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揹著的這具屍體

亞洲？仍有效？

—孫歌（註1）

是如何的主體需要「亞洲」的概念？王聖閎於〈作為幻影的「亞洲」，或作為媒介的「亞洲」：2013年關渡藝術節「亞洲巡弋」觀察〉提及：「亞洲論述往往只會在那些位處文化大國邊緣的國家當中催生出積極的問題性」，「而任何企圖建立亞際藝術機構網絡，並藉此勾勒某種亞洲藝術發展樣貌的雙年展機制，都應小心避免落入將亞洲視為一個整體的思考陷阱裡。」（註2）由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的「亞洲雙年展」（簡稱「亞雙展」）今年邁入第五屆，持續地，再次由館內研究員黃舒屏統籌策展，本屆提出「造動」（Artist Making Movement）做為展題，反映當下亞洲焦躁不安的社會現狀，現存的體制不再成為足以支撐現實考驗的信仰，種種現象顯示亞洲當代文化正處於生活治理體系的革新中，也在尋找新的秩序與關係，企圖翻轉社會權力配置。黃舒屏並提到「造動」希望投射的是亞洲未來的積極創造。顯見地，本屆雙年展仍持續或說是必須在此雙年展命名的機制下，將亞洲視為一整體來思考，如果使用亞洲是種無法迴避的架構，那該如何免於為一虛幻的主體—「單一而同質的亞洲」發言的窘境？

孫歌認為「靜態地討論亞洲這個概念是沒有意義的」，然而當使用「亞洲」這個概念，「借助這個概念的不斷變換流轉過程來認識歷史中某些重要的部分，如果沒有亞洲概念，有些歷史場景沒有可能被充分地照亮。在某種意義上說，亞洲論述的目的並非在於論證亞洲一體化的正當性，更不是為了靜態地求證什麼是亞洲，而是為了借助於這樣一個視角進入歷史。」（註3）在思考亞洲時如何維持一動態、變動的過程？王聖閎一文最末以高森信男〈內部的亞洲〉為結語：「為了避免以僵化的『國家』概念來思考亞洲地區的藝術交流，從而忽略『國家』內部本具有的異質性與多元性，我們必須重新以國與國內部的小型社群、團體、族裔或個人家族等更貼近社會實況的單位，來作為思考亞洲的根本基礎。」

無可否認，每年的亞雙展的確都成為一次重新檢視當前「亞洲」備受矚目藝術家與團體的機會，不少精彩的作品能親自現身在台灣觀眾眼前與實踐，這些藝術家的到訪無疑的，至少能使藝術理念的交流被促成與發生，部分作品與策展意義的連結稍顯薄弱，然而仍有少數藝術家執行著，連續訪台時間超過數月的現地訪查、採集與現地製作計畫，當藝術家進行深入台灣田野所產生的作品，是否能也以此思索這樣交流的深刻化，似乎更符合亞雙展對於自身交流層次的想像？

—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註4）

參展的印尼藝術家雙人組伊旺．安米特&蒂塔．薩利娜（Irwan Ahmett & Tita Salina），在台灣歷經了三個月的移工訪談、社會調查、公共空間的使用、勞工及人權組織的交流和接觸，以多方面的研究路徑，來深入理解東南亞移工和在地社會的關係與現存的困境；作品《灑鹽於海》（Salting the Sea）以發生在2013年特宏興號海上喋血案，和今年印尼逃逸外勞殺害早餐店老闆娘兩個社會事件悲劇為引，以個人史的方式，訪談這些面臨法律與道德絕境的移工，必須面對的法律問題、疾病、非人道工作環境，以及體制外不被保障的身分等，試圖記錄故事與收集他們的眼淚，最後將收集到的眼淚，多數乾涸成液體與物體（鹽），以儀式的形式帶到北、中、南不同的公共空間，最後將這些淚水構成的物質灑向南中國海（此處在地理上正聯繫起和移民問題有關的八個國家），他們的故事如同海葬的骨灰般漂流，凸顯移工問題在台灣相較政治與經濟議題顯得無足輕重。

兩人藝術作品的另一面向是對於公共空間討論的實踐，並邀請特定地區的特定族群參與其中，作品《同意╱否決╱未定》（Agree/Disagree/Unsure）是由兩人所發動的行動表演事件，於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行，邀請策展人、社運人士、政策執行者、媒體記者等進入開放論壇的現場，針對移工而言緊急且情境化的基本事物，例如人權、政策、法律等問題，及其所反映社會結構和機制的缺失發表建言、對話和提出方案，伊旺在現場提出如「為何歐洲名畫因意外破了洞能引起台灣社會如此大的關注，然攸關生命，台灣船長虐打移工，導致移工反撲，就無人關注？」抑或「為何體制內合法化剝奪生命的程序仍在不斷發生？這是為了正義之名嗎？但公平、正義又是什麼呢？」等嚴肅的問題，而參與觀眾卻是以綜藝化的舉牌方式介入，持著入場發放一紅綠兩色，印有同意與否定的兩面扇，在與會者發言完針對發言進行評價，藝術家們試圖成為協調者，協助人們體認政策範圍的界線、官方發言的荒謬、移工們絕望的陳述，這是一將暗藏於台灣社會結構的問題成為可見、流動對話的現場。

我們面對的不是社會的危機，而是文明滅亡……；我們身上揹著一具屍體，但我們無法就這樣擺脫它。……文明是否已死，那是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決定。……決定是種政治行動。讓我們決定文明已死，連同它的死法也包括在內：只有決定，才能將我們背上的屍體卸下。—隱形委員會，《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註5）

本次「造動」展出的數件作品，不見得與展題的貼合有高度的精準，卻仍具視覺、空間、形式思維應用上予人啟發，如金氏徹平（Teppei Kaneuji）的《白色地圖》（White Discharge）即是蒐集展覽當地（此次為台灣）日常的人造物，再進行物件意義上的拆解、重組，以及敷以、覆蓋白雪般的粉末，使物件能從其原始功能中被解放出來。賈加德瓦（Anurendra Jegadeva）作品《昨天在軟墊房……》（Yesterday in a Padded Room…）回應了人類歷史畫分國界、造成動亂、分贓的過程，參照了寫於15至16世紀間《馬來紀年》（Malay Annals）中描述神鳥加魯達與大天使加百列劃分領土的過程，作品房間中央有兩張面對面的椅子，一張代表加魯達，一張代表加百列，藝術家援引兩人在劃分領地時可能出現的對話，空間鋪滿印有與該地理、歷史相關人物的軟墊。藝術家將權力劃界的分食現場諷喻為精神病院，瘋狂行動是必須施以高牆與填塞襯墊保護的。

其他展出作品大致呈現一對於變動現況可預期的回應狀態，一即是「反映面對秩序瓦解的現場、歷史的梳理」，如雷米羅（Alwin Reamillo）《尼卡諾．阿貝拉多平台鋼琴計畫》（Aberlardo Grand Piano Project）即是以其家族鋼琴工廠興盛到衰敗的歷史，呼應菲律賓從西方統治歷史（鋼琴做為傳教工具）、製造產業的經濟發展，藉由廢棄鋼琴、衰敗歷史物件的再造，企圖賦予一屬於過去與現在的唱奏。李繼忠的《暴動歷史》、《統戰歷史》藉由對於舊檔案的考掘，製造出裂解的平行敘事，以此呈現出屬於國家統治意識所造就社會景觀的歧異性。

二即是對於逃逸出現狀的再想像方案與提問，如蘇約克（Stephanie Syjuco）的《造錢工廠：經濟現實遊戲》（Market Manipulations）為一共同創作空間，邀請觀眾一同剪貼、製作出成堆的台幣偽鈔，以此「賺錢」（總金額是一名年輕人的年薪，大約30萬台幣），觀眾可以「消費」這些偽鈔，用它們購買代表理想生活目標的慾望明信片，（如用一年84萬台幣可在台灣運作一個小家庭，台幣50萬可完成一場中型的婚禮等），觀者在勞動中思考、討論真實價格結構的合理性。孫遜則企圖以水墨作品模擬出由魔術師黨所統治的世界，舉凡建國所需的國旗、憲法、政治宣傳等想像文件，然而這個架構在政治現實的烏托邦，最終仍僅是個難以企及的幻象。

記者會導覽結束，記者們與藝術家滯留在休息室內享用茶點等待晚間的開幕來臨，具影響力的藏家帶領著藏家們導覽作品，它僅是一個攸關菁英品味的盛事？裂解的秩序、移工的眼淚僅如同幽靈般環繞，現實似乎仍離這處現代主義空間的白盒子極度遙遠，儘管藝術家們填塞了各種敘事、反省、提示，我仍然無法自信的說著，當面對現實的全面反對與秩序崩解的紊亂，藝術以詩意敘事、想像回應，對於所有與暴亂、絕境現場相關的人、事、物具有何種建設性？最後將DAAR去殖民建築與藝術進駐的「共同議會：去除巴勒斯坦議會領土」（Common Assembly: Deterritorializing the Palestinian Parliament）放於此篇亞雙展的文末，此計畫源於1996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訂的《奧斯陸協定》，原預計在耶路撒冷郊區興建一座屬於兩方的共同議會，然隨著和平無望，此議會的建造工程在2003年中止。DAAR從此象徵和平被否定的建築空間出發，企圖站在國際政治與地域系統的裂縫上，在巴勒斯坦內、外數個地點上，以流動的方式企圖讓集體言論的公共性，超越空間、地點的限制與定義，使「共同議會」的概念得以延續。此展以「造動」為題，藝術家在關於製造（Making）與行動（Movement）與現實距離的思考是否該更接近些？除理解藝術生產工具對於社會及政治的任務外，或許更該衡量如何能真實觸及議題中的裂縫，添入確切的行動，對於現實處境形成真實的改變與影響（那怕僅是幽微），而非，僅僅是再現、轉譯、幻妄，如此作品永遠無法跨出藝術討論框出的藩籬，以及卸下它們始終揹著的屍體。

註1　節錄自孫歌接受香港《21世?》雙月刊採訪稿，◎www.douban.com/group/topic/28818417/

註2　王聖閎，〈作為幻影的「亞洲」，或作為媒介的「亞洲」：2013年關渡藝術節「亞洲巡弋」觀察〉，《藝外ARTITUDE》，50期，2013.10，頁71-73。

註3　同註1。

註4　劉紀蕙，〈「計算為一」與「一分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