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夢似幻的文化邂逅
1927年，46歲的臺中霧峰林家仕紳林獻堂，展開一場臺灣史上前所未有的環球旅行。在臺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代，林獻堂懷著滿腔的期待和熱誠，先後走訪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美國等歐美先進國家，開拓眼界，並留下豐富的見聞紀錄。
除此之外，透過林獻堂留下的日記、遊記，我們可以發現他在旅途中造訪的博物館名稱、印象深刻的展示品，以及觀看後的感受，不僅有助於理解二十世紀初期歐美的博物館展示內容，也能一虧當時臺灣人難能可貴的異文化接觸經驗。
例如以下這段1927年8月8日的日記內容：
雨，快晴，十點半同到展覽會街觀域多利亞博物館，其中陳列有古物，亦有近代物，有乾隆君在圓明園所坐的寶座及花瓶，雕刻甚精美。
首先，「展覽會街」是指英國倫敦的博覽會路（Exhibition Road），位於倫敦南肯辛頓。這條路取名自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萬國工業博覽會，是全世界第一場世界博覽會。該會的組織者之一亨利・科爾（Henry Cole）成立了一間博物館，於1857年搬到博覽會路。1899年由英國女王維多利亞重新命名，以紀念自己逝去的丈夫艾伯特親王，也就是「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簡稱V&A）」，而它，就是林獻堂日記中提到的「域多利亞博物館」。
故國精華耗矣：林獻堂與康有為的共同傷感
1927年林獻堂抵達英國後，與同行的兒子林猶龍、林攀龍住在一起，並且在英國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V&A並非林獻堂來到英國後最新參觀的博物館，根據日記記載，他先參訪了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與歷史悠久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並且展現對英國政治歷史相關文物的關注。
關於大英博物館，林獻堂提到「域多利亞女皇四歲之書」、「路得馬丁之信」、「納爾遜之左手畫之海戰圖」、「法皇許可英王約翰奉獻愛蘭之詔」等展件，應是他印象深刻或感興趣的文物。對上述文物，他在日記中只是提及名字，但當發現博物館內有《論語》與莊子《逍遙遊》的手抄卷時，他卻展現出更強烈的興趣。
他先是觀察字跡風格與美感，之後想了解作者，只可惜「其人名卷在下方，不可得見」，因而感到失望，於是他轉而閱讀文物的英文品名卡，想要尋找更近一步的資訊，發現品名卡記載此書是西元700年所作，於是林獻堂推測「或云為唐朝人所寫」。上述過程被他不厭其煩地記載在日記與遊記內，讓我們腦海中得以浮現出一位來自臺灣，拄著拐杖的老先生，隔著玻璃展櫃晃頭晃腦，試圖仔細觀看文物的生動景象。
林獻堂對歐美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興趣，與晚清大量文物為歐美國家以各種管道劫掠或購買的時代背景有關。他受清末「百日維新」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康有為著作《歐洲十一國遊記》影響（註2），後者看到歐美博物館內的中國文物時，想起國家文物外流時感到難過：「皆庚子之禍移來者也，傷心故國精華耗矣，哀哉！」這份將文物流散，流出上升至「故國精華耗矣」的傷感，是當時關心文化、歷史的知識分子共享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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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林獻堂，多少抱著相同的眼光觀看這些文物，例如他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看到傳宋徽宗所摹的張萱《擣練圖》時，便特別指出這件文物是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流出海外。
圓明園的乾隆寶座？
當林獻堂參觀V&A看到「乾隆君在圓明園所坐的寶座及花瓶」時，或許也會聯想這件文物的來歷，可能與前幾年的八國聯軍有關。
檢索V&A的典藏資料庫，有一個18世紀乾隆朝製作的雕漆寶座，以及一對雕漆花瓶，最有可能是林獻堂所看到「雕刻甚精美」的「乾隆君在圓明園所坐的寶座及花瓶」。但有趣的是，根據V&A網站的紀錄，寶座原先並不屬於圓明園。
依照V&A的說法，寶座原先「Tuanhe Travelling Palace（團河行宮）」，一座位於北京城「南苑」的皇家行宮。究竟是林獻堂說錯了，或是1927年的V&A說明牌就是這樣寫的，這點還有待後續研究。
根據典藏資料，這件原本位於南苑團河行宮的寶座，在1900年的八國聯軍時被沙皇俄國的大使米哈伊爾（Mikhail Nikolayevich von Giers）帶走，並於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之際被帶往英國。因此從時間來看，寶座成為V&A藏品的時間後不久，林獻堂便在展間內看到了它。
林獻堂在日記寫下「雕刻甚精美」，說明他可能仔細地觀看寶座與花瓶的漆雕細節。寶座上有象徵帝王的五爪龍紋，以及象徵長壽、吉祥寓意的諸多紋飾，座椅中央的開光內刻有數位騎馬人物，護送一隻背著珊瑚、靈芝等瑞寶的大象（寓意「太平有象」），應是進貢的隊伍。兩尊花瓶同樣有繁複精緻的五爪蟠龍，騰雲駕霧。這幾件器物做工精細，尺寸頗大，且有五爪龍這一象徵帝王尊貴的圖像，足以吸引林獻堂的目光，加上對滿清衰敗，連皇帝寶座都流散海外的聯想，使之成為林獻堂參觀V&A時印象最深的藏品。
結語
林獻堂的環球之旅並不包含中國，想必他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在歐美博物館內看到中國文物（即使他知曉清末文物外流的事情，並且也讀過康有為的遊記），也因此，當林獻堂1927年目睹原本在清宮內的乾隆皇帝寶座，出現在V&A的玻璃展櫃時，內心應是震撼、困惑，並帶有些許的傷感。
這種跨文化體驗，如今已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日常，但在百年前卻是難能可貴且門檻極高的經驗。一位生於前清，後來受到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在數萬公里遠的英國倫敦看到故國統治者的文物。背後的多重政治、文化意涵，以及由二十世紀初新帝國主義強權主導全球「物」的流通、移動，林獻堂置身其中，對此有著切身體會的感受。
註1 林獻堂《環球遊記：臺灣人世界觀首部曲》，臺北：天下雜誌，2019。
註2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七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