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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反思印象—加里.休姆的藝術

世界的反思印象—加里.休姆的藝術

The Reflective Impression of The World- Art works of Gary Hume

現年60歲的加里.休姆(Gary Hume),不同於同代人的驚世駭俗與激烈抗爭,休姆的創作始終顯得謹慎、溫和、內斂。或許正是這種自持的態度,讓休姆得以持續不輟地創作,並在簡練的外表形式下,刻劃深沉的藝術思考。

20世紀80年代末,倫敦碼頭區廢棄倉庫中由達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組織策劃的「凍結」(Freeze)一展,被視為日後「英國青年藝術家」(Young British Artists, YBAs)的起源,同時締造了日後倫敦藝術市場的新高點。現年60歲的加里.休姆(Gary Hume),正是當時16位默默無名的年輕藝術家之一。不同於同代人的驚世駭俗與激烈抗爭,休姆的創作始終顯得謹慎、溫和、內斂。或許正是這種自持的態度,讓休姆得以持續不輟地創作,並在簡練的外表形式下,刻劃深沉的藝術思考。

藝術家加里.休姆。(攝影/Voytek Ketz)

輕盈且沉重

休姆近期的個展為2020年於施布特.瑪格畫廊(Sprüth Magers)倫敦空間舉辦的「群島」(Archipelago)。在該場展覽中,休姆除了展出「群島」系列的新作,同時展出完成於2019年的「被毀壞的學校」(Destroyed School)繪畫與速寫;兩個系列的圖像來源均與今日的人道主義危機有關。「群島」中簡練的馬蹄形來自救生衣的輪廓,象徵著數年來無數移民穿越地中海與英吉利海峽的危險旅程,同時暗示了古印度密教中象徵女性生殖器、意謂「神聖空間」的「尤尼」(Yoni)。人體致命的脆弱與古老生命潛能的形象在此結合交融。「救生衣」主題早先發表於施布特.瑪格畫廊柏林空間2018年的個展,這些海洋上漂浮不定、沒有單獨存在的救生衣某方面象徵了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而在該展中穿插、搖擺不定的輪子雕塑,就像是搖擺不定的歷史,投射了從小就相信世界會以某種方式變得更好、更自由、更善良……的休姆一代,心中的困擾與不確定。

2018年施布特.瑪格畫廊加里.休姆個展現場。(攝影/Timo Ohler)

「被毀壞的學校」繪畫與速寫參考了中東衝突中,被摧毀的學校教室的各式新聞照片。不過休姆並沒有表現那些穿過學校牆壁的彈孔、遺留的血痕,相反地,他描繪的是牆上由老師跟小朋友繪製的可愛塗鴉,吸引孩童注意的花草、動物、風景。那些我們在幼稚園第一天,會低下身子試著安撫怯生生的孩子:「看!這裡有朵可愛的小花!你在這裡一定可以有段美好的時光!」那些不在攝影核心的邊緣處,正是休姆關心的景緻。也因此,若不知道此一背景,光從畫面上觀看,它是如此明亮、帶著童趣,以至於我們幾乎無從想像此一災難的背景。唯有當我們得知其背後的隱喻時,那一抹憂傷才會悄然浮現。對休姆來說,描繪失去生命的孩童除了不夠貼近他的關心,當恐怖持續,眼前失去生命的小寶寶漸漸地會變成只是其中一具屍體。「在這些可怕的事物中我想描繪的是『失去』,不僅僅是生命,而是生命所包含的希望。」休姆想展示的,除了父母因為沒能把孩子放在安全地方的悲痛,還有孩子們在這些景緻中失去的希望與夢想。彷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種將沉重的事物處理得很輕盈的方式,廣泛地出現在休姆不同時期與系列的作品中。而休姆也回應,「不能承受之輕」正是「不能承受之重」,而能定義我們為人類的,首先便是這些純真的夢想。

加里.休姆,《四扇門I》(Four Doors I),油畫、木板四塊,239×594 cm,1989/1990。(©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觀看休姆早期的畫作,最早於「凍結」一展展出並奠定其名聲的「門畫」,同樣可以看出這種舉重若輕的態度。「門畫」是休姆以倫敦東部巴特醫院(Barts)雙開的病房門為原型,實際測量尺寸後在鋁板上以真實大小複製,並以高光澤油漆塗畫而成的作品。「畫作」中,窗戶和把手的圓圈與矩形也羅佈其上,令其彷彿都帶有表情般,透露著些許可愛、沉默抑或憂愁。這些畫的靈感來自他看到保柏(Bupa)健康保險和醫療集團對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一則批評廣告牌。對休姆來說,這扇門是如此地自相矛盾但又慷慨寬容,「沒有比這更空白、更空虛的了,或者更充實。」思考穿越這扇門可能經歷的人生百態,我們就不難理解平淡與豐足如何可能同時存在。與此同時,我們既可將這幅畫視為一扇門,抑或一扇想像其它空間、穿越現實的窗。事實上,對休姆而言,「我想要一個向你展示的世界」。如何從現實中某一簡化部分連結想像至其餘的部分,乃至於外在的空間、城市……,相當程度地影響了休姆對畫作尺寸規模的追求。而在鋁板上、以光澤塗料作畫,也自此成為休姆代表性的特徵。

屬於現代的反射質感

為何選擇帶有光澤的油漆創造具反射性的畫面質感?又為何選擇鋁板創作?休姆表達,在他第一次創作門畫的1980年代,英國雕塑正時興「忠於質材」(truth to materials)此一概念有點鬆散、關於如何處理材料的哲學。當時的雕塑家認為應對選擇的材料保持其本真,塑膠就應是塑膠,不應讓它看起來像金屬。也因此,儘管他可以用丙烯或油彩來畫門,但正因為關於什麼是真實的理論正在流傳,他才決定以油漆這些門的油漆塗畫,作為材料的回應。有趣的是,正因此,這讓這幅「畫」產生了矛盾,它究竟是一扇門的圖像,抑或是一扇門?它看起來既真實又並不全然。隨著時間推移,休姆開始被油漆的質感吸引,他試圖以亮光漆與非亮光漆繪製同一幅畫,並進而思考,若當它們不是用亮光漆繪製時,它們在繪畫史上的地位將如何?創作者就像是鍊金術士般,從藝術學校商店中找到的原料製造出一些魔法,但「我能做些什麼?」,「什麼是我們的鍊金材料?」也因此,從來不在繪畫作品中描繪光,一如真正的畫家會在畫面中琢磨的光源、反射、影子……,更吸引休姆的,往往是本身即散發或反射光芒的光澤顏料、鋁版。一如坐在星球上的小王子,「小王子只是在太空中繞行,光線從他們身上反射出來,使得他們可見」。

加里.休姆,《黑板》(The Blackboard),亮光漆、鋁板,167.5×256.6 cm,2019。 (©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如果我們回到古老的柏拉圖哲學,「我們看到的事物永遠是影子,真實的是外面的光」,同時接受當我們是在一個接受光,而不是創造光的地方時,便能理解古典繪畫的核心美學乃在創造一個煉金術般的幻像。然而,當光澤顏料、鋁板這類高清晰、本質便是高反光的新材料問世,我們可以不再只是在作品中造光、創造幻像,而是本身就「發光」時,便不難理解休姆如何將這些工業材料視為今日的煉金材料,何以深受亮光漆或金屬反射的樂趣吸引。儘管在「破壞的學校」系列中,他發現畫作塗料的反光質量似乎令人反感,而這令他感到驚訝。因為休姆一直認為,使用這類塗料是一種警覺或觀察,希望人們接近畫作並在它們面前保持柔軟,而不是想要迴避。

與材料、形式共舞

在某個時間點,休姆從畫在畫布上轉往鋁板,但在近期的新作《天鵝》(Swans)中,則又回到畫布。休姆表示,選擇鋁板最初純粹出於技術性考量。因為畫布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常會因為搬動時指節無可避免地推到畫布導致油漆顏料破損,於是他便需要耗費數天,百無聊賴地打磨、修復它。由於鋁幾乎不會膨脹或收縮,畫作不可能被損壞,某方面解決了他的問題。與此同時,鋁板有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樂趣。對休姆而言,當撕下鋁板的保護套和表層塑膠膜時,你會看到最精緻閃亮的鋁製矩形;不同於裸露的畫布就像寫著:「繼續,在我身上放點東西」,鋁板會說:「你要做什麼來毀了我?我已經如此美麗了!」也因此,「我的工作是儘量不破壞空白鋁板的美麗」。換句話說,休姆的畫並不只是在畫布或鋁板上加東西,而是如何不破壞畫的載體,讓彼此產生更大的魅力。當我們再看到新作《天鵝》,炭筆勾勒、塗抹的天鵝間,是畫布原初的天然色澤。休姆的描述是:「木炭和畫布之間存在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愛情,他們只是互相崇拜,彼此相愛。」也因此,休姆在繪製《天鵝》時,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不在描繪天鵝,而是如何佈局、處理空間,融合來自自然以棉花製成的畫布,以及經歷烈焰產生的木炭,讓美麗與恐怖之間達到和諧、美好的關係。

加里.休姆,《天鵝》(Swans),炭筆、畫布、藝術家裱框,143.5×238.8 cm,2022。(©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影像之外

休姆的作品總被以「極簡」來形容。觀看他的人像更能感受到這種簡化,往往只留下輪廓,從來沒有一個清晰的形象。休姆表示:「我認為第一個、也最誠實的答案是:我從未接受過能做到這一點的培訓。當我沒有掌握所有傳統上需要的技能時,我不得不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你不擅長它,你能做什麼?我可以從這些限制中提取些什麼?」相當喜愛尼古拉.泰森(Nicola Tyson)的畫作,休姆對肖像的思考也有著更多抽象性的思考。休姆分享到,他曾接受委託,為一個非常年輕、漂亮的女子繪製肖像。「我想給這個年輕女性一張她長大後會是什麼模樣的畫像。它就像是反向的多利安.格雷(Dorian Gray)。她會慢慢接近畫中的人,與她擦身而過,然後這張畫像便會隨著她的年齡增長而慢慢變得年輕。這是一幅給年輕人,結合時間與衰老的畫作。」休姆在此繪畫的,與其說是肖像的「留住」,更像是時間的「流逝」。年華逝去、衰變的過程、與時間的對話性,休姆對肖像的思考,從來不是描摹眼前的對象而已。

加里.休姆,《母親在床上》(Mum in Bed),亮光漆、鋁板,152.4×111.7cm,2017。(©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Photo: Stephen White, 2017)

身為YBA的一員,是其中最早獲選進入皇家美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也曾獲透納獎提名,代表英國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休姆是少數年紀輕輕便功成名就的藝術家。儘管我們看到不少少年得志的藝術家在後來失去了創作的動力,但休姆認為,整體而言,他還是認為身為YBA的一員確實是個祝福。儘管它可能只是碰巧有類似現代主義的歷史軌跡,或是恰好說明,這個想法在YBAs宣告結束,因為嚴格說來他們根本不能說是一個藝術團體。不過,確實有某種能量將他們聚集在一起。今日,我們不需要現代主義那種巔峰運動,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無處不在、各種不同的價值觀,而不用總把所有東西聚集成一個金字塔。話雖如此,他們確實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於是令他得以持續在工作室創作35年,可以自由地成為想要的樣子。

那麼,對於年輕世代,休姆的建議是什麼?他認為,自己無從得知年輕人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模樣,只記得自己眼中當時世界的模樣以及自己如何回應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世界。但:「與其他藝術家同行,因為成為一名藝術家真的難以置信地困難。如果你能以此為生,那是幸運的。……給自己一群朋友,不要看老一代。以你的形象塑造世界,不要取悅權力。」而維持創作的能量對休姆來說並不困難。「因為它太有趣了!你永遠無法證明你所做的事情是有價值或好的,而這正是令人興奮之處。每天想著:『我他媽的到底在做什麼?』『為什麼它那個鬼樣?』是一種特權。如果藝術家陷入困境,我猜是因為他們不再感到有趣。這確實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旅程,但我想每天都這麼做:徹底的迷失,然後只要發現一些小東西你就再次有了方向,然後再次迷失。」

朱貽安( 67篇 )

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後修讀中國藝術史,有感於前生應流有鬥牛士的血液,遂復研習拉丁美洲現代藝術。誤打誤撞進入藝術市場,從事當代藝術編輯工作。現為《典藏.今藝術&投資》企劃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