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臺北故宮典藏的眾多文物，大多於1930年代初至1940年代末，為躲避戰爭可能造成的損害，一路先自北平（今北京）後撤上海、南京，再分北、中、南三路，先後暫置於貴州、雲南、四川等地，最終會合渡海安抵臺灣。無獨有偶，遠在海洋彼端的朝鮮半島，同樣亦有一批為數不少的國家珍貴文物，於1950年至1953年的韓戰期間，經歷一場驚心動魄的危機。 期間有數量不明的韓國古文物遭到毀滅與盜取，以致於現今韓國美術史研究領域，經常出現欠缺作品可供討論的情形。而幸運保存者，無論完整或殘缺，均賴當時堅守崗位的相關人士，基於保護國家文物的責任心與使命感，始得勉力完成此一艱鉅任務。
韓戰前朝鮮半島的博物館概況
有關公共博物館的設立，以位於昌慶宮的帝室博物館為先驅。大韓帝國純宗皇帝（1907－1910在位）於1907年，自慶運宮（後改名德壽宮）移御至昌慶宮後，即拆部分宮殿樓閣，設置動物園與植物園，且於1909年向一般民眾開放，昌慶宮遂由王宮內苑轉型為公共展示空間，1910年韓日合併後（註1），則改名為李王家博物館。該館開幕初期，曾於1912年出版《李王家博物館所藏品寫真帖》，收錄藏品照片計667件，此為目前所知朝鮮半島最早的現代博物館藏品圖錄。
1915年，朝鮮總督府舉辦「始政五年紀念朝鮮物產共進會」（下稱朝鮮物產共進會），展現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近代化成就，展會期間主辦方藉由新建美術館或改造傳統木構殿閣展示藝術品，將傳統佛像、書畫等展品以西方美術概念重新詮釋且加以分類，陳列於景福宮思政殿，以及其附屬建築如延生殿、慶成殿等處，並拆除思政殿東側之部分東宮，另建一棟西式鋼筋混凝土兩層建築，展出青銅器、鐵器、統一新羅時期佛像、高麗青瓷與朝鮮繪畫。
不同於朝鮮物產共進會各展館多為臨時建築，展後即予拆除，此棟西式建築則為唯一永久性建築。展覽期間雖稱為「美術館」，但展期結束略經整理後，於1915年12月重新開館時，即改名為「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該館展覽空間包括大廳與六間展室、修政殿，展品均按素材分類展陳，並依歷史體系加以編排，藉日本殖民史觀呈現朝鮮美術發展。除建物本身展覽空間，館外四周亦陳列經古蹟調查後，自各地遷來的石塔、浮屠，營造露天展場氛圍。而朝鮮時代國王辦公處所「修政殿」內，亦展出日本大谷探險隊自中亞蒐集的壁畫文物。
此外，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亦分別於1926年、1939年、1940年，在慶州、扶餘、公州等地設置分館，另先後於1931年、1933年在開城、平壤設有府立博物館。各地博物館多以當地歷史文化為重心，例如：慶州分館主要展示新羅文化，扶餘與公州分館則展示百濟文化，平壤府立博物館展示樂浪與高句麗文化，開城府立博物館則以高麗文化為主軸。
二戰結束後，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與李王家博物館的典藏品，均全數移交1945年12月開幕的韓國「國立博物館」漢城（今首爾）本館，成為現今國立中央博物館的館藏核心，而原位於慶州、扶餘、公州各地的分館，以及平壤、開城等地的府立博物館，則就地轉為國立博物館的分館。 各地分館除延續以往著重當地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為展示核心，更致力於蒐集自史前至近代的各類考古、歷史、美術文物，甚至已有常設展的出現，有別於此前主要展示代表時期文物，而其他時代僅為比較研究、少量展示的情形。
北韓占領下的韓國國立博物館
二戰後，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由美、蘇占領南北區域，並各自成立大韓民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50年6月25日清晨4點整韓戰爆發，朝鮮人民軍越過38度線全面南侵。時至9月初，北韓已占領朝鮮半島90％以上的地區，美韓聯軍僅能退守釜山一隅頑強抵抗，而當時國立博物館本館與各分館，則在北韓占領區內歷經近3個月的時間。
1950年6月25日，北韓飛機已出現漢城上空，並對部分區域進行掃射。隔日，國立博物館館長「藜堂」金載元（1909－1990，任期1945－1970）與全體職員如常上班，金載元親赴銀行提取備用金，分發職員用於購置糧食，並親率全體職員將展品悉數入庫封存。此時，國立博物館本館仍沿用朝鮮總督府博物館配置，將景福宮諸殿用作辦公室、展廳與職員宿舍，開戰後職員即深居宮中鮮少外出。
6月28日，漢城陷落，北韓隨即派員接收國立博物館，並要求交出館藏、職員履歷與思想資料，同時設立「自主管理委員會」掌控該館與德壽宮美術館，包括「澗松」全鎣弼（1906－1962）在內的漢城私人藏家亦接獲疏散命令，由該委員會派遣時任國立博物館職員的「慧谷」崔淳雨（1916－1984），赴城北洞「葆華閣」（今澗松美術館）接管，其餘全體員工則分派打包館藏文物。
館藏文物經分類為「第一級」者，共1228件，歷經月餘作業計分裝69箱，並成功勸說委員會，由國立博物館職員運至結構相對安全的德壽宮美術館地庫暫存。此外，屬第二、三級文物者，職員則以文物須精密包裝而反覆開箱封存，或以需購買木板為由拖延進度，務求保全文物。8月15日，國立博物館員工及眷屬遭逐出景福宮宿舍，眷屬多暫居親戚家，員工則住宿於辦公室內，該辦公室原為神貞王后趙氏（1809－1890）居所「慈慶殿」。
不久，委員會計畫北運重要文物，博物館職員遂準備將德壽宮地庫文物暗中轉移至宗廟，開始夜以繼日挖掘地道，幸於9月15日美韓聯軍在仁川登陸作戰成功，作業旋即中止。9月24日，美韓聯軍已推進至延世大學一帶，委員會遂將地庫鑰匙交予當時職員「蕉雨」黃壽永（1918－2011）後遁逃，同日聯軍亦對漢城進行空襲，景福宮內之國立博物館本館至少遭六次彈擊。
據1951年統計，國立博物館本館建築共2200坪，受損面積達四成（880坪），另1962年的調查顯示，韓戰期間藏品毀損達7109件，僅存藏於景福宮萬春殿之陶瓷、服飾等3000餘件，可見漢城收復戰役過程中損失之巨。9月28日，南韓政府正式宣告首都光復，國立博物館員工除博物監（今學藝研究官）李弘稙（1909－1970）中彈受傷與數名守衛失聯，餘多平安無事，隨即於戰火餘燼中，逐一篩理文物碎片，盡力修復補救。
南撤釜山時期的韓國國立博物館
仁川登陸後，聯合國軍與韓軍越過38度線，並於1950年10月占領平壤，甚至一度推進至鴨綠江畔，然而隨著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0月下旬渡江參戰，戰局再度逆轉。1950年12月底，中國朝鮮聯軍全面突破38度線，隔年1月4日漢城再度陷落，至3月15日美韓聯軍重新收復漢城，結束第4次漢城爭奪戰後再未易手。自1950年6月開始，韓戰進入相持階段，南北雙方始終將戰線穩定在北緯38度線附近地區，終至於1953年7月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
1950年12月初，當聯合國軍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攻勢下逐漸南撤之際，國立博物館館長金載元深恐國家文物再遭北韓威脅，遂毅然決定將重要館藏南遷釜山。在此之前，國立博物館慶州分館典藏文物中，已有139件於1950年7月隨韓國銀行儲備黃金，在慶州分館館長崔順鳳的斡旋下，趁中朝聯軍攻勢未至之前，經財政部長崔淳周（1902－1956）、國防部第三局長金一煥（1914－2001）大力協助，順利渡海轉移至美國銀行暫存。
為使文物順利搬遷，金載元說服當時文教部部長白樂濬（1895－1985）簽發正式命令，並在駐韓美國大使館新聞局（USIS-Korea）局長Eugene Ishmael Knez（1916－2010，註2）協助下，成功說服美軍調派列車，將國立博物館與德壽宮美術館典藏文物、首爾大學奎章閣所藏典籍，由國立博物館職員親自押運轉移釜山。首批文物於12月12日入駐原屬慶南官材局的防火倉庫做為臨時廳舍（釜山光復洞一街52號），其後陸續有多批文物運抵暫存，直至重返漢城。
據金載元回憶，應面報文教部長南遷事宜時之要求，文物啟運釜山須連同德壽宮美術館藏品一併南下，且行前須呈繳國立博物館、德壽宮美術館完整典藏目錄方得動身。故此，儘管德壽宮美術館在二戰後與國立博物館各自獨立運作，幸於情勢危急之際，所藏文物得與國立博物館典藏一同南遷避禍。就現存編纂目錄原稿內容來看，運抵釜山之文物中，屬國立博物館典藏者共10021件，計256箱，屬德壽宮美術館典藏者共88862件，計174箱。
國立博物館南遷釜山期間，因局勢相對安全，遂就近逐步進行展覽研究與考古發掘工作。例如：1951年成功徵集慶州九政里出土之青銅器時代文物，1952年著手發掘慶州金尺里、皇吾里一帶古墳，1953年推動慶州雙床塚、馬塚與路西里第138號墓發掘工作等。此外，1953年亦於釜山臨時廳舍設置展覽空間舉辦「李朝繪畫展」，除展出國立博物館、德壽宮美術館典藏文物，全鎣弼、劉復烈（1900－1970）、「素筌」孫在馨（1901－1981）等私人藏家亦提供珍藏共襄盛舉，共計展出30餘件作品。
韓戰期間倖存與毀損的文物案例
國立博物館與德壽宮美術館的典藏文物，雖歷經戰火無情摧殘而損失慘重，但仍有不少傳世作品留存。例如：朝鮮畫家李巖（1499－？）〈母犬圖〉原於1916年由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購藏，二戰後由國立博物館接收，韓戰期間曾一度險遭轉移北韓，幸得安然保全南避釜山。另傳朝鮮宮廷畫師李上佐（約活動於16世紀）〈松下步月圖〉，則原為德壽宮美術館藏品，亦於韓戰期間乘車南下釜山，始得留存至今。
此外，國立博物館所藏中亞壁畫於南遷釜山之際，因脆弱易損，一時難以搬運，館長金載元深諳其價值，特命課長崔淳雨火速北返，親自包裝轉運避亂，並指示不計萬難，務必先行護送。崔淳雨在留守首爾本館之守衛與Eugene Ishmael Knez協助下，於砲火中耗時近四週，暗中將壁畫與館內文獻包裹妥當，順利密運釜山。
國立博物館開城分館因地處38度線附近，在二戰後南北對峙、衝突不斷的局勢下，本館為該館文物安全設想，遂於1949年5月將分館所藏207件重點文物南遷首爾，隨後正式移交國立博物館，以「開城品」之名分類收藏，並與其他文物南下釜山。除有文物提早轉移免遭毀損，亦有文物於戰爭期間遠避海外得以倖存的情形，以Patricia A. Schmidt捐贈的朝鮮〈金銅觀世音菩薩坐像〉為例，此像為參與韓戰的美國軍人Charles F. Schmidt受寺院僧人所託保管，使其免於北韓軍隊劫掠，之後輾轉抵達美國，並於1999年由遺孀慷慨捐贈，始得重返故土。
1948年，鄰近38度線的江原道襄陽禪林院遺址，發現一口保存良好、無甚鏽蝕的新羅梵鐘，後以安全為由，移至月精寺寂光殿東側鐘閣保管。韓戰期間該寺焚為焦土，此鐘僅存飛天圖像與銘文殘片計29件，後幸賴1950年調查圖樣與殘件重新復原。
另現藏首爾大學奎章閣的朝鮮〈遼薊關防地圖〉，原為兵曹判書李頤命（1658－1722）在1706年奉旨繪於絹本計十幅，可自咸鏡道與沿海一帶，縱覽遼東、北京、山東半島，此作則為朝鮮後期摹本。其中三幅於戰亂佚失，第二幅留有雜亂鞋印，經鑑定與韓戰期間北韓軍靴鞋底花紋相符，令人痛惜。
二戰後，韓國人類學者「石南」宋錫夏（1904－1948）創立國立民族博物館，然其逝世後，因該館運作難以維繫，至1950年轉為國立博物館南山分館，並於韓戰期間同樣遭受重創。以朝鮮〈粉青沙器內贍銘大碟〉殘件為例，此作為朝鮮中期粉青沙器代表，內壁銘文顯示其為宮廷官府供膳用器，原為成對，然失其一，且僅存破損殘件。另有19世紀朝鮮〈青花白瓷龍紋壺〉殘件，據日治時期資料所載，此作記為「彩紅染付龍文瓶」，「染付」為日本所稱之青花，「彩紅」則指以鐵彩呈現紋樣之技法，然現存殘件已不見紅彩之跡，或因戰亂損毀所致。
結語
1957年，時距韓戰停戰協定簽署僅4年，名為「韓國國寶展」的巡迴展於首站─國立博物館本館舉行，原定展期為5月10日至5月31日，但因反應熱烈而延長至6月9日，最終創下逾11000人次參觀的空前紀錄。隨後總計184件的展品以鐵道運至釜山，並新增國立博物館慶州分館的13件代表性文物，共計197件的展品，再由美軍船艦載運，經太平洋抵達美國奧克蘭。 自1957年12月起，「韓國國寶展」先後於美國各大城市，舉行總計18個月的巡迴展，共吸引167000餘名觀眾，《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皆予以大篇幅報導。戰爭雖使國土幾近殘破，但國家文物卻因堅守崗位者冒死守護的精神而得以完整保留，其間故事迄今讀來仍是令人為之動容。
註釋：
註1 又稱為韓國的日治時期，為1910年8月至1945年8月。
註2 Eugene Ishmael Knez（1916－2010），1941年獲新墨西哥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後，即從軍參加二戰。1945年，以上尉軍階派駐南韓美國軍政廳主責文化業務，期間參與國立博物館開館、原覺寺址十層石塔修復（今韓國國寶第2號）、山清範鶴里三層石塔重建、國立民族博物館開館、日治末期移至景福宮的麗水「統制李公水軍大捷碑」（今韓國寶物第571號）與「墮淚碑」（今韓國寶物第1288號）返還、開城滿月臺遺址保護、濟州島學術調查、慶州壺紆塚與銀鈴塚考古發掘等多項工作，且與金載元等文化界人士交情甚篤。1946年退役返美後，就讀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班。1949年再度出任駐韓美國大使館文化官、釜山美國新聞處（USIS）處長、駐韓美國大使館新聞局（USIS-Korea）局長，不久即韓戰爆發。1952年調任日本前，亦在慶尚南道金海、江原道襄陽等地進行民族誌調查。此後，曾於紐約亨特學院教授人類學，並擔任史密森尼學會亞洲人類學策展人，期間數度訪韓田野調查，且多次策劃韓國主題展覽，大韓民國政府為表彰其於韓戰期間保護文物之功績，在1995年授予銀冠文化勳章。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399期〈歷劫歸來：韓戰下的國家文物求生記〉，作者：王明彥（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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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彥( 18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藝術史論組博士。曾任職於中研院、故宮南院、文化部、史博館、十三行博物館、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等單位，從事研究、策展、教育推廣等相關工作。研究領域為中國藝術史、韓國藝術史、中韓文化交流、亞洲陶瓷等，西洋美術則屬研究興趣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