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季的紐約亞洲週,西周青銅器珍品〈周㗬壺〉吸引眾人的目光。此件高58.5公分,造型宏大磅礴,採垂冠長尾狀的鳳鳥主紋作裝飾,通身鏽色純熟,壺蓋及器身各鑄24銘文,說明此為周族祭祀祖先的禮器,國立故宮博物院可見相同例子,然館藏品卻缺少一蓋,是次上拍的〈周㗬壺〉蓋身完整並存,殊為珍稀,收錄於清代乾隆《西清古鑑》著錄中。最終在紐約蘇富比拍場裡,它以540萬美元(折合新臺幣1.72億元)成交。此一結果證實,高古青銅器作工精湛且品項完善,其具備的稀缺性和文化歷史價值,便是藏家重視和追逐的項目。

青銅器最早為國之重器,為帝王貴族專用。隨著商周滅亡,這些銅器深埋散棄在山崖墟墓之間,直至北宋時期才重新被發掘。跟隨士大夫的崛起,青銅器象徵的歷史和承載的古老學問,深受皇室鍾愛,宋徽宗《宣和博古圖》記錄內府所藏青銅器達839件,亦成為文人好奇珍視的至寶,呂大臨、寇準、文彥博、蘇軾等人,開始收藏整理高古青銅器的器型和銘文,掀起第一波「青銅熱」。到了明清二代,青銅器成為尚古流行的一環,清乾隆皇帝《西清古鑑》錄有1529件御藏青銅器,除了傳世和出土文物在雅室桌案上出現,不少新仿的銅器也在大眾市場流通。青銅器可謂是歷久不衰,文化含金量高,直至近代,千禧年後的經濟繁榮,促成收藏客群的增加,青銅器市場隨之升溫,2001年紐約佳士得拍賣中,〈皿方罍〉以924萬6000美元成交價打破當時的中國青銅器歷史紀錄,為活躍熱鬧的青銅器市場拉開序幕。

中:戰國公元前四/三世紀〈青銅錯金銀嵌琉璃乳丁紋方壺〉,高35.1公分,2020年紐約蘇富比,估價250萬至350萬美元,成交價830萬7000美元。
右:商晚期〈青銅奚卣〉,高29.8公分連提樑,2019年西冷印社,估價人民幣1600萬至2200萬元,成交價人民幣2530萬元。
過去因戰亂和社會動蕩,大量的中國青銅器流散海外,部分進入歐美和日本博物館典藏,部分則由私人藏家收為己有。隨著市場熱絡,越來越多精品釋出,私人藏家方面,何安達(Anthony Hardy)和朱利思.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dt)極具代表性。2010年,佳士得紐約推出的「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專場,為著名藏家暨研究者何安達收藏,他自1970年代起收藏古代青銅器,深入研究歷史與藝術價值,逐步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收藏標準─「4P標準」,即銅綠或皮殼(Patination)、銘文(Pictogram)、鑄造精湛(Precision)以及收藏歷史(Provenance)。他的收藏不僅數量眾多,質量上乘且來源清晰,因此在收藏界備受推崇。此次拍賣推出122件拍品,共成交98件,總成交額達2075萬1000美元,創下了當時中國青銅器專拍的最高成交額和成交率紀錄。而朱利思.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dt)為歐洲藏家,蘇富比於2013年推出專場,場中的10件拍品除了器型、裝飾和技藝具代表性,且皆來源有緒,〈作冊瞏卣〉與〈母辛尊〉尤是出自晚清收藏大家潘祖蔭(1830-1890)舊藏,顯赫的遞藏來源受到市場關注。十件拍品全部拍出,五件拍品成交價突破100萬美元,最高成交價的〈作寶彝簋〉以666萬1000美元成交,為低估價三倍,總成交金額達1678萬6000美元。

右:西周中期〈應囗方彝〉,長19公分,寬16公分,高27.5公分,2016年香港翰海,估價3500萬至4200萬港元,成交價3699萬港元。

右:商晚期公元前13至11世紀〈天黽父乙角〉,高23.8公分,2014年紐約蘇富比,估價40萬至60萬美元,成交價240萬5000美元。
2017年走至青銅器市場的鼎盛高峰,佳士得紐約「宗器寶繪─藤田美術館藏中國古代藝術珍品」專場樹立了難以超越的標竿,至今仍保持翹楚地位,穩如泰山。藤田美術館由日本實業收藏家藤田傳三郎(1841-1912)建立,始於19世紀下半葉。其收藏興趣主要為中日藝術,藤田家族長期委託山中商會專為其購藏中國藝術品,家族庋藏在巔峰時期高達近萬件,包括9件國寶、52件重要文化財,是日本重要的文博機構之一。此場拍賣於前一年開始宣傳,上拍拍品包含商周青銅禮器、中國古代繪畫、佛教石雕造像及文房用具。此次拍賣中的青銅器共4件商代晚期重器,拍前每件估價數百萬美元,然而拍賣當下卻出現激烈的競價表現,最終成交價格均超過2500萬美元,最大焦點的是商晚期安陽〈青銅饕餮紋方尊〉,以3720萬7500美元成交,至今仍是高古青銅器拍賣的最高成交價保持者,其他拍品商晚期安陽〈青銅饕餮紋方罍〉、商安陽〈青銅饕餮紋瓿〉及商晚期〈青銅羊觥〉也各別以3384萬7500美元、2712萬7500美元、2712萬7500美元高價成交。

儘管重量級青銅器的海外拍賣價格屢創高價,中國境內的青銅器流通及交易空間卻有限,主因在於中國的保護策略和日趨嚴格的文物法規。以西泠印社拍賣為例,其察覺海外市場活絡之情狀,故在2015年推出首個青銅器禮器拍賣專場,成績斐然;2017年成功賣出人民幣2億1275萬元的西周宣王五年〈青銅兮甲盤〉,由藏家劉益謙奪得;然而2019年秋季的「中國歷代青銅器專場」遭挫,中國國家文物局要求拍賣行核查拍品,懷疑其中有出土青銅器,最終停止拍賣。此非特例,早在此前的2016年中國嘉德香港春拍也曾撤拍,因為部分文物被遭疑是走私至香港的出土品。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高古青銅器盜賣及走私海外事件頻傳,有鑑於此,中國制定嚴格的保護措施,在禁止出境展覽和限制性出境展覽文物的類別中,尤以高古青銅器占大宗,而境內拍賣循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只有1949年前出土、並且有明確著錄的文物才允許流通。」法規首當其衝的對象,即是非傳世也無著錄的青銅器。北京永樂拍賣公司遭警方調查,起因是委託方李易海通過偽造銘文和著錄,將兩件青銅器〈鄭羌伯鬲〉和〈伯荀父鼎〉送拍,經鑑定分別為西周三級文物及春秋一般文物,不僅均屬於國家禁止買賣文物,同時李男企圖透過拍賣程序,將非法文物合法化,涉嫌倒賣文物罪。此事件揭示文物市場中偽造和非法交易的隱患,無疑也打擊了市場買氣。是故中國少有海外回流青銅器上拍,且成功上拍皆必須是有據可考、流傳有緒的拍品,如2022年北京保利秋拍推出的「安陽時期(公元前13世紀至12世紀)黃伯川、馮洛侯、仇焱之、莫爾斯遞藏〈青銅獸面紋斝〉」,品名就將遞藏狀況寫得一目了然,也如預期獲得人民幣3507萬5000元成交價的佳績。

2023年北京保利,估價待詢,成交價人民幣3507萬5000元。
中國對青銅器的嚴格限制,不只影響境內流通性,亦間接影響到全球的市場走勢,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一方面,具有明確來源、出土紀錄、精湛鑄造技藝且擁有銘文的青銅器,在拍賣會上能夠達到較高的成交價,2021年佳士得紐約春拍即以Luboshez舊藏、晚商安陽時期〈青銅虎鳥獸紋觥〉嶄露頭角,此件來源可溯至海軍上校S. N. Ferris Luboshez(1896-1984),他在1949年前於中國購入,1982年經蘇富比拍賣成交,進入瑞士私人收藏,1996年經藍理捷(J.J. Lally)轉手至紐約律師Daniel Shapiro,最終成交在860萬4000美元。另一方面,市場上缺乏來源或較為普通的青銅器,價格不僅降幅大,且難透過私洽和市場賣出。這種市場需求的分化,是青銅器市場不確定性的來源,未來藏家會更著重在具合法來源和流傳歷史的精品,因為唯有符合這些條件,才能在全球市場保持不敗之地。


本文引用自《典藏.古美術》387期〈重現吉金輝煌──青銅器拍賣市場的價值與未來〉,作者:藍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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