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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買畫了,帶回家發現太大了

【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買畫了,帶回家發現太大了

1930年代,隨著現代大型展覽會如臺展、府展出現,加上臺灣教育會館、臺北公會堂等現代展覽空間陸續建成,在當時展覽會場的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畫作的尺寸越來越大。陳澄波以身為美術家的身份提出建言,他批評近年各大展覽會中流行大作品,往往是畫家們的招牌意識作祟,若技術不能與畫面尺寸配合,則會破綻百出。

1935年1月,臺灣畫家陳澄波在書桌前振筆疾書,在這篇預計投書《臺灣新民報》的文章中,陳澄波回顧二十年來臺灣美術的發展,感嘆臺灣的美術團體、展覽越來越多,是過去所不能想像的。

話鋒一轉,陳澄波以身為美術家的身份提出建言,他批評近年各大展覽會中流行大作品,往往是畫家們的招牌意識作祟,若技術不能與畫面尺寸配合,則會破綻百出。他說: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情形我不清楚,但如今社會上,能掛二百號以上繪畫的住宅究竟有幾家?繪畫尺寸多少受當時建築的大小要求左右,這是當然的事。因此在展覽會場上競作大畫毫無意義。展出大作的畫家其畫室內一定還有比較具藝術價值的小作品吧!」

那麼,陳澄波看到的「在展覽會場上競作大畫」的現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1935年秋,陳澄波在自宅與畫作合影,牆上由左至右分別是〈淡江風景〉、〈琳瑯山閣〉與〈阿里山之春〉。(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網站)

越大越好

1910至20年代的臺灣,隨著市區改正,大量西式現代建築出現。同一時間,許多日本西洋畫家來臺辦展、賣畫。根據早期展覽留下的照片,這些畫作的尺寸不大,適合裝飾在家中。

筆者曾在典藏ARTouch介紹過日治時期霧峰林家林垂拱別墅的藝術品遭竊案,案中林垂拱在臺北的別墅遭到犯人闖入,懸掛在應接間的石川寅治《信州野尻湖風景》油畫不翼而飛。犯人能從打破的窗戶進入,搬走畫作,顯示掛畫的尺寸應該不大。

然而到了1930年代,隨著現代大型展覽會如臺展、府展出現,加上臺灣教育會館、臺北公會堂等現代展覽空間陸續建成,在當時展覽會場的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畫作的尺寸越來越大。

需要說明的是,此一現象並非臺灣專屬,反而是從東京大型展覽會場上興起的流行,隨著臺灣接連有大型展覽空間出現,才逐漸傳入臺灣。在1934年陳清汾與自己在東京二科會展與自身作品的合影裡,就可以看到高掛在牆上的《榕園》十分巨大,根據報導達二百號畫布的尺寸。

陳清汾與二科展出品作〈榕園〉合影。(《臺日畫報》,1934-10-15)

畫家們在會場上展出大作的理由,不外乎是為了吸引觀眾與畫評的注意。在寬敞的現代展覽會場中,尺寸太小的畫作容易在視覺上被吞沒,這不僅限於油畫,由於帝展、臺府展等場合,日本畫(膠彩畫)也被規定要裝框,而非掛軸,因此在觀看上與油畫的體驗相近,面臨相同的考驗。

1933年,日本畫家川村曼舟來臺寫生,返日後在京都的畫塾塾展裡展出《阿里山的五月》,這是一件70乘以86公分的作品,在私密、封閉性的小型空間陳列顯得剛好,因而得到好評。但當曼舟將此畫帶到東京的帝展舞臺時,卻得到「小巧緊湊之處自有其佳」的微妙評價。研究者認為,這是《阿里山的五月》在巨幅作品雲集的帝展裡遭到吞沒的必然結果。

川村曼舟,《阿里山の五月》,1933,第14回帝展,絹本設色,71 x 86.7公分,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典藏。(宮内庁三の丸尚蔵館編,《官展を彩った名品・話題作——大正~昭和初期の絵画と工芸》,(東京:財團法人菊葉文化協會,2005),頁39。)

進入家中的會場藝術

陳澄波對「在展覽會場上競作大畫」的批評,實則與他多次入選帝展、臺府展的經歷有關。在陳澄波參展的時代,日本出現了以川端龍子為首的「青龍社」,反對針對和室壁龕空間創作的作品,主張創造符合現代大型會場視覺需求的「會場藝術」。川端龍子擅長將強烈的筆觸與色彩呈現在氣勢恢宏的巨幅屏風上,在1930至40年代的畫壇頗受矚目。對於此種風氣,陳澄波不能苟同,他說:「現在臺灣的美術好不容易有這點發展,不必強要模倣東京方面的大作品。」

然而,在此時代氛圍下,也有其他臺灣畫家陸續嘗試巨幅製作,除了前述的陳清汾,1936年李石樵入選帝展的《楊肇嘉氏之家族》也是約150號的鉅作,一度被掛在楊肇嘉位於臺中的居所。從照片來看,略顯巨大而突兀,這或許呼應了陳澄波所說:「能掛二百號以上繪畫的住宅究竟有幾家?」

楊肇嘉等人在六然居客廳與《楊肇嘉氏之家族》合照。(黃舒屏主編,《進步時代: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21),頁52。

觀察臺灣日籍仕紳的全家福照片,可以看到臺展入選作品被懸掛在西式住家中的景象。由於牆高限制,畫作幾乎是貼到天花板的邊緣。或許是因為這樣,觀察歷年臺府展的賣約紀錄,私人藏家購藏的比例並不高——除了價格,一般家庭就算買了這樣的畫作,也無處安放。

臺北第一高女校長清水儀六家族合照,背後是村澤節子《妍姿》。(1929年第三回臺展入選)(《臺日畫報》,1931-02-15)

身為畫家

回頭來看陳澄波自己的創作生涯,現存陳澄波出品臺府展的畫作中,尺寸最大的是1935年的《阿里山之春》,爲80乘以128公分;現存最大的油畫作品則是1937年創作的《嘉義公園(一)》(原名《辯天池》)130.2×162.5公分,爲一百號畫布,曾參加1938年在臺灣教育會館舉行的臺陽美術協會第四回展。

1938年陳澄波攝於臺陽美術協會第四回展會場(臺灣教育會館),右三作品為《嘉義公園(一)》(原名《辯天池》)。(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網站)

這兩件作品都完成於陳澄波批評畫壇不應沈迷創作大畫後,也都不及李石樵的150號和陳清汾的200號。陳澄波認為,作品要能表現技巧與自我意識,並且要讓觀者感到滿足。若畫家技巧無法與擴大的作品尺寸配合,導致「氣不足」,那結果便是不好的。

可以說,陳澄波的建言,其實是目睹1930年代東京帝展爭相製作大畫的現象,逐漸影響到臺灣後,針對畫家群體的提醒。作為畫家,陳澄波視作畫的技巧與自我意識為創作的本質,即便追求大尺寸的畫作,也須有對應的技巧支撐,以及為何如此作畫的意識。陳澄波本人也踐行著他的主張,鮮少挑戰大作,而是盡心在方寸之間構建豐富的天地。

文章最後,分享筆者在2025年臺北市立美術館「懷德樂美:倪蔣懷紀念展」上發現的驚喜之作,21乘以15公分(約16開)的水彩畫《大稻埕港町》。細密的筆觸、豐富的技法與有序的畫面層次被囊括呈現在極小的尺幅,有著相當的完成度,可以感受到畫家的用心之處。英國詩人布萊克說:「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這樣微觀的小畫裡,也能看到不輸大作的精彩,以及作為畫家的自我面貌。

倪蔣懷,《大稻埕港町》,約1929(北美館標示),21×15公分,紙本水彩,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攝影/劉錡豫)

參考資料

  1. 陳澄波,〈將更多的鄉土氣氛表現出來〉,《臺灣新民報》,1935-01。翻譯參照顏娟英等編譯,《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2001),頁510-511。
  2. 宮内庁三の丸尚蔵館編,《官展を彩った名品・話題作‐大正~昭和初期の絵画と工芸》,(東京:財團法人菊葉文化協會,2005),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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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錡豫( 50篇 )

台灣美術史的學徒,經營《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粉絲專頁,從事藝術與藝術史的非虛構書寫跟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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