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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中國書畫探訪:內藤湖南引領收藏家們

關西·中國書畫探訪:內藤湖南引領收藏家們

1912-1926大正時代崛起的關西收藏家─ 1911 年,滿清帝國覆亡,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處於政治分裂之中,大…
1912-1926大正時代崛起的關西收藏家─
1911 年,滿清帝國覆亡,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處於政治分裂之中,大量的書畫珍品流散海外。日本京都學派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以保存維護東洋文物為使命,極力呼籲關西地區的政治、財經界人士蒐集中國書畫。在他的號召下,來自北京、上海及台北的書畫收藏,逐漸匯聚在這半徑不足一百公里的關西地區,重新找到一個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自右起分別為內藤湖南、富岡鐵齋、羅振玉、犬養木堂、長尾雨山。羅振玉送別會,1919 年。
關西地區擁有為數眾多的中國書畫收藏,庋藏於公、私立博物館和美術館之中,現已成為傲視全世界的中國書畫寶庫之一。在京都,有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上野理一及須磨彌吉郎收藏、藤井齊成會有鄰館的藤井善助收藏,以及泉屋博古館的住友春翠和住友寬一收藏;在大阪,有大阪市立美術館的阿部房次郎收藏,以及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的林宗毅收藏;在西宮,有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收藏。除了京阪神地區,尚有奈良大和文華館的矢代幸雄收藏,信樂觀峰美術館的原田觀峰收藏,四日市澄懷堂美術館的山本悌二郎收藏;此外,現今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亦寄存了和關西有著深厚淵源的橋本末吉收藏。上述的盛況,形成了好比星海一般燦爛輝煌的壯麗景觀。若能滿懷熱忱地逐一走訪這些關西地區的博物館和美術館,便能感受到就算誇言藉此即可通曉中國書畫的全貌,也完全不會言過其實的充實感。
那麼,這些各自冠以不同收藏家之名的收藏,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批收藏共通的一大特色,在於它們的歷史較新,全都晚於明治時代(1868-1912),尤其是大正時代(1912-1926)以後。一般提到傳入日本的中國書畫,較有名的是早期鐮倉、室町時代(1185-1573)以禪宗寺院和足利將軍家為中心所收藏的大量書畫,或是江戶時代(1603-1867)由黃檗僧(指臨濟宗黃檗山的禪僧)所帶來的書畫等等;相較之下,關西地區的收藏不僅較新,在性質和內容上也有顯著的不同。此外,嚴格說來,這些收藏也不完全是在關西地區蒐集得來,如山本悌二郎、住友寬一、須磨彌吉郎、林宗毅等人的收藏,都是在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地區購藏,但後來則尋找到具備傳統中國書畫鑑賞文化土壤的關西地區為永久存放之地。針對這些至今已成為中國書畫寶庫的關西地區收藏,以下將分為四類來概述。
關西大型的核心收藏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和藤井善助首先第一類,可舉關西收藏核心的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等人的大型收藏為例。它們都是同時於明治末至大正、昭和初期,以關西為中心興起的中國書畫蒐集熱潮中所購得的收藏。當時正逢中國經歷辛亥革命(1911),清朝陷入瓦解、大混亂的時期,清內府、親王家族及高官們將所持有的書畫名品陸續在市場上出售,並意圖將其運往海外。
1910 年辛亥革命前夕,京都帝國大學的內藤湖南與同事狩野直喜、富岡謙藏等一行人為了調查敦煌文獻來到北京,他們在此所見到的,也正是這樣的景象。後來,他們造訪了當時首席收藏家端方的宅邸,看到以(傳)郭熙〈溪山秋霽圖卷〉為首的許多件「令人驚訝的傑作」,那些都是在以前傳入日本的中國繪畫中不曾見過的作品,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內藤湖南對中國書畫、特別是中國繪畫的眼界大開。回國後,他馬上把此番親身見聞告訴大阪朝日新聞社的社長上野理一,這也成為上野理一轉而關注中國美術的一個契機。此時,內藤湖南將他向羅振玉(1866-1940,中國近代金石學家)借觀並帶回日本的宋拓〈聖教序〉轉讓給上野理一,此作便成為上野氏收藏、甚至是關西收藏中最早的一件作品。
唐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緊接著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義導致革命爆發,轉眼便波及中國各地,被派往四川鎮壓革命的端方被殺,其收藏品則隨之散佚;而很早就察覺局勢危及的羅振玉,也帶著女婿王國維和家族成員,連同自己擁有的多件文物亡命日本,寓居京都。此一革命的序幕拉開後,大量的中國書畫作品流入日本求售,其流通的窗口便是位於大阪的出版社「博文堂」。當時,隨著日本憲政運動的展開,愛好中國書畫而且是犬養木堂(犬養毅,日本政治家,1855-1932)支持者的博文堂第一代主人原田庄左衛門,在犬養木堂的引介下成為中國書畫進口商。博文堂依賴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羅振玉等人來鑑定作品,往來的客戶包括關西金融界重要人士兼中國書畫愛好者的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小川為次郎等人,以及東京的山本悌二郎、菊池惺堂等。至此,以建構關西地區中國書畫收藏為目標的學者、收藏家及文物商等人所形成的理想組合,終於確立了下來。
然而,光是等待那些流入日本的作品,並無法得到名作;就收藏而言,「情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這一點上,內藤湖南 1917 年訪問北京時,確實碰上了很好的時機。那時,北京正好有一場為捐助天津水災而舉辦的京師書畫展覽會,讓人每天都能飽覽北京當地收藏家以每日輪替的方式展出數百件上等名作。尤其是完顏景賢的收藏品,繼承了已故的端方和盛昱之舊藏,匯聚了包括蘇軾〈寒食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王維〈伏生授經圖卷〉、李成及王曉〈讀碑圖〉、燕文貴〈山水卷〉(江山樓觀圖卷)(以上三件現藏大阪市立美術館)在內的名品。內藤湖南此時所得到的情報,對於關西地區的書畫購藏到底有多麼重要,這一點從他自述「景賢舊藏的北宋之前名作,有三分之二流傳到日本,其中的一半都被納入阿部房次郎的收藏」,便可清楚得知。董源的〈寒林重汀圖〉(現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也是完顏景賢的舊藏品,而蘇軾的〈寒食帖〉也是由其藏品中流出,先經顏世清之手,再由博文堂的第二代原田悟朗費盡苦心引至日本,而後為菊池惺堂所收藏。
當然,在前述的例子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舊藏來源和取得途徑。如羅振玉自己在亡命時所帶來的書畫名品,包括王羲之〈十七帖〉宋拓本和(傳)王維〈江山雪霽圖卷〉、董源〈谿山行旅圖〉(江南半幅),後來也為上野理一和小川為次郎所收藏。此外,關西的收藏家除上述列舉外,還有齊藤董盦和林蔚堂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內藤湖南對這些名品幾乎都有所掌握,此點可以從附在作品上的眾多題籤和題跋,或是個別收藏家所出版的豪華圖錄之序文明確得知。當時,藏家若入手書畫名作,經常會請求內藤湖南和長尾雨山二人題跋。
本文摘自《中國書畫‧日本收藏:關西百年收藏記事》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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