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東周世界的一扇窗：河南出土東周文物展

虛擬 vs. 實相
東周時代（公元前770～前220年）是電影、漫畫、電玩等新媒體喜好的主題之一，因為它是一個多元而複雜的時代，可以提供虛擬世界豐富的創作素材。所以虛擬世界中，經常會以東周歷史為背景。其中的人物根據劇情需要可以穿越，無可厚非。但是物質（器物、建築等）往往也意外地「穿越」所處而出現在另一個時代。比方陶寺文化的彩陶、商代的梟尊、佛教的石雕、佛塔，都會進入東周的世界。所以，才會興起辦一個「東周實相」展的念頭，這也許是作為一個關心物質文化的歷史學者希望可以更準確把物與其時代介紹給一般的閱聽者。不過，「東周實相」注定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中研院加上史博館，即使加上臺北故宮的東周典藏品，距離了解東周的複雜面貌，也還很遙遠。所以，號稱「實相」，實為管窺。

東周實相之難得還有一個深層的因素；古代撰寫歷史者往往自以為歷史當有「微言大義」，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其實經常是以偏頗的有色眼鏡在看他者，所以華夏是文明的，蠻夷戎狄則是野蠻的，落後的。所有學過漢語的人，這種想法都深埋於潛意識中。史語所的前輩就是在此種思維的指導下，在中原中的中原─河南進行大部分的發掘，而不是在安徽鳳陽與蚌埠發掘鍾離國墓，或在山東莒縣發掘東周莒國的大城，或在江蘇邳縣發掘徐國的都城與墓地。這三者由夷人所建立的國家，他們的物質世界，也是東周實相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在傳世文獻的「聲量」，相當稀微。現代的考古學者，往往也籠罩在此種偏見中而不自覺，山西晉中的考古學家，在找尋他們心目中華夏式的西周與春秋，但是卻為只發掘出戴金耳環的戎狄之人而感到焦慮。其實，在西周與春秋之際，環境又乾又冷，草原南移，晉中甚至太原都是戎狄放牧的場域。

所以，雖然只是管窺，雖然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我們還是希望把貴族的物質世界放到他應有的位置。並且告訴觀者，訓練自己的眼力，卸下有色眼鏡，以平等的視角，看不同族群的古人。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歷史與當時的物質文化，都是更豐富的。

新田風格
山彪鎮1號墓出土的器物絕大多數都屬於「新田風格」，意思是在晉國的首都新田作坊製造的。新田（在今山西省侯馬市）是公元前585至前369年之間晉國的都城，在此之前雖然晉文公（公元前697或前671～前628年）號稱春秋時代的五霸。但是，由於公元前800年左右華北的氣候環境處於谷底，又冷又乾，東部歐亞草原往東南方向擴大。晉國實際上是僻處一隅，和許多小國如霸國、倗國等並存於晉南，而且草原族群南下，晉國與眾小國也與草原族群比鄰而居。但是從公元前800～前600年，華北的氣候逐漸轉暖，使得晉國的農耕經濟逐漸轉強，公元前585年遂將首都移往新田，顧名思義，就是一大片新的農地。晉國在此一經濟基礎下，開始其拓展，而它的主要目標就是草原的戎狄，其他農業小國也一一併入晉國的系統，有些小國的貴族，變成晉國的卿大夫。晉國的卿大夫帶領著軍隊往外擴張，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草原族群的牧地，此時皆已變成可耕地。「新田風格」的青銅器也就是憑藉著以農立國的晉擴張之際，隨著散布到山西各地，甚至超過山西的範圍。考古發掘的山彪鎮1號墓、太原趙卿墓、長治分水嶺墓地、以及輝縣琉璃閣（其中較晚的部分）、渾源李峪墓葬等，墓中銅器多是新田作坊全盛期生產的。

山西太原趙卿墓的時代為春秋晚期，與山彪鎮1號墓差不多，但是墓的規格略高，東西有些不同。侯馬上馬13號墓的時代則在春秋中期。我們將兩座墓出土的鑑相比較，可以將兩者的差異歸納為以下數點：在權衡比例上，〈趙卿鑑〉的手把有厚實感，可以撐得起厚實的器。而〈上馬鑑〉的把手則顯得瘦弱。在紋飾方面，〈趙卿鑑〉紋飾複雜，滿布全器，層次分明，有立體感。〈上馬鑑〉則紋飾簡單，扁平，僅施作帶狀。在細節的處理上，〈趙卿鑑〉作工乾淨俐落，精雕細琢，一絲不苟，工匠被要求或在意完美。〈上馬鑑〉使用很多快速、方便的工具，工匠好像只想趕快完成。在整體的神韻與氣勢上，〈趙卿鑑〉顯得飽滿，而〈上馬鑑〉則顯得瘦弱，萎靡。趙卿鑑的獸首神彩奕奕，〈上馬鑑〉的獸首則似酒醉迷惘（圖1）。

以上兩鑑的差異明顯，望而知之。我們進一步把這次展出的琉璃閣〈60號墓大鑑〉，以及藏於歷史博物館，因為體型過大無法展出的琉璃閣〈甲墓大鑑〉也一併比較（圖2）。由於保存完整的琉璃閣〈60號墓鑑〉鏽蝕比較嚴重，細節不易觀察，但是已經成為破片的另一件形制相同的鑑部分的紋飾非常清楚，加上線描圖可以仔細觀察紋飾（圖3）。從細節上我們發現〈上馬鑑〉、〈甲墓鑑〉、〈60號墓鑑〉與〈趙卿墓鑑〉，形成一個晉國都城遷徙到新田以後青銅工藝進化的序列。〈上馬鑑〉與〈甲墓鑑〉的年代最早，主紋飾帶都是蟠螭紋，其上與其下都有橫行的鱗紋。間格為繩紋，但是簡單的以單線繪出。我們以為〈甲墓鑑〉的時代稍晚於〈上馬鑑〉，因為它的間隔線的繩紋更為細密。〈60號墓鑑〉主紋飾帶為蟠螭紋，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段印模。其下為較細小的蟠螭紋，再下為蕉葉紋。主紋飾帶以上先有一段三角紋，其上則為鱗紋成排兩兩相對。主紋飾帶與上下紋飾帶的間隔也同樣是繩紋，但是此處的繩紋已經是利用交叉的方式來表現繩索的線條。相對地，〈趙卿墓鑑〉也同樣以繩紋作為間隔，但是它的繩紋不但交叉，且有立體感。這四鑑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演化痕跡，以及到了成熟新田風格時的蛻變。

類似的變化也反映在〈上馬方壺〉與〈趙卿方壺〉上。我們再把琉璃閣〈60號墓方壺〉一併比較，雖然60號墓的年代略晚於上馬13號墓，但是它的製作者可能是謹守傳統的工匠，所以〈60號墓方壺〉是準確地拷貝西周晚期以來的方壺，讀者可以參考臺北故宮博物院西周晚期的〈頌壺〉。〈上馬方壺〉的主要紋飾的母題仍為交龍紋，但是已經不再依賴舊有模型，而是自己命題作文，別出心裁。它的工匠也嘗試著進行某些創新，比方在蓋與圈足上做鏤空，在壺蓋、頸、腹部的四角分別加上一組像玉器的獸形。整體而言，〈上馬方壺〉的實驗並不成功，權衡比例不佳，缺乏穩重的感覺，紋飾平淡不精緻，整體製作相對粗糙。

〈趙卿方壺〉的源流不同，它是西周中晚期模仿扣器，也就是複合青銅扣與有機材質的器物。在此之前，鄭國已經有類似的方壺，本次展出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蟠龍方壺〉（國寶），其年代約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是很好的例子。〈趙卿方壺〉的製作上也進行了一些創新，蓋上加了鏤空的花瓣，兩側的把手做成了立體的顧首虎，帶扣部分的上段飾以蟠螭紋，雖然是平面圖案，但是圖像部分浮起。整體而言，器物顯得穩重而精神飽滿（圖4）。

如果我們將新鄭出土的〈蟠龍方壺〉與〈蓮鶴方壺〉視為一組，與新田風格的〈趙卿方壺〉和山彪鎮1號墓出土的〈八瓣華蓋立鳥圓壺〉比較（圖5），兩組的年代大約相差150年，我們可以觀察到新田銅器的許多特徵承襲新鄭，但是新田作坊在新鄭組的年代，還在製作具有西周晚期風格，也就是很老派的東西。另外一些創新的工匠，所做的器物卻還不太成熟。但是到了「新田風格」的時代（公元前500～前450年），新田鑄銅作坊所生產的銅器，已經是領先所有國家了。

新田作坊不僅有大量銅器出自墓葬，考古學家還在新田遺址發現鑄銅作坊，出土大量的陶模與陶範，以及其他鑄造相關的遺跡與遺物。比方山彪鎮1號墓出土的編鎛的下半段──鼓部裝飾的獸面過去被稱為「李峪饕餮」，因為最早期的樣本出自山西北部的渾源李峪，而其圖像與商代的饕餮紋相仿。在新田作坊遺址中就發現了大量帶有李峪饕餮的陶模與陶範（圖6）。同樣的紋飾母題也出現在其他器類，比方山西渾源李峪出土的一件〈犧尊〉，它的頭部、腹部、大腿等不同的部位，布滿此種紋飾（圖7）。

新田風格的器物，潛藏許多草原文化的細節，比方同為李峪出土的一件〈饕餮紋壺〉，它的腹部主紋飾為李峪饕餮，但是在上下四段紋飾之間隔，有四排雕刻極為精細的小動物，有雁鴨、犬、牛、虎等，此種雕刻動物全形就是北方草原常見。這件壺的頸部主要紋飾是龍虎獸類交纏互咬（圖8），這也是草原文化對新田作坊的影響。

由於早期和草原族群比鄰，所以習慣草原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晉國與中原其他國家的主要區別。在太原趙卿墓中出土一件〈虎形銅灶〉，排煙管可以分段拆卸，灶體還有鏈條，方便行軍時攜帶。它是在帳篷或氈包中使用，加上排煙管可以把燃燒不完全的空氣排到帳篷之外，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險。並附帶有一套甗，可以在氈包中烹調。趙卿墓還出土氈帳的頂，同樣的東西也出於山西原平東社鎮。由這些器物可見晉國的器用受到草原族群的影響。

從以上討論，我們知道晉國青銅器在春秋時代至少有三條路線，一是遵守西周以來的傳統路線，一是企圖創新，但是還在摸索階段。等到春秋晚期新田作坊成熟時，成功地融合了舊有傳統與試驗精神，就是我們所謂「新田風格」，其時代大約在公元前500～前450年之間，此時新田作坊生產的青銅器在各國作坊中已成為佼佼者。

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鑑〉（圖10）
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兩個鑑，紋飾相同，大小相似。它們的紋飾是先鑄造好凹入的圖像以後，再填入紅銅，這種技法稱為「紅銅鑲嵌」。此一圖像是描寫戰爭的場面，經常作為當時戰爭的寫照，甚至被視為戰國時代的代表性器物。目前已知的銅器當中，像這樣大幅戰爭場景的是絕無僅有，也只有在鑑上，才有足夠的空間揮灑。這兩個鑑就是因為此種珍貴性被列為國寶。

〈水陸攻戰紋鑑〉上的作戰有一段有趣的場景是水軍的作戰（圖11）。處於北方的中原華夏國家，原本沒有水軍也不會打水戰，但是夷人與越人則是以在船上戰鬥聞名的，南方的吳國為了到北方與中原諸國爭雄，還開了邗溝帶領戰船北上，會諸侯於黃池。為了面對夷、越的水軍，《管子》中記載有一段是管仲為了防止越人在征伐戎狄時突襲，乃四處蓋堤堰興建游泳的場地，並以重金賞賜能達到很高的標準者，結果賞金還沒發出，齊國可以游泳的兵就有5萬之眾，可以抵擋越人的突襲。此事難以當真，因為管仲的時代，越國尚未強盛，也不足以伐齊。不過，北方國家為了面對夷越，也開始學習游泳，訓練水軍。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庚壺〉（圖12），銘文記載庚是商貴族後裔，父親為齊國的右師。他曾經參與圍萊與伐莒的戰爭，其中伐莒國時（可能在公元前550年），帶領了100艘船從河上攻擊莒國的一個聚落，因功受賞，齊國國君還直呼「勇！勇！」。可見水戰在春秋晚期已經常見，水陸攻戰紋鑑中的圖像有所本。

東周時代利用紅銅鑲嵌圖像紋的鑑數量很少，除了山彪鎮的兩件〈水陸攻戰紋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有一件〈狩獵紋鑑〉，據傳也是輝縣出土的，同樣也是新田作坊的產品。上面的圖像是草原狩獵的場面，有貴族駕著馬車以矛狩獵，有射鳥與弋射（箭後有一條繩子）場面，也有持劍與獸搏鬥者。從這件器物也可以了解晉國與草原鄰近，對於草原的生活有相當的了解。

晉墓裡的徐國銅器
山彪鎮1號墓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小鑑〉，從風格與鑄造手法看，並非新田的產品。根據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學系教授李永迪的討論，除了本件，其餘都在淮河以南出土。相關的物件，唯一有銘文的是1979年在江西靖安水口村窖藏出土的〈徐王義楚盥盤〉，銘文：「徐王義楚擇其吉金，自作盥盤（盆）。」所以山彪鎮1號墓的〈蟠虺紋鑑〉（圖14）極可能是一件徐國製造的器，因為某種原因進入晉國重要貴族的墓中。徐國器出現於晉墓還有其他的例子，比方上馬13號墓就出土兩件〈庚兒鼎〉：「唯正月出吉丁亥，徐王之子庚兒自作繁，用征用行，用龢用煮，眉壽無疆。」這兩件器物與前文論及的〈上馬鑑〉與〈上馬方壺〉同出一墓。春秋晚期到戰國時代各國之間互動頻繁，關係複雜。可能因為戰爭而擄獲，也有可能因為子弟成為他國人質而帶入，不過像徐國這種夷人所建立的國家在傳世文獻記載的非常少。

其實徐國並不是一個小國，他可能在商代晚期就是商人重要的對手，西周早期還被率領大軍的魯侯征伐，到了西周中晚期，可能是淮夷的盟主，據說漢東（漢水以東）三十六國都聽他號令，以仁義著稱，寧可放棄領土也不願戰爭，所以他的百姓都跟著徐王移動。在考古學上就出現不少西周晚期以後的徐國青銅器，近年更發現徐國晚期的都城在邳州附近。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三件徐國青銅器，是1888年在江西高安出土的。其中出現兩代徐王的名字，「義楚」與「?又」（圖16）。義楚即《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的徐儀楚，聘於楚國，被楚王拘禁，逃回本國。楚國為防他反叛，先發制人，攻擊徐國。徐國得到吳國的相助，打敗楚師。這時候的徐國，已經被蠶食鯨吞，國力衰弱，不久就被滅。

觀看東周世界的一扇窗
寫到這裡，希望讀者開始了解策展人的企圖，我們希望這個展覽不是告訴你「東周是什麼」，所謂「實相」，其實是開啟一扇觀看東周時代的窗，希望透過這一扇窗盡量地看到東周時代的多元、複雜、與動態的性格。同時希望觀者把因為過去的教育背景而產生的偏見放在一旁，平等地看待處於東周這個階段的所有人群，以及他們所製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