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追求清靜安閑的時光：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特別展

隨著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現今的我們愈來愈少用手書寫文字。數十年前當我剛開始從事美術館工作時，記得我座位的桌上就有個硯臺盒。這份需要使用筆的工作，對於寫字不好看的我來說是非常吃力的，但當時的上司對於重大時刻的重要信件，都是一張張信紙振筆疾書。在現在這個可輕鬆排版的社會中，看到親筆手寫或署名的信件，反而令人有種鬆口氣的感覺。即便不是親自面對面，手寫文字或多或少讓我們感受到書寫者的人性及溫度吧。人們寫信時一邊想著對方外，不只是信紙、便箋，隨著使用的筆或紙來挑選墨水顏色，有時甚至會為了調整心緒而特別選擇書寫空間，為了無誤而謹慎書寫。不論是在多狹窄的空間，寫字或寫信的當下，那裡就是這個人的書房，這人所寫出來的東西，如實呈現了這個人的美學觀及教養等。這種感覺在中國數千年來的長久歲月間被持續培養著，至今也仍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先人們打造起的文房精神世界，到了今日仍綿延流傳。

本次展覽以明清文房中重要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及其他文房用具等為中心，共展出約150件。包含初次公開展示的文物在內的這些作品，說是中國文人愛用文房具的經典代表也不為過。

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都會認為文人就是從事書畫或文藝的人吧。在古代中國，政治職位上分為文科及武科，可以說從事文科的人便是文人，從事武科的人便是武人。多數的高級官員都是文人，包含皇帝也是。另外，文人也不只空有身分，為了治國，他們從小便勤勉鑽研，不只身具學術、藝術兩方面的紮實教養，甚至對於國家內部的治山治水等知識都有深刻涉略。研讀大量的書籍，進而前往各地，累積各式經驗，將此作為參與國事的基礎。正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便是文人的其中一種樣貌。此外，為了約束人民而要求其人德，理想的文人就是「擁有文德之人」。這些人在處理繁雜事務之餘，待在書房中，被那些因為其教養、美學觀而被挑中的文房用具環繞著，能夠在此度過清閑時分，正是人生無與倫比的樂事。

文房用具從人們開始使用筆書寫文字或記號起便一同出現了。唐代將書齋這樣一個讀書的空間稱為文房，在文房中具備了一些重要用具，舉例來說，即有「文房四寶」的筆、墨、紙、硯。自古大家就已知道文房四寶各自的存在，唐代開始著重筆的裝飾，同一時間河北易水的製墨，端溪石的開採也逐步進行，富有裝飾的紙跟著流行起來。除此之外，歐陽詢（557～641）、褚遂良（596～641）、顏真卿（709～785）等書法大家輩出，此一現象和文房用品的發達或許大大有關。現在日本正倉院中保存有唐代的筆、墨、紙、硯，從中可見到其高度的藝術性。

說到文房四寶，南唐就相當值得一提。南唐為五代十國的「十國」中號稱是最強大的國家，但其實國祚僅不到40年。在此之中南唐的文房用品，可列舉出如被賜予李氏皇姓、身為墨務官活耀的李廷珪所製的墨、於歙州設置硯務官的南唐官硯以及宣紙源頭的澄心堂紙等。這些墨、硯、紙因是絕世真品而被珍愛之，當中唐代又特別將硯臺視之為鑑賞對象，因而從南唐官硯起，無數文人便愛好硯臺，到宋代即可見到如歐陽脩（1007～1072）、蔡襄（1012～1067）、蘇軾（蘇東坡，1038～1101）等愛硯的著名文人。就像這樣，南唐文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往後文房用具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力。造就此一現象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河北地區戰火不斷，多數文人如墨匠李廷珪便逃往南方的安徽省。此外，皇帝自身對於多數藝術家的保護獎勵，花鳥名家徐熙等文人便因著較高水準文化而自豪。歙州的硯與墨、宣城的紙、休寧的墨等，擁有豐富且優質的資源也是必須考慮其中的。宋滅南唐後，南唐王家的書畫、文房用具便移交至宋代宮廷內府中。當中的一部分被用於宋太宗敕命製作的《淳化閣帖》中，宋代文人文化步步走向繁盛。

唐末以貴族階級為主的政治體制崩壞，在反省了五代十國時代的混亂期後，宋代大大強化了以科舉為主的官僚選拔制度。科舉及第進而成為官員的科舉官僚制度，也深刻影響了之後的文人氣質。不再強調貴族階級，反而是憑藉自我學識來從事政治這樣的抱負心，這在文人自信及自豪當中是相當重要的。以科舉官僚為中心的士大夫階級，與南唐以來不斷培養的文房四寶在技術上的升級，使得文藝變得更加美麗，普世價值也朝著這個方向擴展。在宋代初期，蘇易簡（958～997）著《文房四譜》，這是第一次將筆、墨、紙、硯分項論述，成為之後文房四寶論述的方針。宋代第八位皇帝宋徽宗（1082～1135）作為文人獲得了「風流天子」這樣的高評價。他完成了書體瘦金體及繪畫上的院體。然而，他在這政治上的不作為也導致北宋被金所滅，徽宗自己更被金人擄走，亡於異地。南宋末完成的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將文房中所需備品分為十類而論，硯、筆之外還有琴、青銅器、怪石、水滴、硯屏、書、碑帖（拓本）、繪畫等文房必需品。這部《洞天清錄集》總結了宋代的文房趣味。

文房體系在宋代逐步形成，接續的元代及明代也繼承了這樣的傳統。元代在文房趣味上雖然稍有停滯，湖州以馮應科為首的知名筆匠輩出，湖筆因而推廣開來。另外，無須多言，宋代在端溪已有採掘坑70餘處，元代到明代之間也在宣德巖及麻子坑等地持續挖掘，時至明末已可產出品質比老坑來得更為優良的石材。明代中期文化鼎盛，萬曆年間（1573～1620）對於書畫及文房用具的清玩風氣更為盛行，迎來了完成期。明初的《新編格古要論》中，將古今器物分為13項，評論其真偽優劣，古玩趣味因而普遍起來。隨著這樣的風氣，萬曆年間高濂所作之《遵生八箋》講述了文房生活必備器具及設備，並頭一次將喝茶提倡為文房中必行之事。從此之後，高濂伊始的清供派以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為基礎，強調焚香及喝茶的重要性。

同一時間，書畫名人如董其昌（1555～1636）接連出現，造成筆墨製造興盛。在墨的方面，來自安徽被稱為徽墨的墨備受珍視，安徽省中有歙縣及休寧兩處流行製墨的地方，尤其明代歙縣有著以羅小華為首，程君房、方于魯、方端生等製墨名匠，人才濟濟。方于魯以前從事作詩，後在程君房底下製墨。但隨著方于魯與程君房兩人反目成仇，互爭名譽，進而造就諸多知名墨譜流傳後世。最早出版的墨譜是方于魯的《方氏墨譜》（1588年），《程氏墨苑》稍晚才付梓（1604年）。當時安徽擁有許多優秀的版畫刻工，並興於白描畫法，這些墨譜或可視為當時一流畫家丁雲鵬（1547～1628）等人的作品。其藝術價值之高，即便在整個中國版畫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安徽省的宣州製作有上等紙張，專為皇帝製作的「宣德御製箋」為五色雲龍彩箋並施蠟的豪華用紙。這個時代不論是印刷技術或造紙業都甚為發達，甚至出版了中國最大規模的叢書《永樂大典》（1567～1572）。

清康熙（1662～1722）到乾隆年間（1736～1795），吸收繼承了明代文化並使其興旺，製作了有著豪華裝飾的筆。康熙及乾隆皆愛好硯臺，特別是康熙偏好愛新覺羅發祥地之吉林省生產的松花石為材的硯臺，命人製造之。此外，到了清代，端溪的水巖僅在皇帝敕命下方可開採。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文人表現也相當傑出，命汪近聖製作御墨（乾隆御墨），致力於過去文房具的再現，並開始仿製南唐時代李廷珪的墨和澄心堂紙。宮廷所藏硯臺留有《欽定西清硯譜》20卷，為了這位愛好硯臺的皇帝，同時代的眾多文人也努力於收集硯臺。在此之中，擔任乾隆皇帝敕命《欽定四庫全書》總編輯的紀曉嵐（1724～1805），是最早以硯臺知識之高聞名的愛硯家，乾隆皇帝賜諡號文達。紀曉嵐所作《閱微草堂硯譜》（1916年）作為硯臺參考資料來說，可說是非常珍貴。本展也展出《閱微草堂硯譜》出版前的《紀文達硯譜》（1802年），由紀曉嵐之姪紀樹作跋，並與一方有收錄此兩硯譜、有著紀曉嵐自身銘文的硯臺一同陳列。

其他的文房用具還包含有印材、筆架、筆筒、水滴、玉等，各式各樣，這些都在在顯示此文房主人的知性之高，用其敏銳的美學觀來挑選而出。當中的篆刻，作為文人必學的「詩書畫印」四學之一，對於印本身的材料也是有相當的美學追求。代表性印材的產地有如堪稱印材佼佼者的壽山田黃（福建省）、擁有各種色調及透明感的青田凍石（浙江省）、昌化的雞血石（浙江省）等。這些印材除了有美麗的質感，還必須具備能夠耐受細緻雕琢的硬度，因而印材的產地就僅限於中國境內。印除篆刻、石材，紐的雕刻也是可看之處。有如模仿自秦、六朝時的精緻金屬印，也可見到獅子、龜、象等動物類及青銅器上的夔龍紋等紋飾。如上所述，印雖只是個小作品，但可以賞玩的要素就有篆刻、石材、紐三點，加總起來也是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可與文房四寶匹敵。這次的展覽中和文房四寶一同，這些印章也是焦點之處。變化多端、看似如寶石，請大家好好欣賞這些紋飾、色彩兼具的佳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