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藝文媒體訪談】做小不做大：關於《打邊爐》的訪談

我和鍾剛（藝術自媒體《打邊爐》創始人，主編）的直接交流並不多，迄今唯一一次見面是在深圳藝術家周力的工作室中。周力自顧自的工作，我和藝術家徐坦、策展人滿宇及鍾剛圍坐閒聊，印象中覺得他話並不多，給人的感覺很謙遜，似乎還有些無趣。對於《打邊爐》和鍾剛的認識，其實更多的來自於社交軟體上的資訊，以及這一次的訪談對話。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比較容易接觸到不同的藝術媒體，而《打邊爐》好像一直是比較特別的存在，既近又遠。它很重要，內容嚴肅專業，很多話題和觀點會獲得周邊同行的共識。但也許是因為《打邊爐》的編輯們並不熱衷跑場子推銷自己，在北京或上海的大小開幕酒會中並不常見她們的身影──甚至起初我都不知道「打邊爐」這個詞的字面含義。作為藝術媒體，《打邊爐》會強調「立足地方」，這個「地方」指的是鍾剛生活的城市深圳。

立足地方的藝術雜誌

長久以來，深圳的藝術其實離那個以北京為中心的所謂的「主流」很遠，作為快速發展的年輕城市，常被認為缺乏文化底蘊。但最近的幾年，深圳開始呈現出文化思潮蓬勃發展的態勢，而且更具有某種「實用性」和「單純」。作為設計之都，深圳藝術行業的思考方式有點像設計師和建築師，他們不會聊太多抽象和普世性的文化概念，而是從城市自身命題展開具體的討論。而所謂的「單純」，恐怕是因為和原本中國藝術圈層的疏離，沒有那種經年累積的複雜關係吧。

「『立足地方』，是我們有意將媒體工作的範圍收窄，偏安一隅，一意孤行，集中精力在這個範圍當中挖一口井。其實在移動互聯的環境下，沒有『地方媒體』的護城河，所有資訊都是外向的，但我們強調地方工作的方法和範圍，是對宏大媒體敘事的逆反，同時也試圖在中心和主流話語之外，在中國的南方，發出我們的微弱而持續的聲響。我相信這個事情堅持和重複下來，它就會形成意義，甚至只有立足地方的工作，也才能夠在全球網路當中具有對話的前提與可能」（註）。關於工作的「在地性」命題，鍾剛這樣回答。這種思路是《打邊爐》的媒體個性的體現，她們對自身有明確的限制，所有發聲和活動都來自於她的「位置」和「態度」。

「《打邊爐》可能是藝術媒體當中少有的、對城市文化研究有濃厚興趣的媒體，我們除了關注中國當代藝術，同時也關心我們所處的環境，所在的地方，也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夠形成對地方的描述、書寫和定義。尤其是在深圳這個非常年輕的城市，它的城市文化非常鬆動，我們可以形成我們的結構方式，我們甚至可以影響和改變大家對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固有之見。」鍾剛補充道，深圳作為一個年輕城市的文化包容性，這反而給了《打邊爐》刻意的慢速工作、與「深圳速度」背道而馳的方式存在空間。

觀照自身的媒體策略

最初創立《打邊爐》出發點，鍾剛覺得更多是個人的因素──關於自我的「堅持」。他說：「2017年創立《打邊爐》，其實沒有一點宏願，我僅僅只是想測試下自己，到底堅持做一件事情能夠堅持多久。後來的『發展』，也都是與『測試』有關，我對於做一個大媒體或者做一個有影響力的媒體，興趣並不大，但這個事情要構成一種持續的自我激勵，要讓『堅持』有意義，不至於太乏味。」

這種自我的檢視中，每一步都會落在具體的問題上，一種向內把命題做大的方式──以觀照自身去解釋更大的話題──形成一種媒介的具身性。「一開始，《打邊爐》的工作主要是針對自己的。我看重自媒體的『自』，而不是『媒』二字。所以至今，《打邊爐》都不太像一個標準意義上的藝術媒體，我們的編輯工作中有很多不太符合新聞專業主義的嘗試，而我相信，這才是自媒體帶給我們最有意義的工作空間。我們不太想做成一個標準化的媒體，甚至有時會調侃自己是在用反媒體的方式來做媒體，也經常會做一些故意為之的『小動作』。自媒體的『任性』很重要，『自』就意味著它是個人的，是私有的，是自我的，同時也是自由的，『自媒體』帶給媒體行業的革新和陣痛，都源於『自』這個字，它是在為自己工作，而不是為機器工作。」

這種「反媒體」的「任性」，有時會反映在她《打邊爐》的運營策略上，他們會自覺抵抗產業化和體制化帶來的裹挾，以退為進的策略也使得鍾剛獲得了某種自由。比如以《打邊爐》目前的品牌影響，其實很容易去做融資和品牌擴張，這似乎也像是深圳這樣商業氣息濃厚的城市裡人們該做的事情，但他們並沒有快速邁出這一步。鍾剛可能會因為拒絕資本而犧牲一些東西，比如通過資本為媒體提供更高的效率。相反，《打邊爐》在「低效」中反而會保持對媒體自身最重要的因素──「文字」，具有更好的把控力，讓文本更具有一種「人」的印記。所以也會有人說「打邊爐」看起來像個老派的編輯部，以思考的深度換取持久的價值，而非追求媒體傳播的時效性。

減速做小的微弱亮光

和深圳整個城市樂觀的加速主義精神完全相反，去年OCAT雙年展的策展單元中，鍾剛策劃了「阻力：一次速度的試驗」一展，提出製造相對城市快速節奏的減速阻力，這時的鍾剛看起來好像是在樂觀的派對中一個無趣的攪局者。鍾剛強調一種不以外在「討好」為目的的表達，他說：「打邊爐之所以沒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做好一個媒體上，是因為在中國當下的現實情景之下，它不可能實現。」對於鍾剛和《打邊爐》而言，「要不斷去做自身工作的梳理和編輯。」不論是撰文、採訪、組織線下研討，或者媒體工作之外的策展和作書，都是對特定問題的不間斷追問，在鍾剛看來，只有「做小不做大，做少不做多……『小』才不會被磨滅，微弱的光，才有持續亮下去的價值。」

深圳這座城市、或者熱鬧的中國藝術圈之於《打邊爐》和主編鍾剛，好像是都市電影裡常見的特效橋段：周遭的匆忙行人在快速移動中模糊，畫面中央安靜的主角反而變得清晰，也更加自我。

註 文中引文均來自和《打邊爐》主編鍾剛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