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談及「壯遊」（Grand Tour）對風景畫的影響，我們不妨從18世紀的摺扇談起。那些描繪羅馬萬神殿、拿坡里維蘇威火山與威尼斯海景的摺扇，不僅是壯遊者自北義至南義旅程的紀念品，也象徵著壯遊文化的身份徽章。透過這些精緻而小巧的風景圖像，我們得以思考這場跨地域的旅程經驗，如何啟發英國風景畫的創作精神，並形塑其背後的社會意涵。
壯遊的背景與起源
這股壯遊風潮源自17世紀中葉的英國，盛行於18世紀，是英國貴族與富裕階層青年完成教育的重要環節。旅程通常在20歲左右展開，歷時數月甚至數年，由家庭教師陪同前往法國、瑞士、德國等地，最終以義大利——尤其是羅馬——作為核心目的地。當時的義大利被視為古典文明與藝術的搖籃，壯遊者在此研習建築、繪畫、雕塑及古代文化，以培養文化素養與社會品味。
這股壯遊經驗不僅塑造了上流社會的審美觀，也深刻影響了英國風景畫家的創作取向。受此啟發，許多畫家親自踏上歐陸旅程，親眼觀察義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古代遺跡，並臨摹文藝復興及古典大師的作品。這些經驗使他們得以吸收歐陸藝術傳統與技法，並在返國後將壯遊期間所獲的靈感融入創作之中，進而形塑英國風景畫的嶄新面貌。
壯遊的實踐與路線
壯遊的路線並非完全固定，但為達成其文化與教育目標，行程通常經過精心設計。在典型的壯遊路線中，羅馬為最終目的地，而在抵達羅馬之前，旅程通常自英國多佛（Dover）出發，橫渡英吉利海峽，於法國加來（Calais）登陸，並在巴黎短暫停留。我們也可從畫家的作品中窺見其所經之地與旅途見聞。
巴黎作為歐陸宮廷文化中心，是學習高雅社交禮儀的首選之地，壯遊者常前往凡爾賽宮，觀摩宮廷生活、學習法語與禮儀，藉此培養舉止風度與語言修養。而對藝術家而言，羅浮宮匯聚了自古至今的大師作品，是藝術啟蒙的重要場所，他們在此臨摹經典之作，向大師學習。
離開法國後，壯遊者通常穿越瑞士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或在日內瓦（Geneva）、洛桑（Lausanne）短暫停留。英國畫家透納（J.M.W. Turner）的《日內瓦湖與白朗峰》即描繪了他在瑞士寫生的山岳光影，見證了瑞士這段旅程作為典型壯遊延伸路線的重要中繼站。
隨後，部分旅人會從北義展開行程，拜訪米蘭、佛羅倫斯和威尼斯。其中，威尼斯以其獨特的瀉湖景觀與拜占庭式建築吸引了眾多藝術家，成為必訪之地，卡納萊托（Canaletto）的威尼斯城市景觀畫也因此成為旅人爭相收藏的對象。
最終，旅程抵達羅馬——這座古代藝術的寶庫與與文藝復興傑作的匯聚之地，是藝術朝聖的核心。壯遊者在此展開密集的古典學習與藝術修煉：他們仔細觀察古代遺跡與雕塑（如羅馬競技場、萬神殿、勞孔父子像），並臨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大師的素描與構圖，以奠定藝術創作的古典基礎。
此外，一些藝術家會將壯遊延伸至南義 (最常見的為那不勒斯與龐貝)，親歷維蘇威火山的壯麗景象與考古熱潮，體驗自然景觀的戲劇性瞬間，並將旅途中所見的自然與歷史震撼轉化為新的創作題材。
壯遊對英國風景畫的啟發
義大利理想風景的傳承
接著，我們可以觀察藝術家如何將壯遊中的所見所聞轉化為創作養分。羅馬因其豐富的古典文化而成為藝術學習的核心，不僅吸引英國藝術家慕名前往，也與歐洲學院體系的規範相互呼應，其中尤以法國藝術教育制度所奠立的標準影響最深。在這種制度引導下，壯遊不再只是單純的旅行，而成為一套受學院規範塑造的正式學習途徑。
為了使藝術家能直接汲取古典典範，法蘭西藝術學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設立了羅馬獎（Prix de Rome），要求獲獎者前往羅馬的法國學院駐留數年，透過研習古代雕塑與文藝復興大師的作品奠定創作基礎。這不僅提供藝術家親臨義大利的機會，也深刻影響他們觀察與描繪自然景觀的方式。
在此背景下，英國風景畫家以17世紀長期旅居羅馬的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ain）與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為學習楷模，二人所建立的古典構圖原則與理想化風景模式，成為臨摹、研究與收藏的核心依據。這些作品強調理想化構圖、比例平衡以及詩意光線，被視為「理想風景畫」（Ideal Landscape）的典範，既呼應學院對古典與歷史敘事的重視，也啟發英國藝術家對自然景觀的美學理解。
其中，被譽為「英國風景畫之父」的理查・威爾遜（Richard Wilson）最能體現此一典範的轉化。他在壯遊期間吸收了克勞德的構圖與光影法則，其《蒂沃利：西比爾神殿和坎帕尼亞》不僅記錄義大利旅途的所見所感，也在自然景觀中注入理想風景的精神。返國後，威爾遜繼續將這一手法應用於英國本土風景，使其在英國藝術中得以延續。
古典學識的視覺化
藝術家在壯遊期間對古典文化的深入理解，為風景畫開啟了新的題材可能性。對於具備紮實古典素養的藝術家而言，單純描繪義大利自然景致已不足以完整展現其文化涵養。因此，他們開始在風景畫中融入神話或歷史敘事，藉此彰顯對古典學識的掌握。透納《阿波羅與達芙妮的故事》便是典型的例子：透過將神話題材融入風景畫，這類作品逐漸擺脫以往被視為「次等」的評價，並確立了人文精神在風景藝術中的核心地位。
自然崇高的震撼教育
如前所述，多數壯遊路線自法國穿越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旅途中，藝術家親身面對嚴峻的地勢與氣候，進而促使他們重新審視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並展開對「自然崇高」（Sublime）的探索。所謂崇高感，源於自然力量帶來的壓倒性震懾，使人既感敬畏，也覺自身渺小。
透納的《暴風雪：漢尼拔與他的軍隊翻越阿爾卑斯山》即為典型例證。畫面中翻騰的雲霧與肆虐的風雪幾乎吞沒整個畫面，而人類行軍隊伍在其中顯得格外渺小，象徵自然力量的巨大與不可抗衡。
這種對大自然的敬畏表現，也在約瑟夫・賴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的作品中呼應。他的作品《從波蒂奇看到維蘇威火山的爆發》透過火山噴發的光焰營造強烈的視覺張力，使觀者在震撼中體會自然景觀的壯麗與深不可測。由此可見，藝術家並非僅將壯遊視為旅途紀錄，而是進一步將沿途所見的自然景象昇華為哲學思索。透過描繪崇高的自然景觀，藝術家將對自然力量的震懾轉化為反思自然與人類關係的契機。
壯遊風景畫的多重象徵：身份、學養與帝國意識
以壯遊為主題的畫作不僅記錄個人旅行經驗，也承載豐富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意涵。歸國的壯遊者通常將作品懸掛於貴族宅邸，以彰顯其身份地位及學識品味。由於壯遊費用高昂，僅有貴族與富裕家庭能負擔；因此，歸國者所帶回的風景畫——如卡納萊托描繪威尼斯城市景觀的作品——不僅是旅行的紀念，更成為可視化的隱性財富象徵，用以向訪客展示其親臨義大利的經濟能力與文化素養。
同時，畫作也是知識與學問的展示：如在帕尼尼的《現代羅馬景觀畫廊》中，可以看到大量描繪古羅馬遺跡的畫作，以及佇立在一旁的古典雕像。畫中對古希臘羅馬遺跡的描繪，不僅展現旅行見聞，也具體化壯遊者的人文教育成果。此外，有時這些風景畫還會融入神話題材；觀者若能理解畫面寓意，即表示其具備深厚古典學養，這些作品也因此成為社會資本與學識素養的雙重象徵。
此外，壯遊風景畫也反映了當時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帝國意識。18世紀的英國逐漸成為全球殖民強權，畫家如威爾遜在義大利學習古典風景畫的理想典範，試圖證明英國藝術可與17世紀歐洲大師（如洛蘭、普桑）比肩。畫中對古代遺跡的描繪，不僅是懷念昔日榮光，也象徵對自身帝國與文化使命的肯定。由此，壯遊風景畫不再局限於單純的旅行記憶，而是賦有社會、教育與政治的多重意涵。
結語
18世紀的壯遊不僅拓展了英國藝術家的視野，也塑造了風景畫的創作取向。藝術家親臨義大利，觀察自然景觀與古典遺跡，臨摹文藝復興大師的作品，將理想化構圖、古典學識與自然崇高的震撼融入創作之中。同時，壯遊所孕育的藝術不僅彰顯個人身份、品味與學識，也承載民族自豪感與帝國意識，透過風景畫與肖像畫形成可視化的社會與文化象徵。可見，壯遊風景畫超越單純旅行紀念，同時反映了藝術、社會與文化之間的多重影響。
參考資料
Black, Jeremy, The British Abroad: The Grand Tou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Wilton, Andrew, and Ilaria Bignamini, eds., Grand Tour: The Lure of Ita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Tate Gallery Publishing,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