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力無邊：臺北故宮祕藏之藏傳佛教法器
跳神時喇嘛所穿戴髑髏五佛冠，由象牙及動物骨骼切割雕琢成，原貯藏於皇帝居住的養心殿。乾隆二十年（1755）清宮引入西藏夏魯寺的老師教習「跳神」舞，服飾由清宮府庫備整，每逢年節法會由喇嘛演舞。
走入乾隆皇帝的信仰世界：臺北故宮「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文物脈絡選介
乾隆皇帝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其一舉一動皆具深意，他所選擇的信仰更是蘊含複雜的政治目的。清廷扶植格魯派（Gelug）以管理藏蒙地區政教事務有其政治考量。但作為個人宗教信仰，高宗也是發自內心虔誠信仰藏傳佛教，一生致力於宣揚佛法，禮遇各派活佛，並在清宮大量製造各類藏傳佛教作品，留下大量藏傳佛教造像、法器、經典與文物，供後世瞻仰。藏傳佛教獨特的審美意趣與經典中的色彩內涵，影響了清宮宗教藝術的風格品味，反映在各類色彩富麗繽紛的宗教作品上。
故宮「轉世利生」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藏傳佛教活佛體制17世紀以來的發展
去年（2020）12月16、17日在臺北故宮文會堂舉辦「轉世利生─十七世紀以來的活佛體制」國際學術研討會。聚焦17世紀之後的活佛體制發展，邀請海內外藏傳佛教相關研究學者，討論活佛體制對西藏文化各層面的廣泛影響，也讓大眾對臺灣以及海外藏學研究有更深入瞭解，其研究議題可歸納為六大面向，「活佛認證制度的歷史」、「非格魯派活佛」、「格魯派活佛」、「活佛與佛教典籍的流傳」、「活佛與佛教藝術的發展」、「王權與活佛」，發表中很大一部分關注於民國以來藏傳佛教的口述歷史與藏學文獻解讀，也是近年臺灣藏學界的研究重點。
人間祕寶：兩岸故宮藏傳佛教文物
「呼畢勒罕」是蒙語活佛之漢譯，以清宮扶持之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活佛為主軸，精選相關書畫、器物、圖書文獻等文物，介紹清代皇權與格魯派間的互動發展，及活佛對清室佛教信仰的深刻影響；「妙寶莊嚴」以物質文化角度出發，展示清宮藏傳佛教最高工藝水準之法器。
臺灣美術的珍貴資產： 從故宮改隸與整併風波談起
先拋去意識形態、轉型正義等議題，戰後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對臺灣而言可謂珍貴難得的藝術資產，理應加以重視。然而也正是故宮的複雜歷史背景，造就這批文物遷移、流轉的歷史宿命。甚至此刻所面臨的降級、改名等異動紛擾，也與故宮身上的「政治枷鎖」息息相關。
對那個帶著中華走進臺灣的臺北故宮，我們可以有什麼新期待？
日籍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在其著作《故宮九十話》中的第74話〈孫文與故宮〉內容有這麼一段節錄自1965年11月13日〈中央日報〉上的一篇報導，同時也是臺北故宮落成（包含該匾額揭牌）：「該館作為永遠紀念國父之用，將來反攻大陸之後，故宮博物院和故宮的收藏品將回到大陸，這項建設將作為臺灣省的博物館。」這一新聞多少證明當時國民政府對於臺灣各項事務的一貫處理態度，一種暫時棲身之所的概念，小自臺北故宮，大至整個臺灣。
故宮改組，「合理」降格？
改組之議，據聞未與基層溝通協調，則故宮如何面對改組後的業務職掌與分配？即以書畫處為例：該處現由典藏科統籌提件、歸件、送修、消毒、出庫、入庫、特參等事宜。合併後典藏科裁撤，原書畫處將僅存書、畫二科。院方以「材質相同」為由將兩處合併，卻將原本相與無間的「書」與「畫」分拆，豈更為合理？日後又將由誰主責提件、歸件等繁瑣吃重的業務？若由各科各自負責，勢必有更多研究人員需投入該項業務；而書畫處是全院展覽負擔量最重的研究單位，除北部原有書畫展區外，還須策畫南院展覽。面對更為龐大的工作量、更加緊縮的工作時程，是否還能有好展覽、好研究？
故宮為什麼不能是例外？
故宮是臺灣唯一的國際文化品牌。我們何嘗不希望臺灣有別的文化品牌可端上國際舞臺，不用費口舌解釋，不用花大錢宣傳，男女老幼來臺灣都要去一趟，不分教育背景，不分嗜好興趣。連臺灣另一文化品牌新浪潮電影都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欣賞，侯孝賢、楊德昌只有習慣看外國且非好萊塢電影的人知道，但故宮不是，故宮是國際上家喻戶曉的名號。以對臺灣的優勢來說，故宮為什麼不能是例外呢？
故宮就是故宮，政府須回應保護文物與專業人才之承諾
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一個「國立博物館」的使命和價值不會變，也不應該變。不過，故宮博物院目前的「行政地位」是最適合國際性博物館的組織型態嗎？當英、美、法、日等重要國家級博物館紛紛走向獨立法人潮流時，故宮博物院的組織編制有沒有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