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資產可區分為有形與無形，過去我們對有形文化資產遭遇的傷害通常指這些建築物或是附屬設施遭遇拆除或是火災，一般人較少談環境變遷、開發壓力……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些傷害包含周邊建築遮蔽文化資產本體建物，影響參觀、風水與場域。也有原地保存原則不足，導致有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物被移築……。
有時候被列為有形文資的建築本體沒有損害，卻因為缺乏足夠基礎文資教育，出現虛構、惡意捏造歷史文獻，這會讓文化資產本身造成被誤解，產生錯誤的印象，形成另類傷害。
而多數國人或是外國遊客對臺灣文化資產的理解是依賴官方，他們相信文資委員審議的結論與理由，也信任官方提供的導覽資料。一旦官方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理由有誤，國人跟國際旅客也難以判讀，偏偏這種案例並非個案，光是在臺北市就曾經發生數個案例，這些案例如下。
一、剝皮寮（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章太炎故居不是章太炎故居
2023年臺北市文化局廢除「章太炎故居」歷史建築的法定文化資產身分，主因是剝皮寮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內，地址萬華區廣州街123號的章太炎故居不是章太炎故居。根據最新研究報告，章太炎旅居住所應在西門街 （今衡陽路一帶）。
萬華區廣州街123號為何被誤認為是章太炎故居？起源於2001年臺北市政府陷入剝皮寮是否要文資保存與老松國小校地擴建的反覆爭論當中，這個歷史資訊有誤的章太炎故居資料在當時出現，使剝皮寮文資保存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折。根據當時的新聞，馬英九市長任內的文化局長龍應台表示：
「有一天正當她為剝皮寮規劃案頭疼時，文化局的文學資源調查小組委員、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瑞騰恰好向她提及，章太炎來臺時就住在廣州街123號，此時，她低頭一看桌上的報告案赫然發現該址就在剝皮寮古街上，也讓章太炎旅臺的唯一住所因而曝光。」
其實章太炎與臺灣並沒有特殊的關聯，他來臺的時間非常短，龍應臺對章太炎的認識是：「批評腐敗的滿清政府，所以被判為危樓的老房子，頓時與中國近代史產生微妙的牽連」。這個誤以為真的章太炎故居就這樣被登錄為法定文化資產中的「歷史建築」，也意外成為剝皮寮街屋保存的助力。
筆者好奇的是當初被認為是章太炎故居事證之一的書法古物並無清楚落款、也難以指認為章太炎字跡，可以說沒有任何事證，那為何能用「章太炎故居」的名稱來登錄呢？這也難怪擁有高學歷的文資委員，被民間批評宛若江湖郎中一樣不專業。
更可議的是，既然2023年臺北市文化局已經公告廢止「章太炎故居」歷史建築身分，那為何現在（2026年）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管理的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目前網站提供下載的英、日文的簡介折頁依舊指鹿為馬，繼續將廣州街123號稱為「章太炎故居」？ 關於這一點，或許也有待市府相關單位進一步釐清與修正，在制度與資訊管理上更加周延，避免錯誤持續流通。
二、偽造歷史「太原五百完人」也成為文化資產指定理由
過去在黨國教育之下，編撰出不少洗腦教育、強調愛國、反共的假歷史，「太原五百完人」、「南海血書」……等都是這樣偽造的案例，這些企圖以假亂真的故事還成為教科書的教材，筆者年少時也深受其害。
跟偽造歷史「太原五百完人」有關的文化資產，臺北市共有三處，分別是2004指定古蹟的閻錫山故居、2009登錄歷史建築的太原五百完人紀念建築群、2010年指定古蹟的閻錫山墓。
「太原五百完人」這個編造的故事，是描述民國38年國共內戰，山西省太原市遭中共解放軍圍城，守城的梁敦厚眼見守不住，與部下共500人自殺殉國的故事。但是真相是閻錫山老早搭機離開太原，戰爭過程確實慘烈，但真正自殺或被迫自殺可查證約是46人，閻錫山手下包括王靖國、孫楚、趙世玲等人在內的部分軍政人員被俘虜或投降。
閻錫山與黨國高層當然清楚此事，例如王靖國之子就是前文資局長王壽來，其妻是前臺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韞。可是在國民黨政府時代，卻刻意模仿「田橫五百壯士」的故事把自殺人數湊滿500人，這些名單中有很多人當時是尚在人間，也有是名字張冠李戴，甚至有的根本查無此人。在反共的氣氛之下，政府帶頭偽造歷史，拿公帑年年祭拜「假烈士」，企圖強化反共教育。
1988年中國山西文史資料公開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調查，真相逐漸清晰，不過臺北市政府在2004年馬市長任內文化局依然用：「閻錫山率部浴血作戰，最後守軍全部壯烈犧牲，史稱『太原五百完人』……」將閻錫山故居指定古蹟，後來臺北市議員梁文傑（現任陸委會副主任委員）將事件踢爆，眾人才廣知這是造假事件，直到2013年臺北市文化局才修正古蹟指定理由。
有趣的是2009年登錄歷史建築的太原五百完人紀念建築群的理由是：本紀念建築群為國共內戰之產物，雖「太原五百完人」不盡符史實（fact），但仍為社會之「實存」（reality）
我個人認為像是「太原五百完人」這種創造出來的假歷史，登錄為歷史建築最大的貢獻就是說明了威權時期洗腦教育在臺的發生，造假的歷史也是歷史，造假的歷史成為「歷史建築」，見證了黨國愚民的時代，不過市府的解說仍舊混沌不清，不願意承認這是愚民教育。
三、臺北市古蹟機器局第五號倉庫指定理由時空錯亂
2007年郝龍斌市長任內將位於大同區隸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理的老屋指定為古蹟，名稱為機器局第五號倉庫，其中指定理由為：「本建物約建於1899年，係清代劉銘傳執政時期設立之機器局所留下之建築，深具歷史意義」。
試問臺北市文化局，1895年臺灣因為《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建於1899年的建物不就是所謂的日本時代嗎？怎麼會出現「係清代劉銘傳執政時期設立之機器局所留下之建築，深具歷史意義」？
臺北市文化局文資委員不是有具備歷史專業的委員嗎？怎麼寫出竹篙湊菜刀（tiek-ko tauʟ-ts’aiʟ-to）胡亂拼湊亂說一通。此錯誤郝錯柯隨，蔣市府的文化局也不知悔改，依舊放在國家文化資產網誤導視聽。
四、北投梅庭不是于右任故居也不是避暑行館
2006年臺北市政府將「梅庭」登錄為歷史建築，當時並沒有指出「梅庭」是于右任故居，也沒有指出「梅庭」是于右任位於北投的避暑行館，僅說門柱上「梅庭」兩字是于右任題字。
北投「梅庭」為何連文化局官方刊物（臺北畫刊）、市府官方旅遊網站都記載為是于右任避暑、避壽及避關說之地，這其實是地方以訛傳訛被編撰出來的傳聞，另一方面是主持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工程的建築調查內容有誤所致。
該建築師採訪了當時任職於東海大學的姜一涵教授（1926－2018）。民國四十年間，姜一涵教授曾因職務需求拜訪于右任院長當時寓所，他指出：「于右任先生每年炎暑期間，皆會至梅庭居住避暑」，即今「梅庭」。因此包含北市府觀傳局等單位也就引用錯誤的資料，造成許多人誤解「梅庭」是于右任故居或避暑行館的說法。
2020年世新大學教授張依依以〈梅庭是于右任故居？美麗的錯誤〉一文投書聯合報，說明了此處是馮中煊先生（號「梅庭散人」）故居，且有戶籍謄本為憑，臺北市府才改變相關說法。而于右任除了原本居住在青田街九號之外，在北投其實是另有避暑寓所的，這與蔣介石夏日避居陽明山行館非常類似。
于右任的北投避暑行館位於何處呢？除了弟子李普同自述：「民國四十七年夏，在頂北投拜師之日」之外。昔日的報紙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循的，1958年5月9日《聯合報》〈為于院長祝壽〉一文提及：「右老昨晨六時許自頂北投招待所返回青田街官邸親自接待賀客。」另外于右任過世時，1965年7月17日《聯合報》〈青峰有幸埋忠骨 右老長眠七星山〉一文指出：「每年的夏天，他都住在頂北投與陽明山間的一個招待所。」這些事證可以說明于右任的招待所是在頂北投，與梅庭位置並不相符。
至於正確位置是頂北投何處？1963年9月13日《聯合報》有一篇〈于右任．連震東 均曾被水困〉的颱風新聞，清楚指出： 「于院長十一日住在頂北投大坑溪畔的一棟木造房屋中，至中午十二時因大坑溪山洪暴發，洪水沖至住所……」。這一則新聞說明了位置是在頂北投大坑溪畔。
初步判斷與此位置雷同的別墅是日治時期的雙葉莊，筆者請北投著名文史工作者楊燁詢問當地泉源里鄰長林再賢，得到答案是于右任頂北投居住為雙葉莊。楊燁老師補充指出：戰後雙葉莊住過包括嚴家淦等多位名人，旁邊又有自來水廠，旁邊還有駐軍守衛，因此設立鼎筆（湖山）派出所。
我認為于右任北投居所是否是雙葉莊或許仍需要更多資料佐證，但是夏日居住在頂北投幾乎是毫無疑問。而上述歷史調查不嚴謹的案例是對文化資產嚴重的傷害，無論是為了觀光，或是為了政治意圖，都不應造假將真相掩蓋。請臺北市政府也應該多加油，確實做好歷史調查把關，才不會老是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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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文杰( 112篇 )大學擔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美術史、文化資產。思想受殷海光「是什麼，就說什麼」影響。搶救文資是主要日常，教書、寫文章是餬口。自認文章針砭時弊，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各地政府頭痛的文化恐怖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