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帝國： 紐約魯賓美術館「藏傳佛教中的藝術與政治」展

紐約魯賓美術館 （Rubin Museum of Art）當前舉辦的特展「信仰與帝國：藏傳佛教中的藝術與政治（Faith and Empire：Art and Politics in Tibetan Buddhism）」，首次探討從7世紀以降，藏傳佛教在亞洲帝國王朝裡擔當的動態角色，以提供各方政權之神聖感與正統性。此展把喜馬拉雅藝術（Himalayan art）置於一個廣泛的全球史脈絡下予以觀察，特地強調其與統治君王和地緣政治間的互動影響。展品包括多樣精美的宮廷工藝、紀念遺跡與法器聖物，內容則按時間發展依序討論。

從7到9世紀間，吐蕃王朝逐漸躍上世界舞台。其建立的強悍武功，足能與唐朝相互抗衡。當時吐蕃掌控的領土遍及現今甘肅河西，包括絲路上洲際佛教活動薈萃的敦煌。公元821至822年間，吐蕃與唐朝分別在長安與拉薩達成會盟，確立兩國邊界與主權。現存最早可說明吐蕃王權藝術之發跡的證據，也大約出現於這個時期。尤其歷代吐蕃君主都被視為藏地守護神觀音菩薩的化身，促使加強王室與神權的合而為一。

此次展出的〈鎏金菩薩銅像〉，製作年代為8至9世紀間，可見識吐蕃精湛的造像工藝水準。同場陳列的還有數件松贊干布（約公元605～649年）塑像。他曾任吐蕃贊普，在位期間不但擴大王朝版圖，亦定都拉薩與規劃制度，奠定日後國力強盛的基礎。藏人相信松贊干布是觀音菩薩的轉世，並視其妻赤尊與文成兩位公主，分為白度母與綠度母的化身。在當地政教關係發展上，松贊干布處於關鍵地位，鞏固政治忠誠和社群認同，並為佛教弘揚做出巨大貢獻。

完成於8世紀初的三件吐蕃銀器，吸收許多周邊地區的傳統風格，頗能彰顯該王朝的世界都會特色。例如基於梵文的書寫系統、由來自中亞和闐與南方印度僧侶學者介紹的佛教思想、透過波斯傳入的希臘醫學，以及經由粟特人引進的薩珊製銀技術。造成這種國際化薈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吐蕃王朝掌控著絲路地帶，其為連接歐亞大陸的重要經濟動脈。另外銀杯底部刻有銘文，表明這些物品曾屬王室所有。而器物外觀上的獅紋，也向來是皇家專屬圖騰。若遇有宣誓會盟場合，參與者經常會舉杯示意，藉以確認決議而對外宣告。

關於漢藏藝術交流，最早倖存下來的作品，可追溯至8至9世紀間。此時吐蕃王朝統治甘肅河西，有不少漢人居住於此。透過光顧在地工坊，藏人引入新的視覺形式。來自敦煌，以八位菩薩為主的〈曼陀羅蓮花部尊像〉便是一例。公元781年當吐蕃控制敦煌時，藏傳佛教藝術仍處於雛型。也就是在前兩年（779），皇室才確定以密宗為國教，並於雅魯藏布江北岸山下成立第一座專屬寺院——桑耶寺。其建築按照佛教宇宙觀進行布局，採用藏、漢、印三地風格。當時來自敦煌的經文翻譯和藝術活動，都對日後的藏傳佛教產生影響。

儘管國土有限，但西夏勢力卻強而有勁。其曾統領絲路東境，並繼承吐蕃文化遺產，在宮廷內建立許多與藏傳佛教藝術相關的規範。西夏經常支持來自藏地和中土的宗教信仰與藝文活動，進而創造其自身獨有的風格特徵。由於當朝君主時常聘任藏僧為帝師，因此佛教便成為國教，受到人民的擁護贊助，掌權者亦被視為是轉輪聖王的化身。在藝術表現方面，西夏匠師從漢、藏兩處擷取工藝與圖像，尤其專擅把藏傳佛教主題與來自漢地的媒材及技術融合一起。

現今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遺址，是了解西夏藝術文化的關鍵樞紐。自20世紀初始，中外考古探險隊便對此地進行一連串的探勘活動，最後發現大量珍稀文獻史料，包括西夏、漢、藏、突厥等多語文字。本次展出的〈菩薩壁畫殘片〉，訂年於13世紀左右。在主尊身軀的飾物描繪上，例如項鍊、耳環、手鐲及手掌的紅色顏料，透露出來的溫暖色調表現，與東印度風格有著密切關係。而相比之下，菩薩背後的金綠色花卷紋樣和輪廓線條，則表現當時的本土繪畫技法。

在西夏宮廷內，最著名的文物指標之一，是以絲綢製成的華麗唐卡，展品〈不動明王像〉可為例子。畫面主尊為一面二臂，全身呈青藍色，右手持利劍，左手提索繩，露現忿怒相，藉之喝醒眾生和嚇退魔障。全作以緙絲技法完成，該工藝源出中亞，後來由皇家匠師採用。出現畫面上方的五方佛，頭頂留有小巧細緻的珍珠裝飾，展示極盡奢華美感。而唐卡邊緣的連珠紋樣，則體現中亞粟特藝術的特點。由於元朝也使用此種融合風格，導致後世研究者對於12到14世紀間出自西夏與蒙元的宮廷唐卡，難以作出斷定區分。

西夏君主崇奉佛教，不但從中土取得漢文佛典，聘請回鶻僧侶翻譯論著，也直接把吐蕃文佛經製成西夏文。公元1302年元僧管主八於浙江大萬壽寺開版印製河西字的佛教經論3620餘卷，此即元朝所刻之西夏文大藏經。同一時間，管主八亦主持增補《磧砂藏》（全稱為《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的出版計畫。此次陳列作品〈《阿差末菩薩經》扉頁〉，乃出自後世重印的《磧砂藏》。裡頭可清楚見到西夏藝術風格存留於當時的佛經雕版印刷中，在其他作品內甚至還能發現原本漢人畫匠陳昇與雕工陳寧的姓名紀錄。

到了13世紀時，蒙古帝國的疆土已涵蓋絕大部分的歐亞陸地，其東至朝鮮半島，西達中歐區域，建立世界史上最輝煌的盛世。蒙人對宗教採取寬鬆態度，實踐以海納百川之姿，包容其各處被征服地的信仰傳統。公元1260年忽必烈（1215～1294）自立為大汗，開始尊崇藏傳佛教薩迦派五祖之一的八思巴（1235～1280）為上師，之後藏僧的政治權力與宗教地位隨之逐步高升。他們兩人以皇帝與僧侶身分建立的密切政教關係，遂成為歷史典範，而被日後朝代遵循學習。

兩個關鍵的歷史事件，促成蒙古帝王與藏地高僧攜手共事的合作模式。1264年忽必烈從八思巴之處接受灌頂，並予以資助供養。數年後（1270）忽必烈正式冊封八思巴為帝師。當八思巴過世時，元帝更贈賻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本回展出的一對唐卡，便是描繪這兩次的宗教盛事。其中一幅可見到忽必烈與皇后察必，兩人雙手合掌面露虔誠，坐於身現高大莊嚴之八思巴的法座旁。而右下角的僧侶人物，則為八思巴弟子膽巴（1230～1303）。他曾多次主持護國息災法會，日後也晉升成為元朝帝師。

元朝藏僧除了積極參與宗教活動，對國政事務亦發揮影響力。根據《元史．釋老傳》記載，忽必烈曾命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1269）詔頒行於天下。」在展品〈八思巴文虎符圓牌〉上，可見到以八思巴文刻製的銘句，作為往來元朝驛站通行的憑證物。在當時凡有璽書頒降者，皆使用八思巴文，並各以國字副之，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後來隨著元朝衰落，八思巴文也逐漸消逝。

13至14世紀期間，藏傳佛教護法之一的瑪哈嘎拉，成為蒙元帝國的庇佑者與宮廷尊崇的信仰對象。在幾次對外爭戰中，蒙人認為瑪哈嘎拉都曾顯靈降世，保佑他們獲得最後勝利。因此，以瑪哈嘎拉為供奉主尊的寺院，也大量興起。在一則著名傳說中提到，1275年忽必烈令八思巴向瑪哈嘎拉祈請，以求擊敗南宋趙氏。時任朝廷的尼泊爾匠師阿尼哥（1244～1306），也建造面朝南方的瑪哈嘎拉塑像。當宋帝與臣民被擄獲至北方時，才驚覺發現原來之前出現蒙軍中的神靈，竟然就是瑪哈嘎拉。日後瑪哈嘎拉的鎮伏除障神力與蒙元的軍事武功戰績遂被牽連起來，塑造展現出帝國的威望象徵。

受到蒙元的啟迪，明初帝王大多熟悉透過宗教信仰一途，來確立並宣揚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其中明成祖永樂帝（1360～1424）便是聯繫中原宮廷文化與藏地佛教傳統的關鍵人物。例如他曾邀請藏傳佛教噶舉派第五世噶瑪巴（1384～1415）入京進宮，尊其為師禮遇甚殷。而噶瑪巴則在南京靈谷寺建普度大齋，薦揚超度明太祖與皇后。往後登基的君王亦崇奉藏傳佛教，不僅在京城受封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蓋廟，也舉行祈福消災法會，影響明朝社會政經文教深遠。

一尊完成於永樂朝的〈鎏金菩薩銅像〉，可能源自青海瞿曇寺。該寺是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現為中國西北保存最完整宏大的明朝寺院建築。此尊造像高達136公分，展現15世紀初成熟融合的漢藏工藝菁華。永樂對於藏傳佛教所留下的另一珍貴遺產，則是其任內刻印的藏文《甘珠爾大藏經》。公元1410年太監侯顯奉命專程到藏地迎請準確可靠的佛經至南京，並進行第一次藏文大藏經的刻版印刷。此套經論共108帙，裝幀富麗內容精美。之後皇帝亦把首版數套作為封賞，賜予藏地各大教派的領袖僧侶。 :minor-bidi;mso-ansi-language:EN-US; mso-fareast-language:ZH-TW;mso-bidi-language:AR-SA'>～1415）入京進宮，尊其為師禮遇甚殷。而噶瑪巴則在南京靈谷寺建普度大齋，薦揚超度明太祖與皇后。往後登基的君王亦崇奉藏傳佛教，不僅在京城受封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蓋廟，也舉行祈福消災法會，影響明朝社會政經文教深遠。

因應王室對藏傳佛教的興趣，明朝景德鎮官窯也大量製作屬於藏地風格的日用宗教器物。展品宣德朝〈青花藏文高足碗〉，撇口，深弧壁，高足微侈，足中空。外壁及高足上下均加飾雙青線，外壁一周書寫藏文經句，意義為：「願晝吉祥夜吉祥，晝夜六時恆吉祥，一切時中吉祥者，願諸三寶哀攝受。」碗底邊裝飾雙層仰蓮瓣紋，而高足邊上則繪有卷草紋。另一件明初〈甜白釉僧帽壺〉，尖流，長頸，碩腹，矮圈足。一側飾寬帶形曲柄，上下兩端均作如意雲頭狀，其釉色瑩潤，有「白如凝脂，素猶積雪」之美譽。

巧妙匯聚藏傳佛教主題與漢地繪畫筆墨的〈俱毗羅像〉，可能是明武宗正德帝（1491～1521）於1516年的祝壽禮品。相傳他「奮然欲以武功自雄」，曾化名朱壽，自封「鎮國公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並於1517年親征擊潰蒙古韃靼，史稱「應州大捷」。在藏傳佛教信仰中，俱毗羅為十二天護法之一，不但具有神威武力，也能招喚財富。此處俱毗羅呈青藍色，頭戴寶冠，全副武裝；身騎白色駿馬，奔馳祥雲之上。祂右手持鋒利劍，藉以斬妖除魔；左手握吐寶鼠，象徵賦予資財。頂處另有菩薩化現，四周圍繞天龍八部等神祉，全幅彰顯富麗華貴的皇家氣息。

清朝之際，藏傳佛教成為滿族皇室主要的信仰宗派。受到元、明兩代的影響，滿清對融合世俗王權與神聖靈性的表現作為，顯示出更加多元的運用實踐。譬如當時認為皇帝是文殊菩薩在人間的應化身，對之極為尊崇重視。另一方面，為了鞏固龐大帝國疆域下多民族的群眾團體，積極加強彼此間的聯繫關係，滿清也發展一套有效可行的應對方案，清高宗乾隆帝（1711～1799）即是佼佼者之一。至此無論滿人、漢人或藏人，密教、淨土或禪宗，整個社會都被涵蓋於其「集大成」的框架體系下。

乾隆朝中最重要的藏僧人物，應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他自幼成長於京師，曾與皇子弘曆同窗，兩人建立起親密友誼。1736年乾隆登基後，即命章嘉管理京城內的藏傳佛教寺院。數年後（1740）章嘉奉乾隆御旨，把藏文大藏經中的《丹珠爾》譯為蒙文。1745年雍和宮改建成藏傳佛教專屬寺院，同年乾隆也接受章嘉傳授之密法灌頂。不久皇帝賜予章嘉「振興黃教大國師」名號，使之聲望達至高峰。透過章嘉的詮釋，他把自己與乾隆的關係，類比成八思巴與忽必烈。以佛教菩薩轉世化身濟世渡眾的概念，賦予帝王神聖的宗教意涵象徵。

展品〈寶生如來與菩薩像〉完成於乾隆朝，是專為皇帝訂製的祝壽禮品。圖中主尊為寶生如來，面露慈祥地端坐寶座上。頂上有尊無量壽佛，身呈朱紅，雙手合握寶瓶。下方則有白度母與綠度母，相傳祂們為觀音菩薩的慈悲眼淚化現，得以助其普渡眾生。從中央底處升起的紅蓮上，飾有各類珍品寶物。上端左右兩處現身祥雲中的八位天女，或持供品，或握幡旗，以祈祝禱之吉祥延壽。此處畫風以藏傳佛教神祇為主題，背景布局則採漢式風格，呈現清宮畫師的出色技藝與滿清帝王的審美喜好。

誠如明代宮廷一般，由清代內務府管轄的各類工坊，也製作許多與藏傳佛教相關的宗教器物，例如賁巴瓶、多穆壺和僧帽壺。這些作品不但提供皇室使用，亦被作為外交禮品，贈與西藏、蒙古與內亞邊疆的部落族群及邦交國家，促進雙方藝文彼此往來的交流互動。製作於乾隆朝的展品〈粉彩纏枝蓮托八寶紋賁巴瓶〉，功能為盛裝淨水，也是藏傳佛教的法器供物之一。此處紋樣裝飾富麗堂皇，包括神獸首、卷枝紋、蕉葉紋、纏枝番蓮花、蓮托八吉祥等。造型層次多元，釉色鮮明奪目，彰顯乾隆朝工藝技術的極致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