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首爾龍山區西冰庫路的國立中央博物館，隸屬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館長為政治任命之副部長級官員，主責蒐集、保存與展示考古學、美術史學、歷史學與人類學領域之相關文物與資料，同時推動相關研究、調查與韓國傳統文化之教育、宣傳、推廣與交流等事務。該館占地近8萬7000坪，館體建築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樓地板面積達1萬5700餘坪，藏品規模逾44萬件，轄屬各地方博物館計有國立慶州博物館等13處，為韓國現今規模最大的國立博物館。
中央博物館的歷史可追溯至大韓帝國（1897－1910）宮內府（註1）於1908年設立的「帝室博物館」，以及1910年日韓合併後，朝鮮總督府於景福宮內新建博物館，並在1915年12月開幕的「總督府博物館」，在該館迄今使用的標準化文物管理代碼中，即見分別標示為「本館」與「德壽」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典藏文物，以及德壽宮李王家博物館（原帝室博物館）移交文物（註2）。由此可知，中央博物館的歷史是一段交織帝國晚期改革、殖民治理、解放後國家重建與當代文化外交戰略的複合歷程。
帝國象徵與殖民治理：帝室博物館的設立
日韓二國於1905年簽訂《乙巳條約》後，由日本政府掌握大韓帝國外交權，並在朝鮮半島設置統監府，標誌大韓帝國正式成為日本名義上的受保護國，實質上的殖民地。1907年海牙密使事件後，高宗（1864－1907在位）被迫退位，繼位的純宗（1907－1910在位）不得不與前朝切割，遂遷居昌德宮（註3）。在1909年11月向大眾開放的新帝御苑中，包含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等設施，表面看似純宗「與民同樂」，但實為進駐大韓帝國政府體系的日本官僚，刻意引入現代博物館的制度性空間，冀望使其成為朝鮮社會具體感受日本帝國「保護」與「施惠」的媒介。
實際上，日本公使館為安撫因日本侵略意圖而日益激化的朝鮮民心，早於1905年便向日本帝國外務省建議，應於漢城設置博物館等近代文化機構，作為象徵性緩衝空間。1908年1月公布御苑「帝室博物館」建館計畫後，負責博物館籌設事務的御苑事務局職員皆為日本人。主因在於統監府殖民官僚認為，當時的朝鮮社會並無能力設立與經營現代博物館，以及以近代學術方法研究韓國文化美術。甚至僅於《大韓每日申報》、《皇城新聞》等反日色彩濃厚的報紙中，將其稱為「帝室博物館」，因其不應成為展現大韓帝國權威與近代化的象徵。
依據1908年大韓帝國宮內府對外公告的博物館設立計畫，該館蒐集與展示對象為國內外各類美術品，以及與現代世界文明相關的器物與珍品，旨在開發國民知識。另據御苑事務局業務規程，由統監府主導的帝室博物館主責與歷史、美術、工藝、天然資源相關之參考品的蒐集、陳列與保管事務，如此廣泛的蒐藏範圍，反映該館顯然以東京帝室博物館為範本。日本宮內省於1889年擴建帝國博物館（後於1900年改稱帝室博物館）之際，時任館長的九鬼隆一（1852－1931）提出新帝國博物館的蒐藏基本方針，將其定位為蒐集本國最精粹美術，以建構東洋寶庫的機構，而當時負責統轄帝國博物館業務者，正是宮內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故此，伊藤博文1906至1909年擔任韓國統監期間、推動帝室博物館設立的過程中，極可能參考了東京帝室博物館，將核心收藏定位於古美術。
1910年日韓合併後，位於朝鮮半島的帝室博物館更名為「李王家博物館」（註4），在1912年刊行的《李王家博物館所藏品寫真帖》中，時任李王職次官的小宮三保松（1859－1935）即明確指出，「李王家私設博物館的工作，不過是將至今散落於各處的朝鮮各類物件集中一處而已，對於朝鮮美術工藝的系統性研究則尚未形成」，小宮將該館稱為「私設」博物館，顯示其認為該館並非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官方博物館。對於朝鮮總督府來說，維持李王家的若干象徵性地位，確實有助於穩定殖民統治，但此時李王家已不再代表朝鮮半島的官方權威，在此脈絡下，朝鮮總督府另立直屬官方博物館──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自有其政治意涵與文化詮釋需求。
帝國的文化展示工程：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與古蹟調查
朝鮮總督府首任總督寺內正毅（1910－1916在任）相當關心文化事務，甚至藉由直屬總督的總督官房（為總督府內部的輔佐機制，負責制定和研擬政策，並執行行政任務）親自掌理相關業務，除在任內推動總督府博物館設立，更落實朝鮮古蹟與遺物調查工作的制度化，並以該館作為調查工作的統籌機構。總督府博物館開館後，隨即於1916年4月7日選任博物館協議員，更於同年7月4日頒布《古蹟及遺物保存規則》，以及制定《古蹟調查委員會規程》，並由政務總監擔任委員長，同時擬定涵蓋朝鮮全境的五年基本調查計畫，展開系統性的全面調查工作。
在1921年3月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概要〉中，曾指出該館作為帝國在朝鮮設置之特設博物館，收藏與陳列除以朝鮮為核心，藉以追溯民族淵源、闡明民族性，同時基於朝鮮位處亞洲大陸東端，位居帝國勢力範圍的重要地緣位置，故須特別蒐集中國、印度等地具歷史時代意義的參考性標本，進而與歐美參考標本比較研究，既可展示文化演進整體脈絡，亦能喚起國民文化自覺與自信，藉此完成該館使命。為落實此一目標，朝鮮總督府更於1921年10月在學務局轄下設立古蹟調查課，但歷經1923年至1924年的行政整併與財政緊縮，遂於1924年12月併入學務局宗教課，相關人力與預算亦大幅削減。
儘管如此，朝鮮總督府學務局於1925年4月撰寫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與古蹟調查事業概要〉，即清楚展現古蹟調查事業及其延伸的博物館事業之政策目標。該文首先載明古蹟調查的學術性目標，在於理解日韓歷史沿革與民族融合關係，同時釐清與周邊民族的文化關聯，其次進一步提出對殖民統治的政治效用，並與英國於印度殖民經營中，所進行考古調查實例對照，主張日本亦應藉此培養、強化國家自信，最後則申訴此工作因經費縮減而面臨種種問題。
前述資料清楚呈現在帝國主義框架下，考古學、美術史等學科與殖民地經營間的緊密關係。在當時國際政治格局中，日本強烈在意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肯定，認為其殖民統治有必要獲得此類國家的正面評價，同時主張殖民地的古蹟調查與保存工作，能促進被殖民者對殖民統治的認同，此觀點於殖民官僚間亦取得相當程度共識。例如：朝鮮總督府於日韓合併後初期，一方面以憲兵、警察為統治先導，另一方面對古蹟調查表現高度熱忱，此作法可視為美化殖民統治，進而奠定「合法權威」基礎的策略，藉此引導合作並尋求「同化」論述依據。日本亦模仿西方帝國主義於殖民地進行古蹟調查與研究的模式並積極宣傳成果，以鞏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東洋文明同源論」的建構與「亞洲知識話語權」的爭奪
身為殖民地經營者，朝鮮總督府藉由博物館的經營，除希冀獲得朝鮮人的殖民認同與情感共鳴，更試圖透過博物館的文物蒐藏與展示，重構殖民朝鮮的正當性，進而塑造日本帝國的整體政治秩序。日本帝國不僅整理自身文化歷史，更積極調查與研究東亞，乃至「東洋」整體的文化與美術史，期望建立東洋諸文明同源同根的認識，證明當時日本在政治軍事上對朝鮮與中國進行侵略擴張，乃是基於自身位居亞洲領導地位的歷史正當性與必要性，而同時將中日韓三國文物一併納入收藏與展示體系，即為此過程中最具體的行動。
帝室博物館自著手籌設之始，即致力於藏品蒐集，據寫於1944年的〈李王家美術館沿革〉一文記載，帝室博物館在1908年正式成立前，已購藏逾8600件文物與資料。當時首爾古董交易市場流通大量高麗古墳出土文物，種類涵蓋陶瓷、金屬器與玉石類，此外亦有三國時代、統一新羅時期的佛教雕刻，以及其他與朝鮮時代繪畫、工藝、歷史遺跡相關文物，其中多有入藏帝室博物館者。前述藏品於1911年新建館舍前，均展示於昌慶宮內的景春殿、環景殿、通明殿、明政殿、養和堂與延禧堂等處，並進行溫濕度管理監測，同時逐步進行展場設施的改建與製作等工程。1911年結合西式建築技術與日本風格外觀的「和洋折衷」式新館竣工後，即將主要文物移至此處展示，並按時代別進行陳列，且優先安排純宗皇帝親自觀覽。
日韓合併後，截至1912年底為止，李王家博物館古美術藏品已達1萬2200餘件的規模，品項包括佛像、金屬工藝、石雕工藝、木雕、漆器、刺繡與織品、陶瓷、瓦片、玻璃、繪畫等領域。據1924年介紹首爾名勝昌慶苑的〈開闢〉一文記載，苑內中央為博物館與明政殿、涵德殿等多處宮殿，其中陳列古代佛像、陶瓷器、古鏡、繪畫、雕刻等名品，尤以新館內匯集世界各地古代珍貴文物最為可觀。另自1933年日本考古學者小泉顯夫所留簡要紀錄可知，新館主要展出三國時代以降佛像、古墳出土品與高麗陶瓷，中日珍貴文物則陳列於涵仁亭，但因史料有限，難以確定具體展品內容，惟可確認明政殿中展示中國碑像佛雕、韓國石佛與石窟庵佛像模型。
李王家博物館所藏中國佛教雕刻，多數蒐集於1910年代，主要包括以半伽思惟像為主的多件佛像，就其與朝鮮半島佛教文物並列展陳來看，推測應作為理解韓國佛教雕刻的參考資料而加以運用。此類情形應與日本自1870年代出現「美術」一詞有關，費諾羅莎（Ernest F. Fenollosa，1853－1908）與岡倉天心（1862－1913）等人於整理日本美術史過程中，視佛教為亞洲思想代表，並將具體呈現佛教思想的佛像，重新定位為代表東方的「雕刻」，因而受到眾多關注。此外，當時日本亦被視為保存佛教精髓的國家，故此佛教美術遂成為判定文化優越性的標準，在此脈絡之下，亞洲各區域佛像漸為博物館的重要蒐藏對象，亦成為日本帝國建構東洋文明同源的最佳範例。
此外，當時日本學者在朝鮮半島的博物館經營與古蹟調查，亦具有日本帝國學界追求亞洲知識霸權的強烈取向，除朝鮮總督府博物館的理念宣示外，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即為京都西本願寺門主大谷光瑞（1876－1948）舊藏約2000件中亞文物，於1916年5月經久原礦業社長久原房之助（1869－1965）捐贈進入總督府博物館典藏，並於同年9月10日迅速完成展陳作業，對一般民眾公開展出（註5）。該過程顯示總督府博物館試圖以殖民地朝鮮為據點，掌握對亞洲的學術理解與知識主導權，對在朝日本官員而言，此為強化殖民統治象徵性的舉措，對朝鮮人而言，則是展示日本帝國權力與威勢的具體行動。
朝鮮總督府為展示其文化統治與施政成果，該批文物自起運、運輸乃至於展示的所有過程，均透過媒體詳盡報導，並於1916年9月在修復後的景福宮修政殿展出，且以畫冊與攝影畫報等方式大規模對外宣傳，以1916年9月14日《每日申報》為例，該報即以「總督府博物館陳列古代藝術品二千餘點」為題進行報導：西域位於中國與印度間的交通要衝，亦為佛教東傳樞紐，較中國約早一個世紀迎來佛教的興盛，遺跡中尚保存大量未完全漢化的佛教遺物，故被視為世界寶庫。歐洲學者早已對此地有所關注，英國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國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德國格倫韋德爾（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與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俄國奧登堡（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等人，皆以極大熱忱從事文物蒐集工作。而大谷光瑞伯爵的蒐集發掘範圍，幾乎涵蓋今日新疆、甘肅、青海等地的廣大區域，包含壁畫、佛畫、神像、墓誌等，累計達2000餘件，極具研究與參考價值。
1921年編成的景福宮各建物《陳列品名簿》，即收錄完整修政殿文物陳列資料，於該名簿首頁所附「陳列圖」中，清楚可見48處展示空間與前方迴廊14件展品陳列位置，之後則按各展示區主題，逐一列出268件文物名稱，陳列圖與展品清單均見修訂痕跡，顯示原有計畫曾經調整，文物陳列位置亦隨之變更。另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於1934年出版的《博物館陳列品圖鑑》第六輯中，亦曾說明該批文物與伯希和、斯坦因等人所蒐集文物的相似之處，顯示當時日本學界對於其他大型博物館所藏中亞文物的情形已有具體認識。
結語
綜觀中央博物館的歷史過程與制度演變，可知博物館並非單純的文化保存空間，亦為深度涉入國家權力結構與國際政治秩序的機構裝置，博物館不僅在當時服務於朝鮮社會的文化教育，更是日本帝國對內鞏固統治、對外尋求帝國正當性的工具，同時藉由展示體系將東亞納入符合日本詮釋的文明敘事，此類知識與權力的結合，既是殖民治理的文化策略，亦反映當時帝國之間競逐亞洲學術話語權的現實。
戰後，韓國在國家重建與民族歷史敘事重構的過程，既須面對殖民遺緒，亦有重新定位博物館作為國家代表機構的角色需求，而當前館長的任命制度與位階等級，則更加突顯中央博物館在國家文化政策與文化外交中的戰略意義，藉由對此歷史脈絡的梳理，我們亦得以更清楚地反思臺灣該如何處理類似議題。
註釋：
註1 宮內廳為負責大韓帝國皇室事務機構，1910年日韓合併後，皇室降格為「李王家」，原「宮內府」改稱「李王職」，隸屬日本「宮內省」，設有最高負責人「長官」1人。
註2 中央博物館自1996年起使用標準化管理代碼，各代碼均包含文物性質或入藏背景之詞彙。1945年光復後，自日人接收之藏品標示為「接收」（접수），同年國立博物館成立後新入藏之文物則標示為「新收」（신수）。1946年後，接收原開城府立博物館則標為「開城」（개성），1954年韓戰結束後自南山國立民族博物館移交之文物標示為「南山」（남산）。1975年起經考古發掘入藏之新安沈船文物，因數量龐大且屬14世紀東北亞海洋貿易性質之整批文物，故統一標示為「新安」（신안），惟同一地區遭盜掘後追回之文物，則標示為「新盜」（신도）。此外，標示「K」者為因戰亂曾被認為遺失或毀損，後來重新發現之文物；標示「M」者則為館藏雖存但來源不明之文物，意為「無號」（무번）。
註3 大韓帝國與大日本帝國於1905年11月17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乙巳條約》。條約規定由日本政府掌握大韓帝國外交權，並在大韓帝國首爾設置統監府等。當時高宗不同意用印，而是由李完用、李根澤、李址鎔、朴齊純、權重顯等5名閣臣代為取出國璽用印，此5人因贊同此約被視為賣國賊，合稱「乙巳五賊」。1907年荷蘭海牙召開萬國和平會議，高宗密遣前議政府參贊李相卨、前平理院檢事李儁與前駐俄公使館書記李瑋鍾持其委任狀與親筆信赴會，控訴日本侵略罪行，同時表達獨立願望，呼籲國際社會聲援。但因與會列強已承認日本對韓保護權，故在確認代表身份前，拒其出席會議，復以和會詢問高宗的電報落入日本統監伊藤博文之手，伊藤遂以無派使情事復電。李儁在和會期間殉國，日本以對韓宣戰迫高宗退位，由其子李坧繼位，是為純宗。1910年日韓合併後，即改組為朝鮮總督府，首任統監為伊藤博文。
註4 「李王家」的「李」指朝鮮王室姓氏「全州李氏」，「王」為日本皇室封爵制度的爵位名稱。當時朝鮮皇室稱為「李王家」，在於高宗、純宗被授予日本「王」的爵位，其他朝鮮皇族則依親疏遠近，被授予「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納入「公家」體系。據日本皇室封爵制度，天皇的兒子到玄孫為止的男系子孫稱「親王」，五代以後的男系子孫則封為「王」，大韓帝國皇室即依此制度被納入日本天皇體系，同時加以禮遇、安撫與控制。
註5 為探尋日本佛教起源，大谷光瑞自1902年至1914年間，曾三度先後親赴或派遣探險隊前往中亞調查。1914年，大谷因鉅額債務與教團內的疑獄事件等問題，辭去門主一職，並整理包括藏品在內的部分財產。久原房之助出身山口縣，與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同鄉，憑藉在日本本土成功經營礦業的經驗，積極謀求拓展朝鮮事業版圖，並於1915年在平壤外港鎮南浦（今北韓平安南道南浦市）設立冶煉所，投入朝鮮金礦開發。久原房之助承接部分大谷光瑞藏品，之後捐贈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此舉或有意在朝鮮境內獲取事業便利之考量。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403期〈博物館作為國家工具──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殖民治理、知識權力與外交戰略〉，作者：王明彥（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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