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新樣洋彩
毋庸置疑，在唐英（1682-1756）督陶的乾隆年間，洋彩瓷器在景德鎮御窯廠大獲發展，而且形制紋飾日益複雜，展現出與雍正年間宮廷的瓷胎畫琺瑯不同的風格。相比雍正對唐英的信任和欣賞，乾隆對唐英猜疑而苛刻。終其下半生，唐英都在變價售賣所謂次品以賠補生產支出，並按照皇帝的好惡來創燒新樣。
據乾隆二年（1737）10月檔案記載，皇帝對洋彩黃地洋花宮碗很滿意，令唐英取其裝飾用於瓷盒和瓷樽。雖然無法確定與之對應的瓷盒瓷樽藏品，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洋彩黃地洋花方瓶》很可能保存了這種琺瑯洋花紋樣。此瓶上花草遍用黑色琺瑯勾邊而非傳統黑彩，花瓣和葉片上使用漸變的色彩，並以白點模擬高光，呈現三維視覺效果。儘管繁密交織的花卉構圖已經相當圖案化，還是可以辨識出多種常見於歐洲洛可可藝術的花卉。
同琺瑯彩，燒造洋彩瓷器需要多次上彩，次序和合適的溫度十分重要。以《洋彩錦上添花山水詩意圖方瓶》為例，此件方瓶是皇帝給予專門指示而生產的器物，飾有開光人物或山水的瓷瓶最晚在元代已至臻成熟，乾隆年間則並用開光和錦地，把瓷器表面擬作絹紙，在上作畫和題御製詩。多彩的山水畫使上彩次序變得複雜，因為多種彩料所需的燒成溫度和氛圍都不相同。例如，此件遠山以釉下鈷藍繪製，畫工需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設計稿先畫下這些山，這時畫面尚未開光，也沒有其他構圖來指示位置。
在唐英的乾隆新樣中，繁花錦簇的琺瑯彩與洋彩又常與玲瓏交泰轉心瓶相得益彰，《陶冶圖冊》第七開中簡要提及了這些特異形制的瓷器。不久前，唐英剛剛自行擬造了九種夾層玲瓏交泰瓶，寫下《陶冶圖冊》時想必他還保有新鮮的記憶。而唐英在乾隆八年（1743）戮力創燒新樣又絕非偶然，他這忙碌的一年讓我們得窺乾隆和督陶官在陶瓷生產中充滿張力的關係。
二月開始，朝廷決定不再支付所謂次色瓷生產的開銷，命唐英原地賤賣皇帝不滿意的瓷器，而且自掏腰包來賠償燒造費用。收到命令後，唐英請求說黃色器皿和帶五爪龍的器件仍當上繳，而乾隆僅接受黃器，駁回了其他請求。4月開始，唐英遵命整理《陶冶圖》並撰寫說明，整理成冊，同時他著手創燒多種玲瓏旋轉瓷。然而在6月，他就受到嚴厲責備，「因乾隆元年、二年兩年所燒造磁器釉水花紋遠遜從前，又破損過多，責令賠補二千一百六十四兩五錢五分三厘三絲五忽二微。」自此唐英需提供詳細帳目。而唐英解釋說，由於他身在兩千里外的稅關遙領陶瓷生產，鞭長莫及。九月起，他被允許每年花更多的時間來督陶，所以接下來的三個月，唐英鼓足幹勁做瓷器……
※在這忙碌的一年「乾隆八年（1743）」，唐英最後作了什麼新玩意兒來討乾隆皇帝的歡心？回應乾隆主導意志之餘，唐英又是如何在帝王的框架之下，進行各種器形、釉色彩料裝飾等實驗？完整文章，請見《典藏．古美術》2021年12月號〈肇新審源──唐英與畫琺瑯〉，作者：陳愷俊（布朗大學東亞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典藏．古美術》2021年12月號專題「乾隆琺瑯瓷萬花筒」
畫琺瑯技術自清康熙年間由西方傳教士引入清宮，歷經康熙、雍正兩代的發展，至乾隆朝，在燒製彩瓷方面的技術已十分完善。1736年乾隆即位，任命唐英為御窯廠的督陶官，乾隆二年（1737）一聲令下：「窯上若另有舊樣，仍隨新樣燒造。」不夠新潮皇帝可是看不上眼的，唐英聽命行事，極盡所能地實踐年輕皇帝對官窯的想像。誠如《匋雅》所稱：「華縟極矣，精巧之致，幾於鬼斧神工。」
在乾隆皇帝與唐英的主導下，皇家作坊與景德鎮御窯廠究竟變出什麼新花樣？霎時間，用芸香油、用膠水、用清水調色，亮黃、嫩綠、紫紅、粉紅和粉綠色的盤、碗、鍾、碟映入眼簾，夾層玲瓏交泰瓶、轉心瓶等新式器型百出。絢爛多變的萬花筒內，看那幾何對稱的花紋舖陳於地，地上百花綻放，繁花似錦。再看那碗裡，金魚優游於水藻間，趣味橫生。還有還有，文人雅士、十八羅漢、中西母子和西洋仕女等人物躍上舞臺，乾隆年製琺瑯彩瓷風格故事即將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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