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走進歐洲的博物館，除了西方的繪畫與工藝品，最吸引人的往往是埃及廳中木乃伊。然而，我們是否想過這些木乃伊為何出現在歐洲的博物館？博物館所展示木乃伊的軀體與斷肢，承載著殖民、掠奪與戰爭的創傷，這些歷史卻是作為曾經侵略者的歐洲難以啟齒、也不願深入講述的部分。如今這些木乃伊仍躺在展廳的玻璃櫃中，被貼上「木乃伊」這個乍看之下難以聯想到其本質的名稱，又在娛樂媒體和流行文化的轉化下，使我們逐漸忘記那段殖民歷史，也忽略了層層包裹下的曾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本文將回溯木乃伊在歐洲被消費與展示的歷史，探討他們如何從逝者的身體，轉變為可被購買、收藏與娛樂的對象，並由此理解當代博物館對相關爭議的討論與回應。
異域奇觀：從藥材到珍奇櫃藏品
「木乃伊」（mummy）一詞源於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mumiya 或mummia，原意為「瀝青」。中世紀的商人和藥劑師在木乃伊身上發現瀝青（註１），並將這些物質連同屍體製作成藥粉帶回歐洲販售。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木乃伊僅是一種異國藥品，而這樣的理解方式，也反映在早期博物館展覽與收藏的分類體系中：木乃伊曾被歸類於「藥學」或「醫學」收藏，而非今日常見的「考古學」或「埃及文化」範疇（Stienne 2022）。
到了16世紀，木乃伊成為珍奇櫃中的熱門藏品，是當時歐洲權貴炫耀財富、地位、社交人脈的工具。在此脈絡下，木乃伊被納入一個以「稀奇」和「異域」為核心的觀看體系中，而這種將人類遺體轉化為展品的收藏模式，不僅形塑了早期博物館的收藏概念，也深刻影響了後世對木乃伊展示的理解。
浪漫與恐怖的幻想：19世紀文學中的木乃伊形象
埃及學與埃及狂熱在19世紀來到一波新的高峰，大量的埃及古物、木乃伊在這一時期被帶回歐洲，作為帝國征服的戰利品與紀念品。而一般民眾除了透過博物館觀看木乃伊外，文學作品也是當時認識木乃伊的重要途徑。
以木乃伊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早期多採取較為輕快、浪漫的敘事基調。例如珍．瑋柏（Jane Webb，1800–1858）1827年的《木乃伊！》（Mummy!），講述22世紀被科學家復活的木乃伊，在未來世界冒險的故事。法國文學家哥提耶（Théophile Gautiery，1811-1872）以一隻木乃伊的腳為靈感，於1840年出版了短篇小說《木乃伊的腳》（The Mummy’s Foot）：描述一名男子在巴黎古董店中購得一隻屬於古埃及公主的木乃伊腳，而這位公主在夜裡復活，帶領男子展開一段跨越時空的奇幻旅程。
隨著帝國主義在埃及擴張，以及英國對埃及的非正式佔領，木乃伊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當埃及被更深刻的被納入大英帝國的政治想像中，埃及就不再只是遙遠又浪漫的古文明，而是一個與帝國命運相連、同時潛藏不穩定與威脅的地區（Gouck 2022）。通俗文學開始出現「具有攻擊性的木乃伊」。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249號拍品》（Lot No. 249），描寫了復活的木乃伊被操控為殺人武器的故事，是第一部描寫「危險」木乃伊的作品。此類敘事不僅反映出對異域文化的好奇，也揭示了對帝國擴張所伴隨的退化（註2）、失控與反噬之深層恐懼。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學想像亦與當時對木乃伊的性別化觀看和東方主義密切相關。羅浮宮第一任館長德農（Vivant Denon，1747–1825）曾盛讚所收藏的一具女性木乃伊，其姿態、比例美好而優雅。這類對女性木乃伊的男性凝視與戀物傾向在當時並不罕見（Stienne 2022）。相應地，19世紀晚期以後的文學作品中，木乃伊多半被塑造成冶豔而危險的女性，透過古代魔法引誘現代男性考古學家（Corriou 2015）。木乃伊同時承載了浪漫慾望與失序恐懼，成為帝國男性凝視下被性化、物化，卻又令人不安的投射；這種矛盾的想像，也映射了殖民者對東方女性、乃至殖民地本身的渴望與焦慮。
窺探裹屍布之下：解剖木乃伊
百年來，人們對木乃伊的好奇不曾間斷。裹屍布下的究竟是什麼、遺骸又為何能歷經千年不壞，這些疑問催促著人們拆開木乃伊一探究竟。自15世紀起，醫生與科學家便以「研究」之名，陸續公開解剖了上千具木乃伊。1763年，著名的解剖學家杭特兄弟（William Hunter，1718–1783；John Hunter，1728–1793）就曾主刀解剖一具私人收藏的木乃伊，試圖揭開其防腐的祕密。
隨著埃及學的興起，木乃伊解剖被進一步納入人種與文明起源的討論之中。面對「如此偉大的文明來自非洲」的焦慮，科學家透過解剖木乃伊，來尋找一個符合歐洲利益的答案。法國比較解剖學家居維葉（Georges Cuvier）與英國皇家學會成員格蘭威爾（Augustus Bozzi Granville）解剖木乃伊、比對他們的頭骨和骨盆後，主張古埃及人是「完美的高加索人」（Stienne 2022）。當時歐洲藉由人種研究，企圖改寫埃及的文明敘事，以迎合政治與殖民主義，暗示歐洲殖民埃及的正當性，藉此合理化古埃及文明被納入歐洲博物館收藏體系的過程。
進入到19世紀，木乃伊解剖不再侷限於學術研究，而是成為上流社會熱門的娛樂與社交活動。收藏家會舉辦盛大的晚宴，邀請專業的醫生或解剖學家公開拆解一具木乃伊。晚宴會由拆封者向觀眾講解埃及歷史、宗教與科學技術，接著拆解木乃伊的裹屍布，並將布匹、其中發現的文物、甚至木乃伊的組織和斷肢，供賓客傳閱欣賞（Moshenska，2013）。外科醫生兼收藏家佩第格魯（Thomas Pettigrew，1791–1865）便是英國有名的「木乃伊拆封者」。他舉辦過多場木乃伊拆封派對，座上賓包括皇室成員、政客，甚至宗教高層。
這些拆封儀式往往被賦予「科學研究」之名，但卻鮮少產出具體的學術成果。真正吸引人的，更多是來自於觀看一具「存封千年的異國遺骸」的獵奇快感與震撼。而拆封派對不只是一項娛樂，更是一種炫耀身分與社交資本的象徵，畢竟只有足夠富有、人脈足夠廣闊的菁英人士，才能購買到完整且真實的木乃伊，並毫不猶豫地拆解他。
當代博物館中的木乃伊
木乃伊自進入歐洲起，身體徹底被工具化與物件化。他們的遺骸被掠奪至異國他鄉，遭到破壞、肢解，而分離的身體部位、棺槨、陪葬品又被分開販賣，流散在不同的博物館中。而博物館又以教育和保存之名，將這些遺骸放置於玻璃櫃中，透過歐洲建立的研究與展覽系統，使他們脫離原本的社會與宗教脈絡，同時也確立了木乃伊是「可被觀賞」的印象。這數百年來，將人類遺體剝離和展示的觀看文化，也成為當代博物館在面對木乃伊展示時，難以迴避的陰影。
公開觀看遺體並非理所當然的行為，然而每年仍有成千上萬的觀眾走進博物館，凝視玻璃櫃中的木乃伊。當我們站在展櫃前，是否真正意識到自己正在觀看一具屍體？是否思考過為何覺得自己「有權」觀看他？這樣的觀看行為，是否在無聲中延續了殖民時代對他人身體的消費與詮釋？而這又可以思考到，展出遺骸究竟是出於教育目的，還是滿足觀眾對死亡的獵奇想像？
面對展出木乃伊的倫理爭議，許多博物館開始修正展覽方式與研究角度，嘗試以更嚴謹、人道的態度進行回應。在名稱使用上，部分博物館不再單純以「木乃伊」稱呼，而改用「古埃及木乃伊化人類遺骸」（Ancient Egyptian mummified human remains），藉此修正過往將其物化、去人化的語言。
展示策略方面，博物館也逐步調整展覽空間與敘事重心。以下將以英國這個擁有大量埃及藏品的國家為例進行介紹。
- 調整展覽空間
許多博物館會在埃及展廳中另闢獨立空間安置木乃伊，使其不再直接出現在主要參觀動線上，觀眾必須主動進入該空間，才會看到遺骸。而在展間入口處通常設有告示牌，清楚說明內部展示的是人類遺骸，並提醒參觀者保持安靜、尊重逝者。透過空間上的區隔與提醒，木乃伊不再是展覽的視覺焦點，而是被重新置於需要審慎觀看的位置，同時也讓木乃伊有一個較為寧靜、嚴肅的空間。這也是目前英國博物館最常採用的方式。
- 調整展覽敘事
另一種回應方式，則是重新書寫木乃伊的展覽敘事。部分博物館將焦點從遺骸本身，轉向古埃及人的生死觀、宗教信仰與喪葬文化，並嘗試還原木乃伊作為「個人」的身分，而非一件來自異國的標本。以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為例，策展團隊標示出館內木乃伊的姓名與生前身分，翻譯棺木上的銘文和箴言，並邀請觀眾念出這些文字，來呼應古埃及文化中對死者姓名的重視，讓觀眾更明確認識到這些木乃伊作為「人」事實。
此外，博物館也開始納入更明確的去殖民化敘事，正視過去侵略埃及、不尊重逝者的歷史。以德比博物館為例，在展覽文字中，館方坦承地說明館內木乃伊的取得過程，包括其在19世紀如何被掠奪、買賣與拆封，並直言博物館本身亦是殖民體系中的一環。展覽清楚指出，木乃伊的展示長期存在爭議，館方正嘗試以更人道的方式呈現，並將觀看與否、是否拍照和分享的決定權交還給觀眾。而曼徹斯特博物館（Manchester Museum）則更進一步，直接在展覽中向公眾詢問，是否應繼續展出木乃伊，將倫理判斷納入公共討論之中。
- 不再展出
針對具有道德爭議的展覽，也有博物館選擇完全不再展出，以根絕所有道德疑慮。伯明罕博物館和美術館（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即以取得手段不正當、展示人類遺骸不符合人道精神為由，將木乃伊自展廳中全面撤下，並在展覽中說明英國過去買賣與破壞木乃伊的歷史，邀請觀眾思考人類遺骸是否該被觀看。
近年來，博物館對木乃伊展示方式的調整，無論是為其正名、改變展覽敘事，或選擇撤下展櫃，都顯示出試圖回應歷史與倫理責任的努力。然而，下架是否真是最理想的做法，仍引發不少討論：當木乃伊被移入庫房、永久封存，這樣的選擇究竟是對逝者的尊重，抑或只是將爭議暫時移出觀眾視線？而展廳因此空出，是否真正促成了對殖民歷史的反思，抑或讓這段不安的過去變得更加沉默。
這些不同的回應方式，反映出當代博物館在倫理、教育與公共觀看之間不斷協商的過程。博物館展覽從來不是中立的，而是一連串收藏、研究與詮釋選擇的結果。展與不展、如何展示、展場如何佈置，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觀和立場的表現，也揭示了策展人如何看待這些遺體，以及博物館願意說出哪些故事。面對人類遺骸展示所牽動的殖民創傷與倫理爭議，博物館或許無法提供一個正確的答案，但如何消除過去帶有侵略性與不尊重的凝視，同時讓這些逝者的歷史被理解，仍是博物館必須持續深思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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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 大多數的木乃伊並不含瀝青，只有在約750BC至羅馬統治時期，木乃伊才使用瀝青進行防腐。（Clark, Ikram and Evershed 2016）
註2 19世紀，歐洲擔心接觸「原始」的殖民地文化會導致文明衰敗。不少小說中考古學家因與木乃伊接觸而陷入瘋狂或死亡，反映了對帝國衰落的集體焦慮。（Corriou 2015）
參考資料
- Clark, K.A., Ikram, S. and Evershed, R.P. (2016) ‘The Significance of Petroleum Bitumen in Ancient Egyptian Mummi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74 (2079), pp.1-15.
- Stienne, A. (2022) Mummified: The Stories Behind Egyptian Mummies in Museum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ouck, M. (2022)Victorian Egyptomania: Why Was England So Obsessed With Egypt?.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collector.com/victorian-egyptomania/ (Accessed: 10, January 2025)
- Corriou, N. (2015) ‘A Woman is A Woman, if She Had Been Dead Five Thousand Centuries! : Mummy Fiction,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Miranda, 11(2015). Available at: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miranda/6899 (Accessed: 7, January 2025)
- Monshenska, G. (2013) ‘Unrolling Egyptian mumm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7(3), pp. 451-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