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其吉金
盛行於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為銅、錫合金，採塊範法鑄製而成。高溫澆鑄後的青銅器，基本上是一體成形。也就是說，一件青銅器的外形、紋樣、銘文，都在脫範之後完成，整體呈現金屬器堅不可摧的特性。
青銅器鑄成之時，器表接近黃金色澤，裝飾紋樣以類似浮雕的效果表現，如西周早期〈祖乙尊〉（圖1）器身上下為三段式結構，通體環繞著四道透雕扉棱。此器的視覺焦點為器腹正中央的獸面紋，可見雙眼浮凸的圓睜獸目，向上揚起的獸角、挺立的雙耳、外翻的唇口，皆突出於器表。此外，在〈祖乙尊〉的器內底，鑄有「作祖乙寶尊彝」（圖2）的六字銘文，說明作器者為祭祀「祖乙」而製作了這件青銅尊。用來裝酒的筒狀容器，透過立體紋樣的造型，以及留有作器緣由的古文字，三者合而為一，彷若有了生命力，安靜傳遞著遠古的故事。即使如此具有威儀性質的器物，經過了二、三千年的漫長歲月，還會保持原樣嗎？一件青銅器在世間流傳時，曾經的持有者、收藏家對它會有什麼樣的「認識」和「修整」？
右 圖2 西周早期〈祖乙尊〉器內底銘文。
案例一：孤品青銅器真為舉世無雙？
鑄製完成的青銅器，用於祭祀祖先、宴饗賓客，部分可能隨著器主去世埋藏墓中，也有可能如青銅器銘文常見的祈福語「子子孫孫萬年永保用」於人世間流傳。相比於木、竹、陶製的器物，青銅器具有堅固耐用的特性，得以「永保用之」。（圖3、圖4）可惜的是，金屬器經過長時間接觸濕氣，產生氧化，會出現鏽蝕，因此保存至今的青銅器幾遭銅鏽覆蓋，呈現綠色外貌，這是青銅器的一大變化。
右 圖4 春秋中期〈寬兒鼎〉器蓋內銘文：「唯正八月初吉壬申，蘇公之孫寬兒擇其吉金，自作飤繁，眉壽無期，永保用之。」。
青銅器的鑄製與使用，橫跨商代至戰國，歷程大約為一千四百多年。依據功能、用途，青銅器分為食器、酒器、樂器、兵器及車馬器等幾個主要類型。在此期間，各類型的青銅器隨著時代推移，形成不同的樣式和紋飾風格。雖然青銅器表面的顏色產生巨大變化，不過若從器物形制、紋飾類型，以及銘文字形、書寫風格和內容意涵判讀，再參考現在豐富的考古材料作為佐證，都可據以判斷一件青銅器的製作年代，並且將以命名。
然而，收錄清宮舊藏青銅器的圖譜中，卻會發現有些器物的器形「舉世無雙」。在所有可見的青銅器材料中，找不到對應的器類和所屬年代。以收藏家皇帝著稱的乾隆，在位時期（1736－1795）曾經推動全面性的內府藏品整理，也對於特定類別進行編目和繪製圖說，其中關於青銅器，陸續有《西清古鑑》（1751）、《寧壽鑑古》（約1776－1781）、《西清續鑑．甲編》（1793）及《西清續鑑．乙編》（1793）問世，後人多合稱為「西清四鑑」，為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官方圖譜。這四套書總計收錄青銅器四千多件，器物的時代跨度長，除了商周青銅器，亦收錄漢唐時器及明清仿古銅器，為銅器工藝發展的縮影。書中編排的卷次則以器類為區分，內容包括每一件器物的線描圖、銘文摹寫、尺寸紀錄等，可見當時殿廷陳列及內府儲藏的吉金樣貌和收貯盛況。
西清四鑑收錄的青銅器，大部分已喪失出土訊息和考古脈絡，如果有一件無法分類和定年的器物，排除仿古器後，如何確定它真的是舉世無雙的珍品，抑或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疑點重重的〈鳳鳥紋四足鬲〉
《西清古鑑》（1751）卷三十一，收錄了一件題名為「周四足鬲」（圖5）的器物，在清宮中最後的陳設位置是古董房，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系統登錄為〈鳳鳥紋四足鬲〉（圖6）。觀察此器形制，侈口，平折沿，直立耳、束頸，器身作袋腹型，下接四柱足。頸部飾長尾鳥紋，地填雲雷紋，足部飾雲紋及三角紋。圖譜載錄該器尺寸為「高六寸二分，深三寸九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圍二尺，重九十五兩」經測量實物，器高19.8公分，口徑15.6公分，重量3.57公斤，換算後兩者數值相當。依形制、紋飾與尺寸判斷，圖譜與實物比對吻合無誤。
右 圖6 西周中期〈鳳鳥紋四足鬲〉，通高24.2公分 高19.8公分，口徑15.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若以現在的銅器知識作為標準，欲將此器定年和命名，就會出現問題。這件器物是否應該被歸類為「鬲」，有很大的疑問。其束頸、分襠袋足的型式，的確具有「鬲」的特徵。但是鬲一般為三足（圖7），且腹足不分，分襠的器腹通常和足部連貫。不若此器為四柱足，足部和器腹未相通。此器的腹足形態較接近鼎的特徵，因此若勉強給予定名，或可將之稱為「鬲鼎」、「分襠鼎」。若再與鬲鼎一類的形制比較，雖然此器的雙立耳和袋腹、柱足可與之相類，卻未曾見有橢方體的四足形制。
除了器物形制，可以判斷年代的特徵，為器頸上兩對相向的長尾鳥紋，此鳥身軀短小，冠羽下垂，喙下鈎略變形，向後拖長的尾羽為其主要特色，前端向下捲曲，後部向上捲曲迴旋，尾羽整體呈橫向的Ｓ形，與鳥身不連接，為學者所稱的分尾鳥型式（註1）。此類型的長尾鳥紋約流行西周早中期，如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銅簋（M19：46），此簋口沿下的長尾鳥紋與此器極為相似（圖8）。整體而言，〈鳳鳥紋四足鬲〉無法找到完全相對應的歸屬器類，既非鼎、非鬲、亦非鬲鼎，未見於考古出土及其他傳世器，長尾鳥紋的圖式明確屬於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特徵，也不可歸類為後仿器物，它獨一無二的器形實在令人費解。
現代科技來解答，原來是「屑湊銅器」
〈鳳鳥紋四足鬲〉的形制疑點，或許可藉助現代科技檢測解答疑惑。經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科學研究檢測實驗室陳東和博士的協助，利用Ｘ光電腦斷層掃描系統，獲取該器的Ｘ光影像（圖9）。可見此器的一側器耳下方，器腹上有一明顯的圓形孔洞補鑄痕跡，直徑約2.6公分左右。尋此線索，於相應位置的內壁，肉眼檢視則可見有不規則的橢圓狀龜裂痕。第二，此器另一側立耳下的頸部鳳鳥紋，未見原有的襯飾雲雷地紋，取而代之的是一圓狀凹痕，推測此處應該經過修整。第三，此器的雙耳與器身之間存在溢銅，後鑄痕跡相當明顯。據上述跡象所示，〈鳳鳥紋四足鬲〉原器腹壁上的圓形補鑄遺痕，推測為流嘴斷失後形成的孔洞，並經過填補。另一側的器頸和腹壁則有打磨痕跡，則可能為分鑄的「鋬」（把手）脫落之處。最後，現在立於口沿上的兩個立耳應為後加。
進一步仔細觀察鑄造遺痕，可見全器共有八道垂直範線，除了器身四袋腹的界隔為分範處，每一袋腹的正中鼓凸處亦可見範線，因此器頸的鳳鳥紋尾部圖飾為範線打破。若以前述三個線索重新想像本來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面貌，於腹壁重建流嘴和把手，再除去雙耳後，這樣的器物形制已經非常清楚，那就是青銅容器「盉」。盉的形制特徵為碩腹，器腹一側有斜出的長管狀流，另一側為鋬，通常是三足或四足，並配有器蓋，蓋和器身之間多以鏈索連接。青銅盉的使用與流行期長，從商代至戰國時期皆可見其蹤影，因跨越的時間長久，於型態方面有顯著的變化，並且展現區域性的特色。
假設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無雙耳，並且重新安裝上流嘴以及把手，成為「盉」的樣子之後，應屬於四足的鬲形盉。同類型的器物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周中期〈伯定盉〉（圖10），兩件器物的束頸、袋腹、四柱足形制相同，頸部的長尾鳥紋也非常接近，兩器尺寸也相差無幾。透過比對，也可推知西周〈鳳鳥紋四足鬲〉原本應配有器蓋，並且器物時代約為西周中期。
那麼，〈鳳鳥紋四足鬲〉為何會由青銅水器盉變成雙耳四足鬲的現貌？在明代的書籍中已可見到關於拼接改制銅器的記載，稱之為「屑湊銅器」。如明代書畫家張應文（約1524－1585）於《清秘藏》中提及：「屑湊銅器，屑湊，謂搜索古冢舊器不完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或取其鋬，或取其腹，或取古壺蓋，作圓鼎腹。或取舊鏡面，作方片，湊方鼎身。亦用鉛冷釬湊合成器，法蠟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註2）。」說明「屑湊」之意是將墓葬出土器中的破損銅器，取其殘存部件，重新組裝成一件完整的器物，例如以銅壺的蓋子當成圓鼎器腹，或將銅鏡改為方形，用作方形鼎的器身。這些器物也呈現著當時改制者的銅器知識和賞玩喜好，並且這種改裝風氣特別盛行於明代晚期。
案例二：名列國寶的方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有二十多件帶有商代族氏銘文「亞醜」的青銅器，這些亞醜銘器當中，有一件〈亞醜方簋〉（圖11）紋飾特別華麗，為商代晚期典型風格，其特殊的方簋形制，迄今無可與之對照參考的器物，於文化部審定的古物分級中，列國寶等級（註3）。這件方簋收錄於《西清續鑑．甲編》卷七之十八〈周亞方彝〉（圖12）經過與原器比對，尺寸與重量相合。根據《乾隆朝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紀錄，此器曾經陳設於紫禁城建福宮花園裡的靜怡軒。
右 圖12 清 王杰等奉敕編《西清續鑑．甲編》，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內府圖繪寫本，卷七頁18〈周亞方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亞醜方簋〉由外觀來看，為方形器身，侈口，縮頸，高圈足外撇，兩個高聳的附耳突出於器身。器頸和器腹各有扉棱六道，足部則為八道。頸部及足面長邊飾夔鳳紋，腹部飾獸面紋，足面短邊飾鳥紋，地皆填雲雷紋。雙耳為立體造型的獸首銜鳥，獸面為大捲角，下接張口牛首，鳥羽作漸層浮雕，鳥足挺立為珥。
〈亞醜方簋〉雖然定名為「簋」，不過從青銅簋的形制演變來看，卻沒有如此的樣式。簋類器物始見於商中期，商代晚期才普遍見於禮器組合當中，均以圓口為主，盛行的類型為盆式簋，耳部型態由無耳至環耳的變化，並且從未見突出於器表的大型附耳。進入西周之後，則是出現圈足底下附加方座的形式，器身也沒有朝方體發展。
在〈亞醜方簋〉的器內底，現況以肉眼可見一「亞醜」銘文隱現於鏽層之中（圖13）。若透過X光攝像，可見在器底的部分，為三塊銘文拼接覆蓋而成，由下而上，最底層為一中間有字的大亞形，第二層為殘片拼接，可見「姤以」及「彝」字，最上層的是現肉眼可視的「亞醜」銘文（圖14）。值得注意的是，在器身與口沿銜接之處，存在一道明顯的破補修整之處（圖15）。依目前現有的資料整理，可知商代晚期曾經有一組「亞醜者姤」器群，銘文內容基本相同，皆為「〔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器形有方尊、方觥、方爵、方罍，主要都是酒器（註4）。
雖經改制，國寶還是國寶
根據上述的線索此推測，〈亞醜方簋〉原本應該是一件〈亞醜者姤方觥〉。首先，〈亞醜方簋〉器內底的第二層銘文可見「姤以」及「彝」字，說明與者姤器群來自同銘書篇，而且這篇銘文的方向與方觥的器銘排列方向相同，亦即與器物的長邊平行，反而與簋類器物的銘文排列方向通常與長邊垂直是不同的。進一步細觀〈亞醜方簋〉的口沿鳥紋，可發現左、右兩側的紋飾明顯有異，其中一側鳥紋應經過修整。此外，方簋兩簋耳的紋飾，多處細節存在差異，包括鳥喙下頷面、鳥身羽毛等。
最後，比對現存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亞醜者姤方觥〉（圖16），兩器的形制、紋飾和尺寸，皆高度相似。除了口沿與流嘴的差異之外，特別是觥的鋬和方簋的雙耳造型完全一樣，兩器的器身、圈足也幾乎相同，說明這兩件器物原本當是同一組器。亞醜器雖然以方形器著稱，但是在亞醜者姤器組中，器類都是酒器的情況下，作為簋類器的〈亞醜方簋〉異常突出，若還原其本為觥形器的樣貌，就完全合理。雖然〈亞醜方簋〉經過改制，卻仍見證亞醜者姤器組在商代晚期時的歷史情境，並且在乾隆時期已留下改制後的圖像，此器的文化意涵也更加豐富，具有無可取代的文物價值，國寶仍然是國寶。
西清四鑑收錄的青銅器，有些從外觀就可以判斷為改制器，尤其只是作局部添加或改裝的情況，就比較容易辨識。例如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收錄於《西清古鑑》卷九之六的西周早期〈史尊〉（圖17），頸部兩側的大捲角羊首可能為後加。又如著錄於《西清古鑑》卷三十之二十五的春秋晚期〈夔紋耳甑〉（圖18）器底之箄孔由內底填實，改制為盆。前述的〈鳳鳥紋四足鬲〉和〈亞醜方簋〉相較而言，難以從外觀直接判斷，需要尋求更多的線索證明。
右 圖18 春秋晚期〈夔紋耳甑〉，寬36.45公分，高26.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朝宮廷於承繼歷代所藏的基礎之上，接受當時來自各地的進呈，因此坐擁豐碩的文物典藏。在紫禁城裡，青銅器作為古物陳設，和其他質材的工藝品相雜，分置於不同的宮殿之中，數量龐大且種類多元。西清四鑑收錄的青銅器，有許多來自商周時期的珍貴物件，縱然其中存有仿古器、改制器的後代「作工」，卻仍不減圖譜提供的時代紀錄，並且佐證了改制的年代下限，也就是乾隆在位時期以前，按此推算，這些青銅器被改制的歷史，距離現今也已二百多年。有別於考古出土的青銅器，可直接作為研究商周歷史的重要材料，歷經「傳世」過程的青銅器，可能會多了後代藏家的改制因素，並且反映了不同時代的銅器知識背景和鑑賞文化，更多的故事等待我們繼續發掘。
註釋：
註1 陳公柔、張長壽〈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3期，頁276－277。
註2 （明）張應文《清秘藏．卷上．論古銅器》（百部叢書集成據學海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4。
註3 2012年11月12日審定。
註4 傳世器另可見一方甗，只傳拓片，未見原器。且該器銘文為反書，甚有疑義，故此處未列入。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許雅惠〈晚明的古銅知識與仿古銅器〉，出自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264－275。
張莅〈文物會變身？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制前後〉，《故宮文物月刊》443期，2020年2月，頁84－94。
吳曉筠〈靜怡軒裏的銅器格子〉，《故宮文物月刊》453期，2020年12月，頁32－45。
張莅〈商代晚期亞醜者姤器組研究—附論亞醜方簋的新認識〉，《故宮學術季刊》40卷3期，2023年4月，頁65－125。
本文引用自《典藏．古美術》387期〈金石可鏤──清宮舊藏改制青銅器介紹〉，作者：張莅（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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