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以萬物之靈自居,以成千上萬的發明自豪,還有先人嘔心泣血的詩歌詞賦;不過只要在森林一沾春風的喜悅,就不難領悟何者才是文明進化的指標。—梭羅(Henry Thoreau,1817-1862)
《湖濱散記》(Walden Pond)是梭羅在華爾騰湖畔隱居二年又二個月的生活散文,隱居期間,梭羅自己搭建了一間小木屋,並且進行花費極少時間從事關於維生的工作,而將大部分時間用來閱讀、寫作和親近大自然的生活實驗。此書便是以四季的遞嬗做為分水嶺,1至3月的春寒料峭,經過夏季的生意盎然,進入秋天的成熟飽滿,最後邁入冬天的靜謐等待,成為公認為最為經典的自然文學代表作,也是首創心靈遊記的先驅。
曾經參與過台灣好基金會在池上舉辦的春耕和秋收活動,蔣勳在得知基金會計畫承租一些老宿舍,提供給藝術家到池上駐村後,心中便萌發要到東部住一段時間的心願,因而志願擔任總顧問與首位駐村藝術家,實踐另一種對於生活的理想與可能想像。
大埔村的舊教師宿舍,紅色磚牆、黑瓦平房、通鋪、圓桌,還有很大的院子,勾起蔣勳的兒時記憶,像極了小時候隨著在糧食局工作的父親所住的公務宿舍,彷彿走進了童年的時光,也讓他體悟到《金剛經》裡所訴求的「還至本處」、一種回到原初的感受,故而他選擇於此做為畫室與居所。一個人來到這裡生活、創作,最大的發現在於自然有其安靜卻自成一格的運行秩序,池上即便到了冬天,中午的陽光仍可讓溫度達到30度,晚上的溫度卻能急驟降到5度,東北季風通過縱谷長廊,把所有的溫度帶走,由於如此劇烈的日夜溫差,稻穀適應冷熱收縮後,穀粒也才健康結實。蔣勳指出,「土地裡勞動的人,有他們許多對自然獨特的解釋。我也開始學習,試圖用身體記憶這條縱谷中冷與熱的溫差。」
於台東美術館展出的《野燒》一作。圖|林煜幃攝影、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早在20幾年前於東海大學美術系授課期間,蔣勳便曾與畫家楚戈、詩人席慕蓉帶著學生,上山下海,到墾丁國家公園又去了太魯閣的懸崖峭壁。峽谷夜色,柔和的月光灑落在立霧溪上,清澈明晃並映著熠熠銀光,學生們靜默無語,因為那般的美景讓他們震撼,也難以忘懷,有人跟蔣勳說:「老師,我畫不出這樣的山水。」蔣勳知道,美使他們劇痛、美使他們熱淚盈眶、美也使他們懂得謙卑,「看到美的事物,人類的原始慾望是渴望把它畫下來,但其實我們在美之前,是無能為力的。」
客居池上,對於蔣勳創作上最大的改變來自於畫面上的解放與自由,從藝術史研究者轉換身分進入到創作者,蔣勳自覺有許多綁手綁腳的身外束縛,理論先於直覺,但在看到池上千變萬化的雲朵之後,他體悟到無法用任何一個畫派去歸納所見之物,因而才真正直觀面對純然的視覺。蔣勳也領會到畫家和作品的背後都有來自生活因素的基底支撐,例如畢卡索(Pablo Picasso)著名的《亞維儂少女》一作,許多人談及時只留意了立體派將三度空間的形體分割重組於畫布之上,這是分析性的觀點,對於蔣勳所謂生活與人性的觀點,他則指出,「亞維儂」並非法國南部舉辦藝術節的Avignon,而是西班牙巴塞隆納的Avinyo,畢卡索年輕時常在這條花街上的Els Quatre Gats餐館消磨時光,《亞維儂少女》便取材於這條街上的妓女,而作品表現的方式,則是青少年時期的畢卡索,混合著對於性的羞澀、慾望、恐懼等感受,以及記憶中妓女所留給他各種臉的造型的片段印象。
位於台東美術館展場中以稻桿搭建的亭台。圖|林煜幃攝影、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蔣勳認為,「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有一種假象的傲慢,在自己的圈子裡自鳴得意,這是一種危險(…)人們應該看到人應該看到的東西,而不是學院看到的東西。」藝術家應該真正面對台灣大山大海,留下台灣的風景,如同陳澄波筆下淡水的紅、嘉義的熱;還原到人的原點,藝術便能不受貧富、階級所礙,而是與生命對話的共通感受,「我們的美術老師要教的就是這件事,美術這個字,我覺得美比術重要,台灣一直在練『術』,美卻不見了。」蔣勳說道。
集結了池上駐村所作,蔣勳目前正於台東美術館展出「池上日記-池上。駐村。蔣勳」個展。遠離台北、偏居於東部的蔣勳,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每天沿著水圳漫步,屹立在池上兩旁的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襯托著無窮變化的天空;蔣勳最為推薦大坡池的日出,有著無法言傳的雲墨濃淡與天光色彩。池上風景成為蔣勳的創作源泉,從秋收畫到燒田,從燒田看到整片金黃的油菜花,蔣勳試圖以畫作留住縱谷不同季節的景象和歲月。
蔣勳。圖|林煜幃攝影、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策展人阮慶岳在展場中央規畫了一座由稻桿堆砌而成的亭台,既召喚著農村經驗中孩童總是趴在稻草上玩的記憶,也是一個眺望四周景致畫作,以及聆聽蔣勳親自講述池上印象的最佳地點。池上四季色彩裡的繽紛絢爛,讓人從繁華瞬間轉換的變滅,領悟著色相與空幻的關係,蔣勳特別在展場的開始與結尾處,安置了兩幅僧人的畫像,入口處的《是身如火焰》,說明了創作裡有種熾熱,既是燃燒亦是種煎熬,創作不在於文字的結構,或是繪畫的技巧與色彩,如同所有在池上的創作,實為修行自我的生命本質,故而成為貫穿展覽之軸。最後的《林木深處》,是穿著絳紅色衣裳的僧人往森林深處走愈走愈遠,林葉搖曳、蟬鳴鳥叫、樹隙間的日光和月光,以及人的喧嘩,都被他遠遠留在身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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