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北京紫禁城厚重的大門被推開。宮牆靜默，空氣裡彷彿仍迴盪著帝制餘音。「故宮博物院」10月10日正式成立面對群眾，私有獨享的皇家寶物走入公眾開放的現代博物館。而今，2025年，這段跨越世紀的文化旅程迎來關鍵節點，故宮特別策劃南北院區同步聯展「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以一甲子為刻度、以百年為視野，回望歷程、凝視當代，也描繪博物館未來的樣貌。
一場展覽的命名，往往是其精神內核的精煉濃縮，也隱藏著提問。「甲子萬年」此一富古典哲思與時間向度的展名，對故宮百歲院慶而言，提問有：故宮是什麼？它的收藏如何形成？又如何與臺灣這片土地產生連結？關於時間、記憶與文化理解的一場展覽，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余佩瑾以及策展團隊親身導覽「看得見的院史」，為讀者揭開這場特展背後的人文脈絡與深層意涵。
甲子與萬年的雙重時間意涵
余佩瑾開宗明義解釋道，展名源於兩個層次的時間概念。其一，是故宮博物院自身的發展史。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隨著局勢變動，這批文物便開始了一段漫長的播遷歲月。1948至49年精品渡海來臺，先於霧峰北溝庫房暫存，直到1965年臺北外雙溪的館舍落成啟用，才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家。然而，這座博物館的現代身份認同，卻是在一系列的「時間節點」中不斷形塑的：臺北外雙溪院區落成至今，恰好一甲子60年；文物遷臺，則已歷七十五載；而近年備受矚目的南院，也將迎來開館十週年。
余佩瑾細數著關鍵年份，她說：「其實都是一直在移動當中，終於有一個房子可以住了60年。」在這一甲子歲月裡，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外雙溪的館舍中，透過持續的研究、策展與出版，逐漸形塑了今日世界所熟知的臺灣故宮樣貌。全球觀眾對故宮藏品的認識，以及故宮自身學術能量的積累，都奠基於這60年的安居。「甲子」不僅是對外雙溪院區一甲子的紀念，更是對這段穩定發展時期的深刻標記。
其二，則是源於清宮舊藏中一類特殊的文物—「萬年甲子」。余佩瑾以本次展品一對〈萬年甲子轉心筆筒〉（圖1）為例，說明其內涵。這類器物設計精巧，筆筒上層為天干，下層為地支，轉動之間即可對應干支紀年。乾隆皇帝在西方傳教士帶來的鐘錶滴答聲中，對「時間」概念也有了全新體悟，他將此一現代時間感，與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相結合，創造出「循環如意，幅輳連綿」，寓意時間輪迴不息、傳世久遠的文物。即將於11月18日至明年3月15日赴法國巴黎凱布朗利博物館「龍」展的〈「萬年甲子」紫檀多寶盒〉，盒內藏有十二生肖玉雕坐像，也是相同的概念。余佩瑾副院長繼續說明：「追溯筆筒的企劃製作是在1743年，他們為了來年1744甲子年而特製發想，距今也已有281年的歷史。我們看看庫房的文物，這些不斷傳世久遠的物件。我們在想，我們這家博物館，當然希望它不是只過60歲生日，也不會只是過100歲生日，博物館可以不斷地走下去。」余副院長再以大英博物館、捷克國家博物館等動輒超過兩百年的悠久歷史為例，將「甲子萬年」化為一巧妙雙關，既是博物館一甲子穩定發展的紀念，且與藏品自身承載的傳世久遠時間觀結合，這是場回顧，也是故宮邁向下一個百年的未來起點。
故宮博物院歷史背景：一部流動的典藏史
談及故宮，多數人直覺聯想到清宮舊藏的皇家珍寶。然而，今日我們所見的故宮典藏，其身世遠比單純的帝王遞藏來得複雜。余佩瑾提到一個具體的數字變化：「之前的藏品總數是698,887件，現在加了8件，是698,905件。我們每個月都會在網路上公告一次。」這個看似微小的數字跳動，背後是故宮典藏體系開放性與生命力的明證，其典藏透過收購、捐贈與寄存等方式持續增長。
時間回溯至1930年代，時局動盪，戰亂頻仍，大量出土古物散失海外，令當時的知識分子憂心忡忡。器物處副研究員張莅提及，西周早期〈夨令方尊〉（圖2）青銅器，便承載了這段歷史。當時，上海金石大藏家「善齋」劉體智有意變賣其藏品，長期與其合作研究的學者容庚得知後，便積極協調力促「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購藏善齋彝器。
在傅斯年的往來書信中，得以窺見那一代學人對文物價值的精準判斷與保存國寶的堅定決心。籌備處的理事們，「會中群以為〈夨尊〉應為此事接洽之唯一目的」，這不僅是對〈夨令方尊〉學術價值的深刻認知，並投射出的是整個時代社會氛圍中，知識分子守護文化的意志。傅斯年在寫給劉體智的書信有言：「弟等服務公家，惟一志願，為國內好器精品，盡為國有」。最終，這批包含〈夨令方尊〉在內的107件善齋吉金，順利歸於國家寶藏之列。這段歷史提醒著今人，故宮的收藏並非完全的權力政治繼承，亦有著知識的傳承與使命的擔當。1965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合併，遷進臺北外雙溪，來臺的善齋彝器都收藏於今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寄存」最有名者當為林柏壽的「蘭千山館」，其齋館名之「千」即是取懷素〈小草千字文〉（圖3）之名。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陳建志以書法的面向說明，〈千字文〉在文字內容上寫「律召調陽」，但懷素此件作品是第一次出現「律呂調陽」的寫法。加以其上鈐有「軍司馬印」漢印，這是唐代人鈐蓋，還是唐代以後的人所蓋？那這件作品是不是唐代？或是唐代以後的作品？它的爭議性還是存在的。除展出懷素〈小草千字文〉，林柏壽的侄子林宗毅先生所「捐贈」的「國寶」朱熹存世僅見的大字墨蹟《易繫辭冊》也將一同展出。
這些新增的文物，來自各方，其中不乏來自海外的捐贈貢獻。余副院長坦言，梳理典藏史時才發現，故宮藏品登錄字號「贈瓷一號」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雙耳波濤紋彩陶罐〉（圖4），即來自日本坂本五郎；而「贈銅一號」西漢〈錯金銀夔鳳紋鐵鏡〉、「贈玉一號」西漢〈玉璧〉、「贈雜一號」戰國〈琉璃殘璧〉都是源於梅原末治先生的慷慨。此外，2003年故宮「天子之寶」赴德國展覽期間，獲日裔德籍飯塚一教授捐贈一批古地圖，亦是文化交流促進典藏增長的佳話。這些來自異國的涓滴，匯流成故宮典藏的重要組成部分，打破了「故宮等於清宮舊藏」的刻板印象，呈現了一幅更為複雜、生動的典藏擴充圖景。
「甲子萬年」特展並非傳統的文物精品展，而是試圖「透過文物來講故宮成長的故事」。展覽規劃為四大單元：「開門見山」、「相遇寰宇」、「萬象交織」、「迎向未來」，層層遞進地展開敘事。其精髓在於多層次的敘事結構，透過數件極具代表性的文物，每一件都承載著一段獨特的「臺灣故事」，展現了研究的深化如何賦予文物新的意義。
〈毛公鼎〉的身世：從獻鼎祝壽到城市聖火臺
器物處處長吳曉筠深入剖析了〈毛公鼎〉（圖5）的敘事流變。作為故宮最具代表性的國寶之一，其官方論述框架長期圍繞其舉世銘文最多達五百字，與西周「宣王中興」的史事補遺。故宮九十週年院慶（2015）以及民國一百年的「精彩一百」（2011）特展時論述重點在於抗戰時期葉恭綽、陳詠仁等人保護此鼎並最終「獻鼎於國」的愛國事蹟。在蔣中正日記1948年6月9號稱該鼎由「民間收藏者貢獻於余，祝六十之壽者」。這段史實的揭露，將單一的「獻國」敘事，還原到更複雜的歷史情境中。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當時有兩件重器抵達首都：一件是銘文最長的〈毛公鼎〉，另一件是最大最重的〈后母戊鼎〉。這兩件青銅器同時被賦予了慶祝還都與為領袖祝壽的國家象徵意義。最終，〈毛公鼎〉隨國民政府遷臺，〈后母戊鼎〉則留在中國大陸，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此次故宮決定挖掘更貼近今人生活的歷史脈絡。如果說上述是對毛公鼎「前半生」的敘事深化，那麼吳曉筠接下來所提出的，則為毛公鼎在臺灣的「後半生」賦予了全新的在地意義。她指出，當故宮院內的毛公鼎本尊，其論述逐漸固定時，它的「另一個分身」卻在臺北的城市空間裡，默默參與了臺灣的當代史。1964年，亞洲首次舉辦奧運，東京奧運聖火傳遞至臺北，為了讓聖火在臺灣過夜，便於臺北田徑場旁，建造了一座毛公鼎造型的「駐火臺」（圖6）。而在那時世界認知的「中國」還是「中華民國」。時隔半個多世紀，2017年臺北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聖火再度來到這座城市，主辦單位選擇讓聖火還是暫駐在毛公鼎。世大運的聖火，先是被迎接到這座幾乎被遺忘的聖火臺，然後才傳遞到主場館。〈毛公鼎〉院內的本尊，承載著中華古代文明的厚重歷史；而在院外的分身，則以一種公共藝術的姿態，實際地參與了臺灣在國際體育盛事中的重要時刻，建立起與在地歷史和民眾記憶的直接連結。
〈富春山居圖〉的離合與再詮釋
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其流傳過程充滿傳奇，尤以「無用師卷」與「子明卷」兩本傳世（圖7、8）；以及清乾隆皇帝誤將「子明卷」認為是真蹟，在畫卷上寫滿題跋的繆誤，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然而，這件名作的生命史中，極其重要的一章是在臺灣寫下的。
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許文美說明，在1970年代，一場圍繞兩卷〈富春山居圖〉真偽的學術論戰激烈展開。包括徐復觀、饒宗頤、傅申、張光賓等學者，透過嚴謹的筆墨風格與文獻考證，對兩卷深入辯證。這場論戰，正是在故宮致力於學術研究的背景下得以發生，並最終確立了「無用師卷」為真蹟、「子明卷」為摹本的學術共識。
故宮的研究不僅止於文獻。透過對「無用師卷」實物的檢視，研究人員發現畫卷第一張紙前段仍保留著火燒的殘損痕跡，印證了清初收藏家吳洪裕（1650）臨終前意圖以此卷火殉的史實。這段燒損的部分，即是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同時，研究也賦予了「子明卷」新的價值。儘管是摹本，但其畫卷前端保留了〈剩山圖〉的構圖，可窺見原作被燒毀前的樣貌，提供了珍貴的線索。從清宮的收藏，到1970年代臺灣的學術論戰，再到2011年兩岸合作，〈剩山圖〉與〈無用師卷〉在三百六十餘年後得以「山水合璧」，〈富春山居圖〉的生命史本身就是一齣跌宕起伏的戲劇傳奇。
「知道了」：硃批背後的權力光譜
2013年，故宮推出「朕知道了」紙膠帶，引爆搶購熱潮，至今長銷40多萬卷。然而，這句霸氣十足的流行語背後，隱藏著清代宮廷政治中更為細膩與複雜的權力運作。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蔡承豪解說，清檔案中其實找不到「朕知道了」這四個字連在一起的用語，是由「朕安」與「知道了」組成合用。在清代硃批奏摺中「知道了」出現有七萬九千多筆，是硃批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批示語，但其意涵卻隨著各朝皇帝個性的不同，而有著微妙的變化。
奏摺制度由康熙皇帝確立，作為一種君臣間的私密通訊管道。在康熙朝，對於無需明確指示的訊息，康熙的批示有時僅是「知道了」，作為一種「已閱」的表示，類似於現代通訊軟體中的「已讀」。到了雍正皇帝，為鞏固皇權、掌控國家，他大幅擴大了可上奏摺的官員範圍。此時，「知道了」的意涵轉變為一種原則上的許可，意指「這件事原則上可以，你可以著手規劃具體方案」。及至乾隆朝，奏摺制度已完全常規化，「知道了」的意義更為明確，近乎於「批准」或「同意」。乾隆皇帝甚至會批示「該部知道」，意即將此事交交送相關部會衙門知道。從康熙的「已閱」，到雍正的「可以試試」，再到乾隆的「批准」，「知道了」三個字未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與行政意涵卻已截然不同。這正是故宮研究人員數十年來對清代檔案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成果，將一句看似平常的批示，解讀出清代君主統治術的精微演變。
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張大千與江兆申
展覽將藏品時間軸拉至近代，選件中唯二的兩件近代繪畫作品。張大千〈畫華陽仙館〉（圖9），標記出故宮作為東西文化交流平臺的重要院史，該畫出現於1998年所舉辦的「張大千、畢卡索東西藝術聯展」，使故宮第二展覽館的特展區成為臺灣民眾接觸西方藝術的重要窗口。另外一件是江兆申〈秋聲圖〉（圖10），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陳建志說明，現今所談論的書畫名品，江兆申都參與其中，他是故宮歷史上集研究、創作於一身的標竿性人物。林柏亭前副院長曾認證，江兆申於1973年策劃的「吳派畫九十年展」，是故宮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型展覽」。〈秋聲圖〉的創作時間也就正好是該展的同一年。選擇這件作品，彰明江兆申在故宮邁向未來百年的道路上，所奠定的學術與藝術典範。
故宮嘉義南院：巨碑山水鼎立，學術傳承下的新視角
「甲子萬年」特展為故宮北、南院區同步聯展。南院展出有幾大亮點，是因其獨特的建築空間與收藏定位而生：如高達352公分的巨幅織品印度〈生命之樹紋繪染掛飾〉，唯有在南院挑高的現代化展廳中才能完美舒展；又如貴霜王朝二至三世紀〈秣菟羅佛塔欄楯〉（圖11），是南院為建立亞洲藝術收藏而購藏的第一件文物，象徵其獨特定位。最受矚目的還有，唐代顏真卿〈祭姪文稿〉（圖12）的限期展出。此件國寶於2019年赴日展出時曾引發熱議，這次展出也回應了當時的評論。
宋瓷、宋畫、宋版書為故宮典藏巔峰，北部院區展出「千年神遇—北宋西園雅集傳奇」與「皕宋—故宮宋版圖書觀止」特展，在南部院區亦將展出國寶宋《眉山蘇氏三世遺翰》冊（圖13）以作為內容上的呼應，其同時收列宋四家之一的蘇軾尺牘兩則、其父蘇洵兩則、其弟蘇轍五則，以及其三子蘇過兩則。宋瓷則有北宋〈汝青瓷水仙盆〉、南宋〈官窯青瓷弦紋貫耳壺〉（圖14）、南宋〈龍泉窯青瓷紙槌瓶〉等一系列宋代青瓷。此外，溥儀出紫禁城後所組織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養心殿所看見的第一件文物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嬰祖丁鼎〉（圖15）也在展出之列。
最受注目的當是北宋三大家—范寬〈谿山行旅圖〉（圖16）、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圖〉的巨碑式山水，無疑是故宮書畫典藏的「鎮院國寶」。此次是這三件國寶第五度聯袂展出，首度駕臨南院。余佩瑾引用了觀者評論，提出了每次三件國寶合體所面臨的思考：「策展單位及觀眾是否能提出什麼新觀察呢？」並表示故宮與觀眾進行交流溝通，是近十年故宮策展時，想要做的一件事。故宮持開放態度，觀眾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陳建志將焦點放在〈谿山行旅圖〉畫作的「成名史」上。他梳理了此畫從清代《石渠寶笈》中被歸為「無款」，到近代1958年由當時的副院長李霖燦與技工牛性群共同發現樹蔭中「范寬」二字款識的過程。研究的歷史則集結了江兆申、何傳馨、劉芳如、許郭璜等數代故宮學者的心血，加速了對這幅畫作的認識。他表示過往統計，觀眾停留在每一張作品前是20秒甚至10秒，期待這次能駐足兩分鐘，好好去看畫，感受范寬如何將「天人合一」寫在胸壑山林裡的生命境界。
南院處副研究員兼科長朱龍興則從兩個獨特的角度切入對郭熙〈早春圖〉（圖17）的解讀。其一，他透過爬梳當年的《申報》，查證到在1925年故宮開館首日，〈早春圖〉便赫然在列，成為最早與現代觀眾見面的國寶之一。其二，他將其置於中國繪畫史的傳承脈絡中，敏銳地觀察到明代唐寅〈山路松聲圖〉中主山山峰的蜿蜒結構，其源頭很可能就是〈早春圖〉中獨特的山體形態。這次在南院觀展，並透過8K影片多媒體，可讓一般傳統展覽著重於古物觀賞的角度，去呈現出一種更綜合性的觀展體驗。此外，過去於北部院區展出，受限於展櫃設計，不少觀眾認為觀看距離太遠，這次可拉近至65公分，視覺感受絕對有別以往。
許文美則針對李唐〈萬壑松風圖〉（圖18）與日本京都高桐院所藏的山水圖之間的關係，提出了研究路徑，發表於《故宮學術季刊》。她引入李唐弟子蕭照〈畫山腰樓觀〉以及另一幅傳為范寬的〈秋林飛瀑圖〉「合併復原圖」產生之視覺新材料，從而建立一個更清晰的風格演變序列。並推測出李唐南渡至臨安、並且與高宗朝建立關係的時間點，其生卒年為約1050至1130年後。結合圖像分析與文獻考證的細緻研究，具體展現了故宮的學術工作如何持續為文物注入新的知識內涵。
未來展望：回歸專業，為下一個百年開啟新頁
在訪談的最後，余佩瑾副院長坦誠地談及了故宮當前面臨的挑戰。她表示，社會各界對於故宮的文化定位與認同問題時有討論，這些都是博物館必須面對的課題。故宮同仁選擇的回應方式，是堅定地「回歸專業」。她強調，故宮人始終是以專業精神為立身之本，一代又一代持續地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精心的展覽策劃、紮實的典藏維護以及創新的教育推廣，來展現自身的專業價值。一座偉大的博物館，其生命力在於它如何持續地激發知識的生產、觀點的碰撞與美的創造。甲子萬年，回顧過往，展望未來的無限可能，「為下一個百年開啟新頁」。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故宮官網可下載院史圖書，有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大事錄要》上、下冊，2025年、《北溝傳奇──故宮文物遷臺後早期歲月》2020年、《跨世紀大事錄—肇始 播遷 復院》2000年、《跨世紀大事錄—擴建 轉型 茁壯》2000年。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 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民國九十四年秋季），頁1－33。
盧宣妃採訪〈由沉潛到轉型─談國立故宮博物院近三十年的發展〉，《故宮文物月刊》282期，頁84－95。
陳昭容、張詔韋〈一場華麗的青銅器轉手：一九三六年中央博物院購藏善齋銅器始末〉（上）、（下），《古今論衡》第32期2019年6月，頁93－114；第33期2019年12月，頁83-118。
袁應晦〈我讀「三公」─故宮「鎮院國寶」特展觀後感〉，《典藏．古美術》2022年1月號，頁68－75。
朱龍興，〈國寶人氣王─暢遊唐寅〈畫山路松聲〉的山水藝術〉， 《故宮文物月刊》，452期(2020.11)，頁94－105。
許文美，〈蕭照〈畫山腰樓觀〉研究─兼論蕭照山水畫風在南宋初年的意義〉， 《故宮學術季刊》，42卷4期（2025.7），頁1－48。
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前期2025/10/4－11/19 ；後期2025/11/20－2026/1/4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前期2025/10/14－12/14 ；後期2025/12/16－2026/3/1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397期〈甲子為軸，萬年為鑑，故宮百年如何被看見？──專訪「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作者：藍玉琦。
【雜誌購買連結】
【更多古美術最新消息】
藍玉琦( 27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