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獻堂的羅馬假期：有加里波底與伊達政宗

1927年，霧峰林家的三少爺林獻堂，偕同孩子展開環球旅行。他乘坐商船，穿越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先後遊歷亞、歐、非、美四大洲。旅行前夕，林獻堂不僅做足事前功課，在旅行途中也積極學習、考察各國歷史、政治。根據他留下的日記與遊記，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不同國家制度與民族文化的觀點，以及參觀博物館、美術館留下的寶貴心得。

其中，有著悠久歷史與豐富歷史古蹟、藝術的意大利首都羅馬，是林獻堂行程中的重要景點，在其日記裡記載的詳細程度，僅次於巴黎和倫敦等大城市。究竟林獻堂在羅馬參觀了哪些景點？又被什麼藝術品吸引？與如今普遍流行的行程是否一致？讓我們回到1927年，林家三少爺的「羅馬假期」一探究竟吧。

義大利建國史走讀：從《加里波底紀念碑》到《維托里亞諾》

林獻堂抵達羅馬的時間，是在十二月底元旦前夕。他從摩納哥過境，一路乘坐義大利政府經營的新型電力機車（Electric Locomotive），經過熱那亞和比薩，途中對比薩斜塔、阿爾卑斯山等沿途風景有多加描述，並於晚間抵達羅馬。

次日，他登上羅馬西邊的賈尼柯洛山，看到紀念帶領義大利統一的民族英雄——朱塞佩．加里波底（Giuseppe Maria Garibaldi, 1807-1882）的銅像《加里波底紀念碑》。這座紀念碑由義大利雕塑家加洛里（Emilio Gallori, 1846–1924）製作，1895年落成。

林獻堂關心的重點並非雕塑本身的藝術價值，在遊記裡他針對義大利從羅馬帝國時代以後歷經分裂與衰退，最後在加里波底的帶領下完成統一，成為歐洲列強的過程侃侃而談，顯然對義大利的歷史有所瞭解。但林獻堂是怎麼知曉義大利的歷史呢？答案可能在遊記後段的一句話：

「凡國家之能獨立與否，先視其國民有無獨立之精神。若其國民有獨立之精神，雖羅馬之亡，仍能成為意大利之統一。若其國民無獨立之精神，如猶太永為人牛馬奴隸。西哲有云，『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信然。」其中這句「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林獻堂「偶像」，中國知識份子梁啟超（1873-1929）最常引用的名言之一。梁啟超曾在《新民論》、〈僥幸與秩序〉等論及國家民族的著作中不厭其煩地提到這句話。剛好，梁啟超曾撰寫過一部描述義大利建國歷史的歷史傳記小說《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這本筆調熱情，內容波瀾壯闊的傳記廣受好評，諸如知名中國史家郭若沫年少時，也是這本書的忠實讀者。

考慮到林獻堂和梁啟超的關係，林獻堂很可能也讀過這本書（像是他在遊記裡引述加里波底說過的話：「余誓復我意太利，還我古羅馬。」也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出現過。）並對加里波底的成就心馳神往，才特地造訪賈尼柯洛山上的紀念碑。林獻堂自言在此「流連久之，而胸中磅礡鬱積之氣，直欲超此軀殼凌空而上呢。」顯然對義大利統一的歷史深有所感。

元旦當天，林獻堂接著參觀位於羅馬威尼斯廣場附近的艾曼紐二世紀念堂（維托里亞諾），並詳細描述其外觀與故事：

「意大利統一紀念之建物，其地基高有百呎，濶有二百呎，於此基上建築一形如神殿，又如屏風，柱高四十八呎，內部多鑲以摩色畫（馬賽克，Mosaic），其前有厄曼紐厄爾（Emanuel）二世騎馬之銅像，像高二十有八呎。此建物自一八八五年興工，至今已四十餘年，尚未完竣，其經費預定一千萬圓，似此雄大之紀念物，實為歐洲有數的巨觀。」

這座艾曼紐二世紀念堂由義大利建築師朱塞佩．薩科尼（Giuseppe Sacconi, 1854-1905）設計，1885年開始建造，1935年才完工。林獻堂可能透過他人導覽得知此紀念堂的建造時間，不過他對建築外觀的描述「形如神殿，又如屏風」算是十分準確，這種氣勢恢宏的視覺設計反映了義大利對國家民族的想像與建構。然而對林獻堂而言，他在欣賞這座紀念碑與銅像時，想到的則是維克多艾曼紐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 1820-1878）在位時統一義大利的事蹟。林獻堂之所以多次關注義大利建國歷史，原因無非與其對臺灣民族命運的關懷有關。

義大利與日本的關係：從朝鮮李王足跡到《伊達政宗致羅馬教宗保祿五世信》

參觀艾曼紐二世紀念堂時，林獻堂想到了朝鮮昌徳宮李王垠曾造訪義大利（推測是指1927年上半李垠夫婦曾遊歷歐洲各國）。林獻堂不僅觀察到義大利的街道上懸掛迎接李垠夫婦的日本國旗，也比較了帶領義大利建國的艾曼紐二世與作為大韓帝國「最後的皇太子」的李垠，感嘆李垠若有參觀此處，不知作何感想。

在海外遊歷的過程中，林獻堂也會留意有關中國、日本的訊息，不斷對照、思考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與共相。像是他在參觀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時，便翻閱到了「中國七言律詩一卷」，不免產生好奇與疑問。實際上，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本就收藏大量由傳教士帶回的中國古籍文獻，數量極多。另外，林獻堂也發現了一本被摺疊收在玻璃盒內的書牘，「係是日本仙臺大名伊達正宗呈教皇之書也」，由於被收在盒內，難以判讀全文（想像林獻堂靠近玻璃盒調整位置，仔細閱讀盒內書籍文字的景象，似乎和如今參觀博物館的我們如出一轍）。

根據林獻堂的描述，書上寫有「於世界貴御親五代目法王樣」與「長慶十八年九月初四日伊達正宗」等字樣。他不禁感嘆，三百多年前沒有汽船汽車的時代，這位伊達政宗為何「有此奇想天開」，要將這封信從仙臺送到羅馬。

從這裡可以推測，林獻堂是偶然間在圖書館內看到被公開陳列的《伊達政宗致羅馬教宗保祿五世信》，並未事前從他人的遊記中讀到相關的訊息，因此對這封如此特殊的文獻感到好奇。

實際上，這件文物背後的歷史與十七世紀的「慶長遣歐使節」有關（慶長是當時的日本年號）。1612年，日本仙臺的戰國大名伊達政宗（1567-1636）計劃向歐洲通商，開展貿易，他任命家臣支倉常長建造船隻，率領團隊橫渡太平洋與大西洋，前往美洲、歐洲，於1615年面見當時的羅馬教皇保祿五世（Paulus PP. V, 1552-1621），呈上這份《伊達政宗致羅馬教宗保羅五世信》，期望能與教廷建立交流。支倉常長成功完成了任務，然而，當他乘船返回日本時，日本的政治局勢驟變，幕府對基督教採取嚴格的禁令，支倉的使命看似完成了，卻也可說是無功而返。

結語

在「於世界貴御親五代目法王樣」與「長慶十八年九月初四日伊達正宗」等毛筆字的背後，蘊藏著這件日本首次派出使者橫渡海洋，主動向歐美國家接觸、提出交流的過往。隔著玻璃盒觀看這件在梵蒂岡塵封數百年的書信的林獻堂，讀著伊達政宗寫下的文字，對書信背後跨越大洋的移動歷史，以及伊達政宗對世界的想像和好奇感到無比驚奇。

觀察林獻堂在羅馬的行程，可以發現他對義大利歷史、政治的關注，並且他的行程明顯參考了梁啟超的著作與遊歷經驗。除此之外，在羅馬他還參觀過拉斐爾與米開朗基羅的壁畫（詳見筆者在典藏ARTouch的其他文章），則是受到康有為遊記的影響。可以想見，在社群網路尚不存在的時代，他人的遊記是規劃旅行時的重要參考依據。而梁啟超對義大利建國歷史的書寫，很大程度影響林獻堂的選擇與心得，並且進而連結到對臺灣民族處境的思考上。

延伸閱讀｜【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臺灣人在英國遇見清宮：乾隆皇帝、林獻堂與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

另一方面，從林獻堂觀看加里波底紀念碑、維托里亞諾與伊達政宗書牘的過程來看，他是一位用心且深入的旅遊者，會查詢資料、深度思考，規劃行程時也有所依據，用心程度仍舊值得如今的我們參考（當然這或許也和古今旅行成本的差異有關）。如果有讀筆者另一篇關於林獻堂觀看拉斐爾壁畫的文章，可以發現林獻堂並不會盲從前人（康有為）對藝術品的價值判斷，而是會提出自己的觀察，並驗證前人的錯誤之處。

礙於篇幅關係，這篇文章難以將林獻堂的「羅馬假期」行程完全納入，若感興趣者，可以檢索中研院臺灣文獻全文資料庫，林獻堂在《臺灣民報》上有關於「環球遊記」的連載發表。除此之外，梵蒂岡宗座圖書館也已將藏品上網數位化，我們不必在橫渡海洋，就能在電腦或手機前輕鬆瀏覽《伊達政宗致羅馬教宗保羅五世信》，並且看得比林獻堂還清楚。

延伸閱讀｜【五丁目的美術史專欄】喜歡拉斐爾還是林布蘭？蒙娜麗莎到底哪裡好？兩位20世紀初期東亞觀光客的美術館經驗

參考資料：

1. 林獻堂，〈環球遊記（五二~五九）〉，《臺灣民報》，1929-09-08～1929-11-10。
2. 崔文東，〈《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說考〉，《東亞觀念史集刊》13（2017-12），頁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