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偷渡，藝術的緊急狀態還是常態？

「儘管我們對於大型流感仍然懷有強烈的恐懼，然而如今我們已不再身處病毒時代。有賴於免疫科學的發展，我們已經擺脫了這一歷史階段。」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曾經這樣說道（註1），他借用免疫學和免疫機制的範式描述了資本主義控制的世界，在進入21世紀的最新徵候——複雜的社會肌體因他者入侵而引發的對抗（冷戰式的對抗）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同質化的過剩危機，來自內部的系統危機。這是全球化景觀下的當代解析。但突發的現實是歐洲乃至全球在一夜之間回到了中世紀的暗夜——瘟疫再度襲來，人類草木皆兵，節節敗退。「瘟疫」不是作為一個「喻指」存在，而是簡單、粗暴、摧枯拉朽的現實，並且每天都在刷新驚心動魄的殘酷底線。

今天的災難來自於人們的輕慢，對歲月靜好文明社會的自信，更來自對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鏈的依賴和迷戀。韓炳哲在文中提及了過剩、過度生產、超負荷勞作、肥胖症、多動症這些資本主義富貴病，但今天的關鍵字卻是「緊缺」——首先是醫療條件的緊缺。過往無法想像美、英、法這樣老牌資本主義帝國會和這樣的字眼聯繫在一起。今年一月新冠病毒病例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被發現，並迅速變成一個地區性危機的時刻，免疫範式中的「他者」就又出現了：人們開始批評中國的制度並預測中國模式的終結，而到了三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慘烈地跌入疫情深淵，連同自由民主體制都開始被人們懷疑，甚至一部分人開始覺得專制主義也許是正確的。冷戰免疫學中入侵者的幽靈不但重現，而且愈演愈烈。

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月說夢到自己多次拜訪武漢（註2），這是旁觀者友好的感同身受。但三月時他真的切身感受到了「武漢」，「我在斯洛維尼亞盧布亞納（Ljubljana）的家中隔絕，沮喪中掙扎著做一點工作。」齊澤克在與中國媒體的通信中這樣說道。（註3）雖然北京還在硬著頭皮和外界打嘴仗，試圖把這個全球危機引向羅生門——關於病毒是否最早來自武漢的爭議，但「武漢」式的封城恐慌已經加速蔓延。

1990年代初的兩三年間、活躍在武漢的藝術團體「新歷史小組」，他們的工作就和「病毒」、「免疫」聯繫在一起。新歷史小組曾在武漢大學的生物實驗室裡「研製」用於針對消費社會病症的「疫苗」，並使自身機體獲得對消費社會的「免疫機制」。他們認為中國社會彌漫著「政治性病毒」、「商業性病毒」和「自戀性病毒」，在其宣言式的文字中寫道：「二次大戰以後，隨著蘇聯社會主義解體，全球性的冷戰已告結束。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處在它的歷史轉換關口，其主要標誌就是強硬的意識形態權威性已經動搖，從而導致了意識形態國家向非意識形態國家的轉換，或者說政治性國家向經濟型國家的轉換……一種巨大的歷史清理和建構工作已經展開……『健康』成為問題和新歷史態度的焦點。」（註4）

這是當時從未經歷過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的中國藝術家的焦慮，在後冷戰時代最初幾年的價值斷裂中，他們用「病毒」象徵價值反覆運算的困境。但在今天真正的病毒從武漢蔓延，而且正在擊碎冷戰結束的幾十年裡形成的全球新自由主義價值。

在1992年的《當代藝術》叢書中，一篇關於武漢的「新歷史小組」的評論文章預言：「思維派藝術出現在中國的中部（指武漢），正像地球的核心……構建起中國意志的太極文化。」（註5）這或許是「中國模式」的原始想像，卻宿命般的指向了今天全球疫情下的危機—健康危機以及背後的意識形態危機，「武漢」也在巧合中被推向爭議漩渦的中心。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HK）線上頑強的啟動了。畫廊主、銷售員們沒有了幸福的煩惱——長途旅行、昂貴的酒店和馬不停蹄的趕場應酬。取而代之的是發給客戶的一小段短資訊，裡面有一個網址，你可以點擊流覽被設計成展廳模樣的頁面，觀眾和買家用這種方式「雲看展」。還有幾家畫廊聯合組織了一場線上VIP預覽，畫廊的工作人員不需要體面的著裝和扮相，銷售技巧被網路電話壓縮為略顯尷尬的「說辭」，這是真正考驗銷售員口才的時刻。雖然現在還不知道業績，但看起來並不樂觀。

2003年的SARS讓中國的線上購物異軍突起，這十幾年裡網購雖然興旺但始終是低端的消費模式。作為當代社會高端生活方式之一的藝博會，在今天的新一輪疫情下被迫向下相容，委身線上做起生意。沒有舟車勞頓、社交應酬的藝博會，就好像是沒有了靈魂一樣安靜——消費場景的缺失無法激發消費的衝動，另一個現實是資金危機也必然抑制藝術品消費。線上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顯示了資本對於消費行為的癡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頑強。新冠疫情衝擊著資本主義的心臟（消費環節），藝術品的消費只是其中再小不過的份額。

社會理論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說：「當代資本主義最前沿的消費主義在眼下的狀況中可謂舉步維艱。」接著哈維調侃道：「如果他（川普）足夠聰明的話，就會以緊急情況為根據取消大選，並且宣佈帝國統治的開始，以從勢必到來的『動亂和革命』中挽救資本和舊世界。」（註6）這是全球緊急狀態和資本主義終結的假想。

湖北的大小城市被封城後，社交媒體上曾流傳著一段「劃盆過江」的影像：臨近武漢的小城黃岡的市民坐在一個盆裡試圖橫渡長江，去對岸尋求醫院救治。因為醫療資源的嚴重不均和區域封鎖，迫使一些人只能鋌而走險以求生機。中國的隔離政策落實的非常高效，最基層管理者的執行也非常強力。這是地方政府的網格化管理策略，社交自媒體「706青年空間」撰文說：「網格化治理這種當代保甲制度則使得街道居委會和農村村委會的存在感陡增……從而成為民眾之間互相隔離甚至侵犯個人權利的工具。」（註7）

藝術家葛宇路因為其武漢人的身份，一度在北京出行受限。他也曾試圖繞開檢查站，從河上偷渡去機場（註8）和劃盆過江的黃岡市民一樣，是真實的生活現實而非藝術方案。

在一個管制的現實下，「偷渡」式的行為也延續到了虛擬的社交平台，一篇被官方不斷通過人工智慧審查並刪除的網路文章——關於一名醫生試圖在疫情初期向公眾發出預警的報導，被網友演繹出無數匪夷所思的版本變身來逃避AI大資料刪帖，並在自媒體平臺掀起運動式的轉發接力，這是一場狂歡也被視為 「人民的藝術」。作家李承鵬評論道：「我從未想過，在自己的祖國，使用母語像是一場偷渡。」

藝術對於現實不會有直接的作用，是一個常識，但在疫情期間還是不斷有人扮賢者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大談藝術無用論。然而在一直存在並愈發收緊的審查機制面前，藝術卻幾乎是僅存的、有微小表達空間的領域。藝術家可以在隱晦的語言下建立起一種可以抵達個體的工作機制——比如那些致力於社會介入的藝術家和策展人，並形成個體的行動力和聯合體（雖然這樣的空間也已經越來越小）。就整個社會環境而言，在本該是澄明無蔽的場域內，這部分藝術家卻變成躲避在審查機制之外的「同城偷渡客」。

中國的藝術家，特別是身處北京、上海或廣州這些大城市的藝術家群體，空間的困境、危機和管制一直從未間斷，不論是身體空間還是言論空間——在疫情期間的網格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的常態。真正的危機來自於再次降臨的價值崩壞，外部那個被想像和嚮往的自由世界在危機中被懷疑和否定。而一直以來藝術家和公眾遭遇的管制和對抗的權力原來是天然的正確，這使得個體在精神上陷入了空前孤立。 

瘟疫暴露出了專制制度的致命弊端，但也刺破了新自由主義的彩色泡泡。川普忙於和北京展開輿論戰，西方社會則質疑他企圖用轉移焦點、圍魏救趙的套路來掩蓋自己的遲疑——資本主義開放結構下警惕性的喪失。中國則成功（再次成功）地把這次的信任危機轉化成對外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憤怒，這個方法也曾用在對付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激化民間的對抗情緒，以民粹主義壓倒一切反對聲音。狹隘的民族主義屢試不爽的基礎是對個體的漠視，這是長期以來公民社會的缺失，人們習慣服從於家長式的強大政府。

自由世界也許會藉「緊急狀態」之名，宣告民粹回潮並形成新的割裂——最新的專家報告是疫情也許會持續兩年。不需要兩年，資本主義貿易鏈中斷幾個月就足以改變整個世界。

伴隨著危機、災難和悲劇的人類文明史，一直以來都是歷代藝術家的靈感之源，但今天的狀況是被一種巨大的無力感籠罩——對新自由主義的樂觀和嚮往讓藝術家也失去了對危機的敏銳。而中國藝術家面臨的空間管制常態、思想藩籬和自我缺席，將會在更廣闊的畫地為牢中繼續迷失。

註1　〈精神暴力〉，收錄於《倦怠社會》，[德]韓炳哲著，王一力譯，2019年6月第一版。

註2　〈齊澤克 | 我的武漢夢想〉，斯拉沃熱．齊澤克撰寫於1月22日，李孜聰譯，微信公眾號「哲思學意」 ，2020年3月11日。

註3　〈獨家 | 齊澤克：置身疫情，永遠著眼於全球性景觀〉，版編者按，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3月22日。

註4　〈橫渡世紀末—新歷史小組．消毒紀實〉，收錄於《中國二十世紀思想發展史11卷》，文章署名野牛。

註5　〈思維意志的文本化—思維派藝術〉，收錄於《當代藝術》叢書第二輯，文章署名乾子，湖南美術出版社發行，1992年。

註6　〈大衛．哈威：新冠時代的反資本主義政治〉，署名SkongMinshang譯，微信公眾號「唯物論者」， 2020年3月22日。

註7　〈疫情時刻的自組織：民眾如何重塑社會（一）〉，微信公眾號「706青年空間」，2020年3月6日。

註8　〈武漢人葛宇路：我買了艘皮划艇，打算劃進北京城〉，微信公眾號「GQ報導」，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