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攝影家高仲明以紀錄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作品《港傷》而為台灣與世界各地的大眾所熟知，曾以此作獲得Sony世界攝影大獎（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s）專業組，紀實攝影類冠軍的殊榮，卻因為挑動了國際政治的敏感神經，在官網刊載的作品遭到刪除引發軒然大波。這些紀錄抗爭者傷痕的影像，在想起這香港的重要歷史時刻時，都是在我腦海中會浮起的符號與形象之一。2022年4月，從香港轉而定居台灣的高仲明，在台北學藝埕發表了最新個展「後時代革命」，本次的影像相較於《港傷》中刻意呈現的黑暗香港街頭人像，這一系列在台灣所拍攝的新作，在尚未被威權陰霾籠罩的「光明世界」中，畫面上的在台港人，卻以過曝的拍攝技法，表現出雖然遠離黑暗，但內心的恐懼依舊讓他們選擇以強烈的光線保護自己。在展場中發放的展覽專冊中，與文字工作者蔡慧敏合作，以書寫和攝影影像配合的形式，娓娓道出在台港人的生活現況。
「後時代革命」背後港人因政治問題離散的經驗，立刻讓我想到在日台灣作家邱永漢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結束之後，逃難至香港，最後輾轉流亡前殖民母國的日本的過程。之後他在日本開始寫作，1956年以亡命香港經驗為參考的作品《香港》出版，並且獲得了第34回的直木賞。這是首度非日本本地作家的得獎紀錄，也是日治時期接受日文教育的台灣作家，以日文寫作得到日本中央文壇重要獎項的首次紀錄。1994年亦有自傳式的《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わが青春の台灣・わが青春の香港）一作出版，更讓他牽動者東亞政治敏感神經的香港經驗，更加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若我們將這兩代台港人的政治經驗相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曾為帝國殖民地，在二戰後或當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秩序重組中，面對國際政治變局時，彼此間互為連結的密切關係。二二八事件後受迫害的台灣人，以當時仍屬國際自由港的香港為中繼站，逃往日本尋求庇護或開啟海外台灣獨立運動。而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港人亦有直接前往前宗主國英國或鄰近台灣的選擇，或者以台灣為中繼站之後再做打算。兩個不同時代的路徑，也牽起了台港之間在國際政治博弈間的微妙連結與命運。本文也將以此為引，比較高仲明和蔡慧敏的攝影與書寫合作，以及邱永漢的香港主題作，彼此之間可互為參照之處，以求梳理台港在不同時期政治變動所造成的離散下，可共享的命運與歷史經驗。
作為台灣文學異端系譜的邱永漢
雖說邱永漢擁有獨特的香港流亡經驗，也曾經在日本文壇獲得大獎，但台灣讀者大眾並不了解他的作品，這自然與戰後台灣內部政治結構以及後續他和本地文壇的互動有著密切關係。日籍學者岡崎郁子在《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一書中指出，邱永漢雖獲得直木賞大獎，但事實上他在日本的寫作之路並不順遂，從1954年到1958年之間，自處女作〈偷渡者手記〉開始，〈濁水溪〉、得獎作〈香港〉、〈戰敗妻〉、〈看不見的國際線〉、〈死在香港〉、〈華僑〉等等，每篇都是精心之作。而從以上的作品，便可以看出，邱永漢即使逃亡香港，最終落腳日本，但作品主題方面幾乎執著於台灣，用日文不斷地書寫了台灣主題的相關故事。不過這類作品後來在走向經濟高度成長的日本不受青睞，當時讀者的意識已經變化，曾為殖民地的台灣，政治變得怎樣？台灣人如何成為戰後國際政治博弈下的犧牲品？早已漠不關心。也因此，在當時的日本文學市場，可說是沒有接受邱永漢作品題材的空間，特別是台灣人認同問題的沉重內容。
岡崎郁子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另一個在日本經營中國題材的台裔作家陳舜臣，反而在日本文壇擁有高知名度，兩人幾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邱永漢文學不被看見的原罪就是太「台灣本位」。之後邱永漢開始了他的經商之路，得到了另一個在台日與中華經濟圈中，反而更廣為人知的財經專家身份，其所創立的媒體《財訊》，迄今仍在台灣穩定營運中。
不過即使在台灣，因為邱永漢與本地文壇冰冷的關係，讓他雖然有直木賞的獲獎紀錄，卻沒有得到太高的文學評價。主要是因為戰後政府的言論控制與黑名單身份，讓邱永漢以二二八後台灣認同的主題作品不可能見於本島。另外中華民國政權戰後在台灣強力禁絕日文，等到邱永漢作品可以進入台灣時，有能力閱讀這些作品的台灣日文讀者也幾乎凋零。（註1）而他回台後，作為「賺錢之神」的名聲高於作家的一面，與台灣文壇的接觸也是十分尷尬。在地作家們曾提出他應「回饋故鄉」幫助台灣文學發展時，遭到斷然拒絕，讓許多文壇人士十分不諒解。其中吳濁流便曾寫了〈借問！邱永漢先生〉一文，指出：「一個有成就的前輩作家，豈可賺錢至上，對指導後輩的事，似乎也有其責任和義務吧？如果，徒以營利為目的而歸來，與普通商人何異？因此借問邱先生？」而邱永漢則是回應，經濟發展時，各種相關的文化政策和建設，亦即文學教育、藝術學校、畫廊與美術館等，應該要在整體的策略發展之中一一到位，但偏偏台灣文學界的人，總是不在這個架構裡面思考。岡崎郁子推測，這一連串的內幕與衝突，應該也是後來邱永漢被台灣文學冷落的原因。
邱永漢的香港書寫與「後時代革命」的比較
邱永漢的文學在台日兩地皆遭到埋沒，反映台港特殊歷史關係的文學書寫，一直沒有進入現下台灣讀者的香港想像當中。但近期香港的政治動盪，與後來許多港人選擇遷移海外如台灣與前殖民母國英國的情境，令我又重新想起了這些珍貴的臺人經驗與文學作品。在閱讀《後時代革命》的書寫時，也一直不斷想起邱永漢的香港主題作品，即前段提到的《香港》和《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兩相對比之下，道出了時代的無奈與追求自由時面對離散的勇氣，如《後時代革命》序文中即提到：「⋯⋯若離開香港是為了維持思想、言論的自由，在安全的環境，我們更加沒有噤聲的理由。在爭取民主、尋找族群身份方面，台灣人是前輩。但香港人的經歷在在示範了民主自由是株傲驕的小花，要靠每個人世世代代去守護⋯⋯。」
根據《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一書，邱永漢在二二八事件後原本任職於華南銀行，有天接受友人秘密請託，表示當時已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而流亡香港的廖文奎及廖文毅（註2），想找能有對世界局勢了解的人才協助草擬向聯合國的請願書，在還未簽訂舊金山和約的當下，希望國際決定台灣未來地位時，應訴諸公民投票。該過程極為縝密，邱永漢先在台灣草擬確認後，立即將原稿燒掉，再到香港重寫。據他描述，這時由於在代管期間，台灣人無法像日治時期申請護照後即可出國，但南京條約割讓香港時，清國有要求此地要讓中國人可自由出入。這時台灣的政治逃亡者們，便常以這國界間微妙的破口進出或者偷渡。之後請願書透過美國媒體曝光，台灣內部輿論譁然，刺激了黨國的敏感神經，邱永漢也因此逃離了台灣，開始他流亡香港的生活，直到之後定居日本。而當下香港人來到台灣的方法，以《後時代革命》中的訪談對象為例，特別是年輕的香港人大多以求學的名義來台，畢業之後再做打算，事實上連高仲明本人都是透過「就業金卡」的制度來到台灣。是否長住此，抑或是要前往第三地，端看未來的選擇，也是政治離散者們需要面對的難題。
而在「後時代革命」中，有一位34歲的訪談者化名為阿爸，來自反修例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中的「暴徒家庭」，即在抗爭現場認識到了許多十幾歲到二十多歲不等的夥伴，他們因為政治理念與原生家庭決裂，最後反而在互相照應的過程中，漸漸地建立出一個沒有血緣，但共患難的「家」。2019年11月，震驚全球的香港理工大學事件發生時，「阿爸」一家也被困在裡面。之後他成功來到台灣，但他在香港的帳戶卻遭到凍結，積蓄也因此泡湯。現在阿爸在台灣找到穩定工作，也與部分的「子女」重逢，希望在台灣安身立命。這類新的人際互助形式，邱永漢在香港時，也有類似的經歷，當時他直接投靠廖文毅，並且一同住在香港，有了相同的政治目標，彼此也因同鄉情誼在異鄉生活。但也是在那時候邱永漢也嘗到了各種人情冷暖，例如因為沒有特別給香港女傭加錢，她便刻意略過處理這些同住者的房務事宜，這樣的差別待遇，或許是邱永漢後來重視經濟投資的重要原因。
在以金錢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香港，邱永漢則是開始了所謂的「謀生事業」，在廖文毅的支持下，他試著將許多生活用品，以家庭郵包的名義寄到當時物資極度缺乏的日本，由當地的家人協助販售後將錢匯寄給邱永漢，他也因此能在香港安身立命。經濟問題對於在台灣的港人，也是需要面對的一大課題，在《後時代革命》中的Andy Lam便以港式餐廳為主業，同時也是外地人最常於國外居住地常見的創業內容，知名台獨運動人士史明在東京的新珍味即是一例。Andy Lam則是在去年台灣陷入疫情風暴時，發起送便當給鄰近醫護的活動，願以一己之力為台灣社會貢獻，並積極聯繫在台港人的社群，為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因而成就一樁美談。
由於邱永漢的香港書寫，其背後隱含的政治議題，在當下的台灣以及中國等地，仍有一定的敏感度。再加上前述他與台灣文學圈的衝突，造成原本可以對比當代香港變動的台灣二二八後的政治離散經驗，完全不在當下台灣人的集體想像當中。而本文則試著藉由此次高仲明攝影個展的機會，比較這些影像書寫與邱永漢創作的異同，重新喚回這個被塵封的歷史記憶之餘，也希望能給予台灣社會及在台港人一個解讀彼此離散歷史經驗的素材與方向。
註1 參考自：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臺北：前衛出版，1996。
註2 之後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核心人物。
陳飛豪( 113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