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板倉聖哲10月系列演講

位於奈良東大寺內，建於8世紀的正倉院可謂是日本美術的珍貴資產，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正是正倉院藏有聖武天皇遺物及光明皇后奉獻的藝術品、服飾、家具及樂器等各式寶物，多件文物是中國盛唐時期製作，部分藏品則來自亞洲其他地區。實際上，除了聖武天皇時期有奉獻，正倉院總計先後接受過五次奉獻，收藏比想像中廣泛。有別於中國傳世唐代文物的珍罕少見，正倉院在聖武天皇熱愛中國「舶來品」的情況下，保存住唐代工藝的精彩面貌，同時也是中國繪畫對日本影響深遠的證據。

板倉聖哲回顧中國藝術的發展史，提及畫壇主流逐漸由著色畫轉向水墨畫，最終水墨畫在宋代躍升至藝術美學的典範，筆墨線條成為繪畫表現的重點。唐代正好是處於藝術美學改變的轉捩點，一方面保有設色豐富的著色畫，另一方面出現講究線條勾勒效果的繪畫作品。今日對唐代繪畫的理解，大多來自墓室壁畫的出土，藉由壁畫和現存繪畫作品的相互參照，學界對唐代繪畫風格發展及形式有更深入的認識。板倉聖哲觀察現存的墓室壁畫，認為人物畫展現線條的動態感之外，當時的空間表現手法更加成熟。以2014年出土的唐韓休墓為例，其墓室北壁有繪製單屏屏風，出現「畫中畫」的情形，如同五代〈勘書圖〉（南京大學藏）和〈重屏會棋圖〉（北京故宮藏），展現三度空間的效果。關於唐代繪畫形制方面，板倉聖哲從墓室壁畫中，推測屏風使用的習慣。

透過對唐代繪畫的瞭解，板倉聖哲回過頭來談「正倉院寶物所呈現的『唐』」。8世紀日本繪畫受到中國影響的例子並不少見，如〈歷代帝王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影響下出現的〈聖德太子及び二王子像〉，以及繪畫風格受初唐影響的高松塚古墳壁畫等。正倉院收藏的唐代工藝品中，可以看見中國當時的繪畫特色，最為著名的是裝飾於琵琶上的〈狩獵宴樂圖〉及〈騎象奏樂圖〉，兩者是畫家表現遠近空間的重要例子。正倉院也收藏受中國影響的藝術作品，如置於南倉的〈麻布菩薩〉，即受到唐代繪畫重視線條的影響，描繪衣紋及人物形體的筆墨流暢，不同於7世紀法隆寺金堂內五重塔天井當中，以日本原有風格描繪的人物肖像。

正倉院的收藏品項作為東亞交流研究的起點，放置在北倉的〈鳥毛立女圖屏風〉更具體而微地呈現中日傳遞藝術風格的情況。1990年代已有學者島田修二郎的〈鳥毛立女圖屏風〉研究，這件由日本製作、貼有鳥羽裝飾的仕女屏風保存並不完整，今日只存樹上有零星羽毛和線條勾勒的仕女像。從人物造型的線條、畫面構圖及母題來看，板倉聖哲指出它和唐代墓葬壁畫的高度相似性，像是中唐韋氏墓出土的〈婦女圖六扇屏風〉、盛唐韓休墓的〈樹下高士圖屏風〉，推測此為聖武天皇在當時積極向中國學習的結果。板倉聖哲認為可能是利用遣唐使帶回來的粉本，並且從〈鳥毛立女圖屏風〉人物頸部的三條橫線，辨別出是玄宗朝的人物畫特色。

日本統治者的收藏可說是無可取代的「寶藏」，主要有正倉院、東寺、宇治、鳥羽、蓮華王院及嚴島神社，它們都具有神祕、不對外公開流通的特性。在這場演講中，板倉聖哲對照後白河天皇的蓮華王院寶藏和足利將軍家的「東山御物」，討論兩者以中國宋徽宗為效法對象，卻各有特色。

學界依據《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和《重修宣和博古圖》著作的紀錄，可以推斷當時宋徽宗收藏的龐大廣博。宋代宮廷藝術風格也受到帝王收藏影響，主題表現上有復古現象，但繪畫也加入當朝創新的藝術特色。以日本私人收藏的宋徽宗〈桃鳩圖〉為例，即便今日很難確定是徽宗親作，但作品反映徽宗朝畫院風格，鳥類的眼睛點漆，並強調鳥類側面的輪廓。這種強調鳥類側面輪廓的作法，在〈瑞鶴圖〉（遼寧省博物館藏）、〈五色鸚鵡〉（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及〈蠟梅山禽圖〉（台北故宮藏）也有，板倉聖哲認為是對早期花鳥畫的效仿。

徽宗的唐宋書畫收藏開放給特定人士欣賞，這種觀賞皇家收藏的「權力」，形成文化上的政治操作。這不僅在中國發生，日本出現相同情形。繼正倉院收藏之後，平安時期的白河天皇蓮華王院寶藏也是日本藝術史關注的議題。當時有平安四大繪卷，分別為〈源氏物語〉、〈信貴山緣起繪卷〉、〈伴大納言繪卷〉及〈鳥獸戲畫〉。板倉聖哲以〈源氏物語〉及〈伴大納言繪卷〉為討論主軸，說明繪卷創作背景並進行風格分析。相較於偏古代畫法的〈源氏物語〉，〈伴大納言繪卷〉創作時間較晚，手法更加寫實，〈伴大納言繪卷〉中的人物生動活潑，展露創作巧思。要求製作〈伴大納言繪卷〉的人即是後白河天皇，他要求畫家創作繪卷之餘，也收藏書畫。比較後白河天皇和宋徽宗的收藏活動，後白河天皇未留下收藏著錄，但同樣限定觀賞人士，展現政治力。平安後期進入國風時代，逐漸出現宋代繪畫的元素，此時「東山御物」誕生了。

「東山御物」所指的是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家收集的繪畫器物。在土佐行広〈足利義滿像〉上由足利義持書寫的贊語中表示，足利義滿以降的家族繼位者不斷進行文化活動，讓他聯想到宋徽宗。和後白河天皇的收藏相比，「東山御物」確實對收藏具有系統性的整理，與徽宗朝的文化活動相近。除了在重要的藏品上蓋有朱文重廓方印「道有」，能阿彌整理的《御物御絵目録》則記有收藏書畫名及畫家。當時只有具地位的武士階級可參觀收藏，透過現存的《室町殿行幸御飾記》、《君台觀左右帳記》文獻，學界還原將軍邸會所的擺設。另外，透過當時繪畫的擺掛方式，板倉聖哲表示日本習慣成對擺設，因此常組合兩件作品，或者將畫卷改成多件可懸掛壁上的畫幅，使日本現存的中國繪畫有部分被裁剪的情況。這些日本收藏的中國繪畫也形塑當時及後世對中國風格的理解及想像。比如日本藏有多件「徽宗」款繪畫，板倉聖哲認為徽宗款傳世作品在日本曾被視為真跡，因此成為藝術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形成固定的風格表現。

討論日本水墨的發展，板倉聖哲選擇從平安時代四大繪卷之一的〈鳥獸人物戲畫〉談起。〈鳥獸人物戲畫〉中的動物如同人一般，表現出射箭、相撲及喧鬧等行為，白描且造型簡單的特色被視為「漫畫」始祖。板倉聖哲提及此卷和佛教緊密相關，卷上動物在佛教經典中有象徵意義，此卷更和佛教圖繪有相近的水墨線條。日本早期有類似中國的白描傳統，另從14世紀〈法然上人絵伝〉及〈慕帰絵〉卷中描繪的屋內擺設來看，日本中世出現山水、墨竹題材的水墨畫。日本水墨畫受南宋宮廷風格影響，畫家學習典範也包含東山御物推崇的牧溪，當時效仿者如默庵〈四睡圖〉和可翁〈蜆子和尚圖〉。

日本中世藉由「東山御物」收藏的牧溪、玉澗及南宋宮廷畫家去認識中國水墨畫，而雪舟的出現卻為日本畫壇帶來新的變革，讓人們在「東山御物」之外，開拓出另一個理解中國水墨的新視野。早年名為「拙宗」的雪舟在1467年前往中國習畫，透過遣明使的紀錄、明代魯庵純拙〈送行詩〉及徐璉希賢〈送別詩序〉等文字資料，可拼湊出他在中國的經歷行蹤。當時明代對東亞各國並非一無所知，如寧波人金湜不只和雪舟等日本人相識交往，也曾遠赴韓國出使，可謂具有「東亞觀」的文人。雪舟在中國行結束後，曾作〈破墨山水圖〉一幅，畫中自題寫到長有聲、李在及如掘等畫家對他的影響，並且談論自己作品和中國水墨風格的緊密關聯。然而對雪舟自題中認知學習到的李在風格，板倉聖哲持保留態度，他在演講中更將雪舟作品和李在〈山水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比較，讓聽眾瞭解兩者的風格差異。

評斷雪舟在日本藝術史的地位成就，他從中國帶來的新風格母題成為重點。板倉聖哲檢視雪舟現存的作品，更明確地串起和中國明代繪畫的關聯。赴明前的雪舟作品雖然可見中國畫家玉澗的影子，卻沒有牧溪畫風，因此板倉聖哲推測雪舟恐未能親眼見識「東山御物」的收藏。雪舟遊歷中國之後，山水畫著實發生變化，轉向粗放風格。除此之外，雪舟〈四季花鳥圖屏風〉如實反映雪舟對明代繪畫風格的吸收，此作不僅與呂紀〈四季花鳥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相同特徵，輪廓線較為明確，同時也和現存的明．殷宏〈花鳥圖〉構圖相似，由此可見雪舟來中國學習的消化程度。而〈唐土勝景圖卷〉（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是否為雪舟親作或後人摹本的爭議雖然未解，但它在畫上標註地名以及將各景點組合成一畫卷的作法，和元吳鎮〈嘉禾八景圖〉（台北故宮藏）的特色相同，板倉聖哲認為〈唐土勝景圖卷〉應是一種對中國風格的仿效，雪舟晚年出現以日本景色為題材的〈天橋立圖〉（京都國立博物館藏），順利將中國風格融入了日本當地；相似的風格效仿及轉化例子，尚可見〈慧可斷臂圖〉（日本愛知縣齊年寺藏）等作。

總結這場演講的重點，板倉聖哲表示雪舟不是透過「東山御物」習得中國水墨的特性，因此他帶來新的中國風格，正好成為室町時代舊文藝崩壞、戰國時期新風格興起的關鍵。但雪舟的繼承者寡，對後世影響甚大的反倒是狩野派。狩野正信及元信二人不光是統整大和繪風格，同時整理出東山御物的中國元素，開創新的可能性。

就在今年12月，「日本美術之最：東京國立博物館暨九州國立博物館珍藏展」將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展出，屆時有150組（件）日本繪畫、佛教雕刻、漆器、陶瓷及圖書文獻等在台灣亮相。這些日本珍貴資產不光是讓民眾大飽眼福，同時為近年來學界的東亞交流史研究主題，提供一個實物觀摩及思考的機會，故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所特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板倉聖哲，在10月及11月開設日本美術系列講座，也穿插介紹南院特展展品。10月4日至6日下午舉辦的「由東亞的觀點看正倉院寶物」、「東山御物─足利將軍家之中國繪畫觀」及「雪舟在中國所見」三場演講，吸引學者及藝術同好前來參與交流，迴響熱烈。

板倉聖哲現任教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最早研究顏輝、宋徽宗〈四季山水圖〉等中國繪畫，後來逐漸拓廣研究的視野，擴及至中國、日本和韓國的藝術交流研究。他表示早期策劃的展覽多是以時代為中心來組織，但近年來都是立足日本去探討和其他國家的藝術交流互動，如「東山御物の美─足利將軍家の至寶」展、「明代絵画と雪舟」展等，對東亞的藝術史發展瞭若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