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開箱文」：當中國學者遇上日本天皇的寶藏

在2019年，日本正式迎來令和時代，隨著新天皇的登基，皇室活動的亮點除了奈良國立博物館每年一曬的正倉院展，今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更加碼了法隆寺的收藏，舉辦「正倉院の世界」御即位記念特別展。

自神武天皇與光明皇后起，正倉院歷經千年風霜後，最終成為傲視全球的東洋文物寶庫之一，倉裡的寶物，若是能看上一回，便能親身體會到大唐盛況的美好，完全不會言過其實。正倉院的大展，這個年度國家級大開箱，幾乎成為日本人的全民運動。

對於熱衷古代文化的人們來說，「絲綢之路的終點站」早已不是古都長安，而是東洋強國的皇室倉庫，裡面包含日本美術工藝珍藏和文書信札等文物，收藏範圍更囊括了中國、西域與中亞，這些藏品象徵了八世紀日本文化和技術的精髓，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等等，聽到這裡，那以文化薈萃為傲、身為「絲綢之路」源頭的大唐中國呢？

現在讓我們把時間點拉回20世紀，當時動蕩不安的中國剛歷經帝制與民主的對立，也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面對來勢洶洶的東方鄰居「日本」。知識份子們不管是抱持著怎樣的政治立場，無論是要富國強兵，還是投身文化事業，都持有共同的焦慮。但時間不會等人，在電視手機還沒出現的年代，日本的學者們，早就開始大張旗鼓地打起出版戰，誓師拿下學術領域的領導地位。

東洋美術研究的先驅大村西崖（1868-1927），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時與田島志一創立審美書院。1908年出版日本正倉院的寶物圖錄《東瀛珠光》第一集（1908），到了1909共出版了六冊。

這批珂羅版的印刷，對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只有一個感想：「天，老子終於可以不用只憑文字想像做研究了！」《東瀛珠光》比限量還限量，堪稱當時的夢幻逸品，誰手上有這份讀物，幾乎就可以搶先發表期刊論文。當時的學術環境就是如此艱困，比起模稜兩可的文字記載，有圖片簡直完勝。舉個例子，王國維身為中國教科書等級的金石研究大家，在其漫長的開天闢地的學術生涯中，也常常苦於無法見到實物佐證的時候，1916年起在上海倉聖明智大學任教期間，與晚清大儒沈曾植借閱了《東瀛珠光》，1922年寫出了〈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雖然當時並沒有今日的出版寒冬這件事，但日本書籍本來印量就不多，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書籍又得飄洋過海，能看到《東瀛珠光》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王國維只能「借摹」《東瀛珠光》，無法持有。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王國維見到《東瀛珠光》的心情，更難想像只是看了一本圖錄的其中數頁，就能變出一篇傳世研究文章。但當時的客觀條件來說，要獲得一手資料就是如此艱難。在正倉院的出版物開始普及之前，《東瀛珠光》就是如此珍貴。在中國學術與中日交流正開始蓬勃發展之際，王國維如此，許多當時的知識份子如此，《東瀛珠光》成為追尋失落文物的一把巨大鑰匙，但要親眼看見世紀寶藏，不僅需要機運，也需要引介。

而這個機會，因緣際會落在了傅芸子身上。

當時對入內參觀者的審核極其嚴格，多數人是不得其門而入的，除了官員與研究者，外國人亦須經外交長官的引介，經宮內省審查合格後，才發給「申請者拜觀券」。在人數資格與時間的限制下，每年還是有許多人遠涉重洋慕名而來。根據傅芸子的自述，有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身分，1933年東渡日本，他在1934年如願以償進入正倉院觀賞。

那是傅芸子人生中最幸運的秋天之一。當時遇到的學界人士，在傅芸子的回憶裡，也是最美麗的機遇。

正倉院的開放，一如既往都是在深秋，11月5日是為開展第一日，那天清晨，傅芸子必須起的很早，八點左右，與京都研究所的同事水野清一來拜訪（專攻佛教藝術，1938年進入雲崗石窟調查），約了丹麥民俗學家Smidt女士一起前往奈良，在九點時，巧遇與京大教授濱田清陵（京都學派考古學的開山先驅，曾任古美術雜誌「國華」的編輯」）與其夫人、東大東洋史博士池內宏。火車一路東南行，直趨奈良。正倉院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你隨便在路上都會撞到一個京大教授或東大研究員。

正倉院的臨時接待處，是由帝室博物館的人員辦理簽名驗券和入內說明，在當時，進入博物館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因此來訪者多會選擇穿著西式或和式禮服。從繳券、簽名發還、再由招待員一同導引入內，其過程都非常慎重。

由於一同前往的學者都已經散開，傅芸子一開始有點緊張，但在濱田教授的幫助下，入內手續其實相當順利，他懷著興奮的心情，跟隨一部分觀眾走進長石林徑。館員在外側架設臨時木梯，此觀看經驗與正倉院曝晾藏品及另闢展區的做法完全不同，入內須拖鞋，是名副其實的「入倉」。

由於正倉院收藏眾多，時間有限，大家的目標並不一定相同，濱田與傅芸子的交談，也是希望彼此日後能交換觀覽的藏品心得。倉內光線黝暗，幸好同行的水野清一攜帶一個大型電燈（果然很有經驗？），但可惜的是許多藏品陳列在玻璃櫃內，只能辨識物體外型，無法仔細觀賞其表面精美的花紋。

好在唐代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成為傅芸子考察正倉院工藝品的助力。即便《歷代帝王圖》在20世紀初，早已成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收藏。但這件唐代的作品，曾於1928年的帝室博物館展出，在日本引起極大的轟動，若傅芸子在赴日前已經知道此畫的存在，那可能見過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17年的印製的複製本，或大村西崖1926年於東京出版的《東洋美術史》。而傅芸子看過的正倉院諸多藏品裡，其中的紫檀木挾軾，他思及唐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中陳宣帝段落的用器，進而比較分析及研究，這也成為他未來撰文著書的重要成果之一。

正倉院收藏聖武天皇的遺物，其中包含皇室使用的文房四寶。正倉院藏有「天平宝物筆」外，還有另外17隻唐筆，天平宝物筆使用過二次，一次用於天平勝寶四年（752年）在東大寺大佛開眼法會，另一次在文治元年（1185年）重建大佛開眼供奉時，後白河法皇作為御筆替大佛進行開眼儀式。

了解唐筆的材質與當時代使用的傢俱，就能進一步分析書寫姿勢與書寫效果，若能理解對書畫作品的影響，就能夠看出時代風格的關鍵。即便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漢居延筆，打破了正倉院唐筆的紀錄，成為最早留存至今的古筆，但是按馬衡的說法（1881-1955, 1933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天平宝物筆」的製法，與王羲之所著《筆經》的記載符合。而另外十七隻藏在正倉院、泛稱為「唐筆」的筆，雖也遵循古制，毫內近根處裹以麻紙，但未被馬衡提及。因此傅芸子參觀之後，也只下了「來源莫明」的初步結論，傅芸子十分關心時間接近的考古發現，這些種種思考，埋下未來出版的契機。

對唐筆上心的，還有內藤湖南。傅芸子東渡頭一年，尚未去正倉院，此時內藤湖南尚在京都的瓶原隱居，在偶然的機會下，兩人討論起正倉院的唐筆。奈良當地筆工所製作的筆，也相當受內藤湖南喜愛，甚至想邀請傅芸子到家裡一試：「我還有保存一些仿製的唐筆，你要不要來試試看？」雖然同處京大學術圈，但內藤湖南以隱居多年，年事已高，兩人到底有沒有實際見過面不得而知，中日學者透過書信往來筆談也是很常見的事情，但當時的傅芸子日文還不流利，在大學者面前獻拙，還是有些心理障礙存在，瓶原又位在遠郊，這個邀請，在內藤湖南去世後，就再也沒能實現，感嘆的心情，直到同年秋天傅芸子真的親眼看見正倉院唐筆時，一湧而上。

這是傅芸子與京都學派巨擘內藤湖南，最初也是最後的精神相遇。

唐代繪畫《歷代帝王圖》和正倉院藏品的比較、日本藏的唐筆及中國近期考古研究之思辯，傅芸子的觀展經驗夾雜學術研究及個人小感，最終有幸在1941年匯集成《正倉院考古記》出版。走到最後一步，接下這個出版任務的，是中日文化KOL集散地「文求堂」漢書店。這間書店不管是主人還是事蹟，都大有來頭。

「文求堂」是世紀初坐落在日本東京的一家漢籍專營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先生（1880-1951）是一位漢學者、版本學家，對日中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的日本文化人。不管是經手過的作者、古籍、供書者，或是上門來尋寶的客人，都是一時之選，文求堂出過不少學術著作，例如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等，王國維《王觀堂文選》。這些文求堂版的書籍，都一再顯示文求堂與學界的緊密關係，只要是搜集而來的古書，和甫出版的新書，只要一上架，幾乎都會被一掃而光。文求堂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