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的花卉情緣

根據常玉現有的相關著錄與出版資料顯示，目前有紀年的油畫作品最早可追溯至1929年，往後直到1965年雖一直有零星的作品記錄年代，但1929年與1931年的數量卻遠超過其他年份，也可推斷這兩年在常玉創作生涯的重要性。1929年常玉結識法國著名的文人及收藏家—亨利·皮耶·侯謝 (Henri-Pierre Roche)，侯謝開始擔任他的經紀人及推廣他的畫作，兩人的合作雖於1932年結束。但1931年時常玉認識了作曲家約翰·法蘭寇 (Johan Franco)，法蘭寇不僅與常玉結為好友，更成為他的贊助人，從各方面給予他幫助，此時常玉獲畫廊邀請舉辦個展，但亦在同年與妻子瑪素·哈祖尼耶 (Marcelle Charlotte Guyot de la Hardrouyere) 離異，往後常玉終其一生未曾再娶，顯示了對於這段感情的重視，或許也因此，他在1930年代之後未再創作以玫瑰為主題的作品。

－李白《憶東山二首》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除了讚頌與象徵愛情之外，玫瑰不論在東西方的文學傳統中，皆象徵了美好的事物，常玉於結婚隔年創作《薔薇花束》，除了作為他和瑪素愛情的表徵外，當時他正躊躇滿志、樂觀豁達，薔薇花的盛開亦寄託了他對於生活的美好期待與嚮往。或許因主題的特殊性，《薔薇花束》罕見地使用線條與漸層色彩勾勒粉紅薔薇與枝葉，鏤空的輪廓線中透出背景的墨黑色，彷彿賦予薔薇花束自發性光源，在漆黑背景裡閃耀彰顯了自身的綻放。畫面下方的白色花瓶未有細節裝飾的描寫，平面化的造型與塊面強調了瓶身的體積感與量感，前景粉紅色的轉折將白色桌面往前延伸，與黑色背景形塑出完整的立體空間敘述。從《薔薇花束》可見，常玉致力開拓靜物花卉的表現形式，中國傳統藝術元素及線條運用進一步為他提供創作靈感，介於輪廓與實體之間的描繪已脫離具象與寫實的框架，超越了中西美學傳統中慣用的制式規範，花朵與枝葉經過幾何化的處理，成為線條的流動與幾何元素的重組。自1921年他以寫意筆法創作《牡丹》，八年後的《薔薇花束》明顯來自於中西藝術的融合，常玉不僅以薔薇花束傳達了東方文人美學，更對靜物畫的創作明確開創了嶄新的方向及藝術高度，完全跨越西方靜物畫傳承已久的形式與藩籬，以中國傳統美學的觀點來詮釋與拓展西方現代主義，《薔薇花束》也書寫下常玉極具突破性的成就。

然而，不同于常玉在一般靜物作品裡如實呈現花卉的樣貌，《薔薇花束》中的花朵與枝葉明顯經過藝術家的主觀概念化，花瓣、枝幹與葉片開放舒展，展現出以線條為主要造型語言的中國繪畫特徵。常玉自幼學習書法，在此延續了以線條為主的造型原則和表達方式，尤其以左方正面盛開的花朵為主角，中央的花心幾何化為完整的圓形，花瓣的層層包裹簡化為線條組構，物象的幾何化與符號化令人聯想起往後在1940-50年代多次出現于常玉作品中的吉祥紋樣，其來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古錢紋。古錢紋為象徵圓形方孔的銅錢，寓意為“外法天，內法地”，古錢又稱為泉，泉與“全”音同，寓意著完備、圓滿，作為生活中常見的吉祥紋樣，反映了人們求全求備的心理。常玉在此援引古錢紋做為薔薇花的中心，除了是對於客觀物象的主觀解構外，更以中國傳統形式語言寄託了深刻的意涵，薔薇花的描寫不只是花卉的呈現，而是藝術家對於圓滿與富貴雙全的殷切期許，隨著《薔薇花束》對於傳統文化象徵的挪用首開先河，亦明確說明了常玉早在此時已對於自身文化的追求立定志向，作品中的紋樣見證了藝術家面對生活的體會與感懷，預示了往後創作中的重要脈絡。

常玉作品中鮮少有光源與明暗的描繪，而多以色彩層次鋪陳出空間感，《薔薇花束》運用黑色背景烘托粉紅薔薇與白色枝葉，呈現常玉大膽的思考與創舉，不但進一步探討了輪廓線與實體間的關係，更在色彩的對比映襯下，首次肯定了物象與光線之間的關聯性，薔薇花朵的鏤空與枝葉的輪廓線更正式確立了常玉游離於虛實之間的創作中心思想，在靜物描繪中，若言明暗與色彩為西方著重的形式元素，則物體的輪廓線明顯來自於東方的書畫傳統，此處光源、色彩與輪廓線的結合可視為常玉真正實現中西美學與形式元素的融合，創造出另一種形式的美學架構，代表了獨特的時代意義與精神象徵。在目前出版的文獻資料中，藝術家再也未使用類似描繪技法於其他作品，卻以此為基礎開啟往後靈感，1930年代後的《婚禮花飾》、《盆中白蓮》即以更加虛化的手法刮去輪廓或白描線條呈現虛實之間的對比。描繪薔薇的粉紅色作為畫面的主要色調，或許因此帶給他靈感以粉紅色為基礎進行對於造型和空間的探索，之後遍及人物、靜物、動物和風景等不同主題，開始著名的粉紅時期。由此可見，從外在繪畫形式與內在精神，《薔薇花束》標誌了常玉創作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可說獨一無二地代表他的具體成就，並從此將他的藝術生涯推向高峰。

1920年代晚期至50年代間，花卉靜物一直是常玉主要的創作題材，從薔薇、菊花、蘭花、梅花、蓮花等他反覆描寫的花卉，不難聯想到中國傳統文學中這幾種植物所蘊含的豐富象徵意義。花卉與植物象徵普遍地存在于中國文化的各個面向，從兩千多年前的《詩經》與《離騷》開始，“香草”意象往往是人格情操的化身，植物演變成了一種文化符號，作為傳遞文人情感與品格的重要象徵，香花草木因此逐漸成為人格的外化形式。常玉在作品中保留了“體物寫志”的抒情精神，從多樣瓶花與植栽的摹寫與呈現，可見藝術家對於花卉本身的形象與象徵意涵的探討，已不僅是延續西方靜物主題的傳統，或東方引自然入室的生活情趣，更是自身的寫照與情感的寄託。作品因而記載了常玉的人生歷程，相較於他在困頓生活中多寫菊花的超然脫俗、梅花的經霜不凋與蓮花的出淤泥而不染，薔薇無疑代表了他在而立之年新婚後對於自己當下生活的表達與闡述，見證他最為意氣風發的創作階段，奠定了他以主觀情感描繪物象的創作基礎，為我們研究常玉作品風格演變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頁。

《薔薇花束》雖是描寫靜物，但若仔細觀察畫面中描繪的花朵，則可發現常玉在此呈現了薔薇由蓓蕾、含苞待放、初綻至盛開的四種狀態，如同開花的過程片段，彷彿影射了生命的起承轉合，瓶中的花束看似靜謐的場景，卻上演了內在的生命律動，水準的桌面與暗色的背景點出靜態，花朵的開放又突顯動態，可說常玉運用了動、靜兩種層次來描寫景物意象，其間不僅是對比，更是動靜之間的相互映襯。花開花落成為常玉對於時間意識的闡述，隱含了藝術家自身的存在依據，薔薇的開放成為強烈的主觀性時間與宇宙及自我之情的表達，畫中的四枝薔薇不再是單純的靜物，花開的過程突顯了生命的本質與其暗示的時間性，觀看畫面的一瞬之間即為薔薇綻放的過程，常玉似乎已不顧慮春暖花開或秋涼凋謝的時序，薔薇花在剎那間瞬息萬變，我們亦從寂靜中看見萬變，從剎那中看到永恆，即使外在不斷生滅變化，卻在自然現象中蘊含了無限生機與意蘊。

《薔薇花束》除了揭示薔薇的象徵意義之外，常玉更從物象的動靜之間與成長過程，體察與積極思考了生命的深刻意義。倘若《薔薇花束》欲強調對於當下生命的感悟與積極面向，則常玉在1950年代後創作《青蛙、鳥、蝴蝶與盆景》中所題詩句“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可見二十餘年後藝術家心態的變化。《青蛙、鳥、蝴蝶與盆景》以客觀的角度體察萬物，描繪動物與植栽的怡然自得，已不同常玉於《薔薇花束》表露的主觀性與寄託自身的情感意圖，或許隨著歲月流逝，《薔薇花束》中生命歷程的實踐已然轉化為《青蛙、鳥、蝴蝶與盆景》物我相親的寧靜狀態，作品反映了常玉最為真實而深刻的心理狀態，與對於外在世界的感受與體悟。

常玉透過主觀的思維來觀照外境，作品呈現了直觀的靈性情感，進而轉化為特殊的審美意識，萬物動中藏有靜止的永恆，靜中亦有盎然的生機動力，他的作品之所以開拓了中西藝術融匯的新境界，在於將自然景物的變化與靜謐結合，展現萬物的生機與歸納世間的規律。《薔薇花束》在特殊主題的描繪下，成為揭示藝術家創作理念最早的關鍵作品，畫面體現他任運自在的心境與精粹的物象相融合，象徵著常玉人生境界和生命的審美意象，承上啟下奠定了往後發展的重要基礎，更是他藉由靜物探討內在與外在、虛實與動靜之間的完美結合。

綜觀常玉一生的創作，靜物主題橫跨近四十年，完整地陳述了風格演變的歷程，而在他創作早期最具代表意義的無疑是數量極為稀少的玫瑰主題。雖然中國將薔薇屬的植物再細分為薔薇、月季與玫瑰等，但在西方只使用“玫瑰”(Rose) 表達這幾種相似的植物。常玉一生以玫瑰為主題的畫作僅有五件，三件有署明年代的作品分別為1929與1931年時所創作，跨越了這兩個藝術家生命中非常關鍵的年份，在數量上也遠少於超過五十件的菊花主題畫作，更顯得極為稀少而彌足珍貴。透過對於玫瑰主題畫作的解析，我們得以一窺常玉早期作品中的濃烈情感與創作理念，而其中最早，表現方式也最為特殊的即為此件創作於1929年的《薔薇花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