錄，即使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帝位更迭，家國動盪，每年的萬壽聖節、皇太后聖節、皇太子千秋節、上元節、立春、端午節、重陽節、臘節（農曆臘月八日）等重要節慶，由皇帝御賜的百官宴從未間斷，與此同時，招待賚賞蕃王、使者的活動亦有增無減。宴饗瓷器除日常供皇室使用，無疑也在更為公開及盛大的場合，昭示著皇權之顯赫。

相對於珠山北麓考古發現的御窯瓷器標本數量之眾，正統至天順間御窯瓷器的傳世品則顯得非常罕有，即使在兩岸故宮的瓷器收藏中亦是如此。造成這鮮明反差的原因，或許與當時御窯瓷器的合格率有關。正統七年6月，「工部以有司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罐俱不及式，治調官罪，復令改造。」（《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九十三．正統七年六月）明早中期御窯廠落選瓷器通常是被集中打碎，掩埋於御窯廠內，以避免流入民間。這掩埋於御窯廠範圍的大量瓷器，正是文獻記載中，膳亭器用「俱不及式」的實物證明。

當然，由於正統至天順間御窯瓷器均不落正規年款，使得我們對於傳世品的辨認受到很大限制，這也導致被認定生產於此時期的御窯瓷器非常稀少。最新考古發現的御窯標準器，無疑會為傳世品的斷代提供更新且更為全面的依據，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正統至天順御窯瓷器被辨識出來。

【帝王好尚】

正統、景泰、天順時期試燒的青花雲龍紋大缸、各種制式之青花花盆，以及青花及鬥彩裝飾的繡墩等的發現，可謂石破天驚。在此之前，無論文獻記載抑或傳世品中都罕見其身影。由於體量巨大，厚重的胎體在燒造中極易變形或塌陷，這類瓷器的成品率極低，現存的一些明中後期的傳世品中亦多見瑕疵和變形。而發現於御窯廠範圍內的大量重器碎片，也證明著當時景德鎮窯工們為迎合宮廷需求，從未間斷過對於瓷器新類型的實驗與探索。雖因各種缺陷而落選並被打碎，這些器物表面所裝飾的精美紋樣卻得以保存和復原。龍紋氣勢雄渾，各類瑞獸活潑趣致，植物雜寶描繪入微，胎體玲瓏透雕……直觀反映著此時期景德鎮御窯廠的實力與水準，這裡的生產充滿活力，未有停滯。

英宗實錄載，正統九年5月「江西饒州府造青龍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監王振言於上，遣錦衣衛指揮往杖其提督官，仍勅內官齎樣赴饒州更造之。」（《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六．正統九年5月）傳遞出若干重要的信息。青龍白地花缸的燒造情況，並非由工部官員上奏，而是經執掌司禮監的宦官王振直接向正統皇帝報告。提督官監管不利，亦是受錦衣衛指揮使責罰。錦衣衛直接向皇帝負責，其指揮使便是皇帝在地方的代言人。青龍白地花缸的燒造，明顯與皇帝個人的欲求更為密切。結合正統前期定都北京、宮殿新成，到英宗獨立親政的歷史契機，對於難成重器的反復責造與關注，是否正透露著正統皇帝意欲追隨甚至超越先王的野心？

重器之外，展覽中亦會呈現應用於日常起居、陳設等方面的瓷器，如瓷枕、各式花瓶、水仙盆等。這些器類數量不多，但款式及紋樣卻富於變化，表現出一種體制之外，更為個人化的功能及審美追求。我們或可籍此一窺正統至天順時期御前清賞之好尚。

【綻放異彩】

在過往的展覽中，宣德御窯的實驗精神與多樣化發展，以及成化御窯製作工藝取得的進展與突破備受關注。正統、景泰、天順時期的御窯發展，成為認知的薄弱環節。作為補充，是此展覽中亦會聚焦正統至天順時期御窯與前朝後世的緊密聯繫。觀眾可藉由展品及參考資料的對照，觀察到永宣以來的形制及裝飾紋樣，自正統、景泰、天順時期演變發展，到成化時期呈現出不同氣質風格（如由雄渾至雋秀）的具體脈絡。宣德時期創燒的特別品種，在此時期亦得到長足發展，以其超越宣德的豐富鬥彩產品為例，實為成化時期鬥彩瓷器大放異彩而打下堅實基礎。

明早中期，曾為宮廷服務、生產供御瓷器的窯廠，不止景德鎮一處。據文獻記載，宣德間，至少還有處州龍泉、開封鈞州及磁州彭城等地的窯廠曾供燒宮廷使用及賚賞瓷器。正統至天順間亦是如此，是次展覽呈現之壯罐、花盆及壺瓶碗盤等類，於同時期龍泉窯、鈞窯、磁州窯生產的瓷器中均可找到對照，暗示著它們可能源於同一官方樣式。

經永宣時期的開拓，以及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發展與鞏固，景德鎮御窯廠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成化以來南方地區供御瓷器的生產中心。展覽中代表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工藝水準的御窯瓷器標本，將引領觀眾體會御窯生產不斷探索的軌跡以及取得的成就。歡迎大家親臨展覽，在突破傳統認知的同時，也為心中的疑問尋找答案。由此，達致「填空補白」之真意。

填空補白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
展期｜2018.09.01-12.16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號展廳

講到明代歷史中的特殊時期，一定無法繞過正統、景泰、天順的三朝二帝（1436-1464）。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宣宗長子，明朝第六及八代皇帝，年號正統（1436-1449），復位後改元天順（1457-1464），前後在位共計22年。明代宗朱祁鈺（1428-1457），明朝第七位皇帝，年號景泰（1449-1457），在位八年。兩人本是同父異母兄弟，一為皇帝，一為郕王。但瓦剌蒙古大舉南侵時，英宗御駕親征的決定，徹底改寫了歷史。

正統十四年（1449），帶領50萬大軍迎戰也先的英宗慘敗被俘。情勢緊急下，皇太后孫氏命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監國，不久即位，是為明代宗。代宗登基次年改元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此舉本意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英宗被俘對大明造成的打擊，卻也無法避免地導致了後來的兄弟反目、派系殘殺。景泰元年（1450）8月，失去利用價值的英宗被釋放回國，代宗卻並無還位之意，更將英宗幽禁於南宮嚴密監控。直到景泰八年（1457）正月，代宗病重，不能臨朝，武將朝臣攻入南宮，擁英宗復辟。代宗被軟禁於西苑，月餘辭世，年僅30。英宗復位後，改元天順，享國八年後，亦溘然長逝。太子朱見濡登基，年號成化（1464-1487），這場因帝位頻繁更迭而造成的政治動盪終於逐漸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