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國」,一個揮之不去的國名。筆者在東南亞藝術圈打滾十年以來,寮國是個在現當代藝術圈存在感非常薄弱的國家。但每當人們討論起寮國時,卻又能活靈活現的表達出各種情緒。一位越南策展人曾對我說:「你如果要體驗什麼是緩慢,你應該去寮國,你會失去時間感。」另一位台灣友人在得知我對寮國有興趣時,則是告誡:「大家都把寮國想得太美好,因為讀了村上春樹而過去,不要抱持太高期望否則會失望。」也因此,帶著大家的告誡和「可能會失望」、「可能會沒東西」的心情,筆者決定於今年全球疫情趨緩時,拜訪寮國,並探訪其首都圈的藝術社群。
前往寮國的路途十分遙遠。心理上,人們總是不會把寮國作為探訪東南亞時的重要據點,筆者也是無意識的將寮國列為東南亞拜訪清單的末班車。物理上,原本從台灣出發直飛僅需2.5至3小時的航程,卻因為斷航多年需要從越南或泰國轉機一整天或甚至跨夜,才能抵達永珍(Vientiane)。這讓我想起旅遊手冊上所講述的笑話:法國殖民時代兩艘輪船同時從西貢(Saigon)離港,前往法國的輪船已經抵達馬賽港了,前往寮國龍坡邦(Luang Prabang)的輪船卻還沒抵達。
但此種位處內陸的特質,不僅塑造了寮國的民族性,也影響了寮國藝術的發展。背包客社群十分享受寮國此種遺世獨立的「秘境」性格,並稱讚寮國保留了當代亞洲所失去的美好。此種東方主義式的視角,渴望尋求某種田園詩歌式的鄉村「亞洲」,卻同時也凸顯了寮國在國際化及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實際與藝術家討論,便發現對寮國藝術家而言,更為切身的問題並非是是否參與國際展演,而是更為現實的材料及工具問題。

水彩畫家Hongsa Khotsouvanh便表示,材料和工具的取得一直都是最大的挑戰。他必須要透過在日本的朋友取得特定的畫筆,而專業水彩顏料在寮國要取得也是所費不貲,甚至疫情期間還曾遇到材料斷炊的困境。除此之外,由於國內缺乏相關的市場,裱框費用也是高於其他國家。藝術家只能DIY從中國貿易商那邊批來一些堪用的木框,每次展覽時透過重複使用節省開支。Hongsa表示,由於在寮國畫水彩的成本很高,造成大家卻步,但這也是他堅持選擇水彩這個媒材的原因。
從外國的角度看,或許會覺得寮國現當代藝術仍停留在風景寫生的傳統之中,似乎有點活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中。但這種寫生經驗對於寮國藝術家來說或許是重要的,過去的封閉環境不僅阻斷了藝術家與國際之間的交流關係,亦讓藝術家對自身的家鄉感到陌生。包括Hongsa在內,不少寮國藝術家會自主組織寫生隊。隊員們善用假期時光,前往寮國各處寫生並享受田園生活。筆者於永珍時參觀了藝術家Bounkhong Osy及Kong Lee的雙個展,兩位甫從美術學院畢業的同學騎著一台舊野狼,便踏上了環遊祖國的摩托車日記之旅。

雙個展的展場展示著許多來自寮國各處的寫生,搭配上日記、沿途的速寫、照片及文件資料,讓人不禁敬佩起這兩位年輕藝術家的精神,但亦讓人覺得也許寮國人的自我認同仍舊是襁褓中的嬰孩,仍舊處在建構之中的階段。展場負責人,i:cat gallery的Catherine O’Brien和我提到,兩位藝術家在鄉村地區寫生時,多少讓鄉民覺得擔憂。這種對外人的恐懼或許和寮國的遺世獨立有關係,但亦可能和該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有關係。
不同於柬埔寨受到全球NGO組織的關注,寮國確實有種被藝術世界所遺忘的感覺。對比大量來自中國的熱錢投資基礎建設項目,當代藝術領域卻只能長期依靠少數個人的努力,才能勉強支撐出寮國的藝術地景。i:cat gallery的創辦人Catherine O’Brien來自澳洲,她以個人的力量自2009年起於永珍開創空間。i:cat gallery在幾經數次搬遷後,終於落腳於今日的地址,致力於提供寮國年輕藝術家展覽的空間及相關的支持。Catherine實際上是依靠個人擔任英語教師的收入,來支撐i:cat gallery的營運。在筆者拜訪畫廊當天,展場後方的辦公室正好正在進行兒童英語課程。

展場空間的不足,加上首都永珍是個袖珍的城市,致使展覽活動極富彈性。i:cat gallery作為幾乎是唯一的當代藝術空間,各個展期落差極大,有時展期短則數天、長則超過一個月。由藝術家擔任的工作人員也已經習慣在一兩天的時間內,便完成了更換檔期的任務。但近年來隨著國際交流計畫的增加,越來越多節慶式的藝術活動,會選擇在商場等更多人潮的公共空間舉辦,藉此吸引觀眾的參與。

父母輩曾經營寮國第一間藝廊「Lao Gallery」的Misouda Heaungsoukkhoun,便決定將重心放在藝術節及電影節,捨去藝術空間的經營模式。她所推動的「Lao Art Season」,善用各個公共空間,以臨時性的展覽及表演來集合觀展民眾的參與。Misouda嘗試過各種在寮國「生存」的有趣策略,譬如說包下一棟小旅館當二房東,旺季時正常經營、淡季時則將多餘的房間釋出提供國際藝術家「駐村」。Misouda近日逐步將視角轉移至電影製作及影展,因為她認為民眾對於電影藝術的關注和興趣,遠遠大過於其他類型的創作。

寮國藝術的哀愁並非僅止於資源上的匱乏,一位不願具名的工作者和我說,寮國結合了越南不能批評政治的審查傳統,以及泰國不能批評宗教的審查傳統,所以寮國的作品審查是越南加上泰國的交集。看似和平且平靜的國度,實際上是由寮國人民革命黨作為唯一政黨而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藝術家在此總是需要小心翼翼地避開審查尺度的紅線,而外國藝術家則總是會獲得更多的「關心」。一位外國藝術家若過去的作品履歷包括政治性作品、或充滿實驗性格,可能便會難以獲准前往寮國參加公開的活動。而外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寮國境內研究時,政府派一個小跟班沿途「幫忙」,也是常見的事情。

同時在寮國唯一的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e Arts(NIFA)任教的藝術家Mick Saylom,作品不少對於寮國社會提出批評的諷刺性畫作。筆者造訪藝術家工作室時,好奇於藝術家如何在學校老師、國家視角下的藝術家及個人創作之間取得平衡?後來發現藝術家Mick擅長風格的變換,可以自由地因應不同場合的需求而創作出風格可能截然不同的作品。當我問及一些比較尖銳的作品除了偶而可以出國展覽之外,平常只能放在工作室內會不會很可惜。沒想到藝術家反而回答我:「現在的寮國不能展,但100年後呢?」
事實上,當下的審查可能只會更為嚴厲,已有風聲指出政府亦會開始針對出國展出的藝術家,對展示作品進行審查。如果此坊間謠傳最後證實為真,似乎將會進一步地扼殺了寮國當代藝術在國際上的發展。但如Mick在內的寮國藝術家們,似乎都擅長透過某種苦笑掩飾現實中的無奈,最後還是把力氣放在大量的創作之中。Mick的兩層樓洋房依舊無法妥善收藏藝術家不斷產出的大量作品,只能看到藝術家不停堆疊畫布,或是將畫布從木框上取下保存。
回到村上春樹的提問:「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筆者在這次短暫的田調之旅後,反而更加難以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正因為這裡嚴格講起來沒什麼,因此所有一切事物都有了嶄新的意義,所有的創造都是在累積這座新世界的深度。這是一座既新且舊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不少樸實且真誠的藝術家在此立足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