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以遺址發掘為主題的出土器物展覽,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現正舉辦的「吉金鑑古:皇室與文人的青銅器收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特展,乃是針對中國歷史上古銅器鑑藏文化現象多方探討。展作豐富精彩,年代橫跨古今,除了包含館方自身藏品,更有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美國知名美術館和重要私人收藏的文物共180餘件。本次策展人汪濤和張璐表示,希望借此展覽能向觀眾呈現古代青銅器的悠久賞鑑傳統,聚焦從中衍伸的復古運動與金石研究,並對關鍵人物及其社會環境進行闡釋。(圖1、2)
圖1 展場入口,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圖2 展場陳設現況,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考古
根據考古報告顯示,早在夏文化時期,上古中國已經延續新石器時代的製陶傳統而進入青銅階段。此後青銅器具的種類、形制與紋飾都因時間、地域和族群的緣故產生不同變化歷程,進而彰顯出品項繁博、多元造型及裝飾各異的特點。青銅,一般是指銅、錫和鉛的混合物,可包括銅鉛、銅錫或銅錫鉛等合金,且在中國境內的主要製造技術為塊範法(又稱陶範法)與失蠟法兩類。青銅器的原料色澤、形式組合、圖像紋飾、銘辭文字、類型功能以及生產工藝等面向,都是吾人鑑賞研究的切入點。
圖3 商代晚期〈鳥尊〉,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在本展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件造型出眾的商代晚期〈鳥尊〉(圖3)。該作品高15.9公分,是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品。其結構靈巧生動,紋飾繁複精美,展現典雅莊重的姿態。這件器物原是當地知名藏家凱特.斯特奇斯.白金漢女士(Kate Sturges Buckingham,1858~1937)的舊藏。身為富豪名門之後,她很早就對東方古董產生熱愛,尤其對中國青銅、陶瓷與日本版畫情有獨鍾。從1921至1938年間,她陸續向館方捐贈多達400餘件的中國青銅器,以藉此紀念她的妹妹。這批文物便成為該館亞洲藝術的奠基收藏,文化影響力極其深遠。
1946年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查爾斯.法本斯.凱萊(Charles Fabens Kelley,1885~1960)與當時在芝加哥大學講學的中國學者陳夢家(1911~1966)共同合作,編撰一本《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內容收錄館藏42件從商至漢的青銅精品,可作為記錄流散海外文物的參考文獻。書中凱萊關注器物的造型紋飾,同時涉及鑄造技術等特徵;而陳氏則在概述與考釋篇章中,強調器形分類和定名方式,特別針對禮器概念和銘文解讀加以著墨,反映當時中西方對青銅時代考古的學術前沿。
禮儀
若以功能用途區別,中國古代青銅製品可略分為容器(飪食器、酒器、盥水器)、樂器、兵器、農工具和其他生活雜器。當中容器和樂器主要使用於祭祀和宴會等禮儀場合,是專為統治階層所設計製作,通常也被稱為「禮器」。依照往昔文獻記載,不同等級的王公貴族必須依其身分地位,使用與之相符合的禮器種類和數量。所謂的「列鼎制度」,就是這種儀式規範的具體表現,如同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和元士三鼎。此項措施不僅強化宗法制度和等級劃分,亦鞏固掌權者內部政經利益的秩序分配,成為「明貴賤,辨等列」的社會特徵。
圖4 西周中期〈師趛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屬於傳世禮器的展品西周中期〈師趛鬲〉(圖4),現藏北京故宮。表面曾有打磨上蠟痕跡,顏色黑中透亮,器形精緻美觀。外部紋飾以回形紋、夔龍紋和重環紋組成,形象線條寓動於靜,透露莊嚴肅穆的氣氛。內壁刻鑄銘文五行29字:「唯九月初吉庚寅,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趛。」此件作品原屬清代文人費念慈(1855~1905)舊藏,他還因此取字號為「趛齋」。1950年代本器進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因為是迄今為止所知青銅鬲器中最大型且最華麗的一件,遂有「天下第一鬲」之美譽,增加此件國寶的歷史意義和美學價值。
圖5 西周〈銅柉禁及酒器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另一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珍藏的西周〈銅柉禁及酒器組〉(圖5),也是本次展覽的明星展品。這是目前出土銅禁(盛放几案)和共存13件九款酒器(觶、卣、盉、觚、斝,尊、爵、角、勺)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銅器組,珍稀異常實屬罕見。作為祭祀之用的柉禁酒具,1901年出土於陝西寶雞,之後進入清末金石藏家端方(1861~1911)之手。1924年端方子孫透過加拿大裔美國傳教士暨鑑藏家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的仲介,把此套文物出售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成為公認的鎮館之寶。1907年端方及其幕友曾在南京留下合影,照片中即包括〈師趛鬲〉和柉禁酒具。百年之後,兩件珍品再度聚首芝加哥,殊為難得的盛會。
崇古
約在漢代之際,出現兩種類型的古物鑑藏者:皇帝與士大夫。前者視古銅器為天命瑞相,並象徵倫理道德與體現政權的合法性。收藏對君王來說,並非只出於個人興趣,而更強調其對維繫王朝的統治作用。後者則是透過蒐羅和專研,企圖傳達新價值觀,並凸顯個人品味和身分認同。到了宋代,時人力圖「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始從「考古」、「博古」,而趨向「仿古」與「玩古」,影響元明時期的金石賞鑑活動。其中要角包括屬於仕宦階層的劉敞(1019~1068)、歐陽修(1007~1072)和呂大臨(1044~1091)等人以及宋徽宗趙佶(1082~1135)。尤其宋徽宗在1107年時設置議禮局,並「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且下令敕撰《宣和博古圖》,說明官方積極收藏、製作與整理青銅器。
圖6 西周早期〈厚趠方鼎〉,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
〈厚趠方鼎〉(圖6)為西周早期飪食器,高21.3公分,重2.4公斤,現藏上海博物館。外腹裝飾獸面紋,內壁刻有銘文五行34字。內容記述成周年間,厚趠因受上司溓公賞賜,而製作此鼎來祭祀父親辛,希望日後子孫能永寶珍愛的紀念歷史事件。該器鑄作精細、紋飾罕見,其饕餮雙角特長而下垂,尖端之處又作勾曲卷狀,曾著錄於南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這條線索也透露這件方鼎,極有可能在宋代時就已現身於世,後來進入清末金石學家陳介祺(1813~1884)收藏裡,流傳保存至今相當不易。
自宋之後,鐘鼎彝器成為專門學問,誠如王國維(1877~1927)所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方面無不用力。」重要編著包括劉敞《先秦古器記》、歐陽修《集古錄》、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王厚之《鐘鼎款識》與王俅《嘯堂集古錄》等。這股崇尚金石的復古運動,也影響日後藝文界之學風思潮。展品明代鄭重(活躍於約1612年至1648年間)〈品古圖〉和清代蕭晨(活躍於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東坡博古圖〉,皆是描繪文人雅士鑑賞古物的聚會場景。兩位創作者都以精細用筆和清麗色調,生動地表現鑑賞雅集人士的儒雅風範和潛心品古的專注神態。
禮樂
中國先秦時期的政治社會與禮樂制度密切相關,所化現的物質載體則是青銅禮器和樂器。若以三代樂器種類來說,主要有鈴、鐘、鎛、鐸、鐃、鉦、鼓、鉤和錞于等。這些文物不僅反映古人對禮樂的認知思想和精神規範,也代表當時豐富的音樂文化。透過演奏樂器、傳達聲音的方式,藉以調節個人情感和行為,體現自然與眾生的和諧共存,企圖達到「天人合一」的極致境界。現在對青銅樂器的研究,多側重在外觀形制和使用功能,以及其對音律結構發展的影響作用。
圖7 西周〈鐃〉,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收藏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西周〈鐃〉(圖7),原是白金漢女士的舊藏。鐃是中國早期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經常出現於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多出土在河南南部、山東南部和陝西關中地區。其歷來形制變化不大,通常器形似鈴而稍大,口部呈凹弧狀,並附有中空與器腔相通的圓管短柄。使用時則手握把柄,鐃口朝上,並以棒槌敲擊中間部位。根據《說文》記載:「鐃,小鉦也。軍法,卒長執鐃。」在《周禮.地官.鼓人》亦提及「以金鐃止鼓。」說明此器與軍旅戰事的關係。但是,鐃也可被用於祭祀和宴樂當中,搭配其他樂器而共同演奏。
圖8 北宋徽宗朝〈大晟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周至偉。
以「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為己任的宋徽宗,極重視隆禮制樂。所謂「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這位藝術家皇帝便試圖以音樂移風易俗,期冀達到美化治民的理想國度。他重訂音律樂制完成「大晟樂」,且下令鑄造與之相應的青銅編鐘。公元1105年共12套編鐘完成,總計336枚,鐘身刻有「大晟」二字,至此成為徽宗心目中的最佳雅樂,堪稱宋樂之始。但在靖康之難(1125~1127)後,這批大晟編鐘散落各地,至今流傳於世者約有25件。此次展出的鐘器(圖8)出自北京故宮,鐘紐鑄刻雙龍造型,鐘面製有蟠虺紋,器形典雅樸質,紋飾華美出色。
鑑古
清代鑑藏之風鼎盛,尤至乾隆朝(1736~1795)時更達高峰,可謂集歷代收藏之大成。1749年起,廷臣梁詩正(1697~1763)等人受命仿效宋代《宣和博古圖》體例,編撰《西清古鑑》四十卷,收入彼時內府所藏青銅器物1436件和鏡93面。每卷首名列器目,依器摹繪圖像,次附說明,另注方圓圍徑、高廣輕重及摹寫銘文與註釋,對於推動古銅器的研究進展甚大。1779年乾隆再度敕編《寧壽鑑古》十六卷,共收青銅器物600件和鏡101面。從1781年至1793年間,王杰(1725~1805)等人又撰寫《西清續鑑》甲編與乙編共40卷,前者收錄商周青銅器物844件及鏡100面,後者則有高古青銅器物798件與鏡100面。世人遂把這些著作合稱「西清四鑑」,為了解銅器鑑藏門類提供豐富文獻與圖像史料。
圖9 清代乾隆朝〈西清古鑑銅鏡冊頁〉第八函,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周至偉。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進一步把前述他敕編書籍內所收錄的古鏡實物,採行匠心獨運的收儲設計,珍藏於與圖譜同名的書冊式函匣中,且作為宮室收藏保存之用。本次展出的〈西清古鑑銅鏡冊頁〉共有三函,皆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每套鏡匣裝幀大方雅緻,顯示乾隆對古代銅鏡收藏的重視喜愛。例如在第八函中(圖9),胎匣右側上方擺放漢代銅鏡,下方為唐代作品。左側部分則是一幅由宮廷畫家勵宗萬(1705~1759)繪製的山水畫,其上並對應一首五言絕句詩。而在第四十二函裡,一樣安置漢唐古鏡二件,另有「漢明光鑑三」與「唐十二辰鑑二」的黃籤題記,以及所儲銅鏡的品名描述和寫真畫片。
圖10 清代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北京故宮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乾隆皇帝對古物品評的深厚興趣,還可從〈是一是二圖〉中看到。畫面上皇帝身著漢服,正坐於榻上欣賞各類雅玩。此畫構圖原本仿自清宮舊藏的宋人冊頁,但宮廷畫家卻把圖中文士替換成乾隆本人,表現其愛慕古人風雅的情趣姿態。繪畫裡出現的銅器和珍玩,應為當時皇家實際收藏的品項,可以想見日理萬機之君王的暇日嗜好場景。除了帝王,宮苑女子亦參與文物賞鑑活動,一如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圖10)所示。圖中仕女側坐斑竹椅上低頭沉思,身旁環繞的多寶格架上陳設精美器物,如瓷洗、僧帽壺和青銅觚等,具有典型的宮廷富麗堂皇氣氛,顯示閨中女性欣賞博物的閒適情懷。
畏友
對於歷代文人藏家來說,青銅器鑑藏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智力活動與學術興趣。若與帝王相較,這些古物的政治性功能與象徵,並非文人藏家關注的焦點。相反地,他們更熱衷於專研器物的形制內容和如何解釋銘文,藉以證明古代圖書內容的真偽、勘正文獻的誤謬以及增補典籍的缺失。經由鑑賞古物一事,各類的文會雅集得以成形,不僅眾人可發展出深厚友誼,也觸發彼此的良性競爭。正如上述提及,從宋代之始,士大夫群體便透過感性欣賞與知性探索,出版相關青銅器收藏目錄,使得三代鐘鼎彝器成為他們共同的對話語言與收藏崇尚的目標。藉此進而在社會與文化階層中,得以和他人區隔開來,以塑造優越身分地位與累積更多文化資本。
清代乾嘉之際,當皇室典藏文物的規模日正當中時,仕宦文人也不遑多讓。1796年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與1804年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著錄出版,堪稱是晚清金石學崛起的前導。在1840至1911年間,曾出現大量編撰的古銅器圖錄與參考書目,例如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劉喜海《長安獲古編》、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恆軒所見藏吉金錄》、吳式芬《古錄金文》、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與端方《陶齋吉金錄》等。這些鑑藏家互稱師徒學友,密集交換拓本以便利比較,他們成為清末青銅器鑑藏界的中堅分子。
圖11 晚清〈吳大澂齋集古圖.下卷〉,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圖為局部之一。
圖12 晚清〈吳大澂齋集古圖.下卷〉,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圖為局部之二。
這股在藝文學界掀起的金石熱潮,頗能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畫作〈吳大澂齋集古圖〉中反映出來。此作共分上、下兩卷,各自長度為1462公分與1696公分。卷前皆繪有吳大澂(1835~1902)肖像及藏器,並以墨拓和繪畫的表現形式,展示其金石收藏和學術考證的熱忱與成就。上卷圖像為任薰(1835~1893)所作,而下卷肖像則由胡琴涵(生卒年不詳)完成,其餘背景和器物都出自擅長摹古的陸恢(1851~1920)之手(圖11)。在畫卷之後則有吳氏所藏部分古銅原器全形拓及銘文拓片(圖12),兩卷共含102件從商至漢的古文物。圖中有數件器形與銘文從未出現於往昔著錄中,能夠提供新的研究材料。此外,由於畫卷保存了器物的外觀型態,得以彌補之前缺失器形訊息的遺憾。
墨拓
墨拓是中國古代經常使用的一種複製方式,過程是把紙張覆蓋在有文字或圖案的器物或碑版之上,再用墨色將其打拓出來,以便於長久保存與流傳遞送。然而,約在清代乾嘉時期,為了進一步精確掌握器形外觀,遂出現「全形拓」的專門技術。全形拓,亦稱圖形拓、器形拓或立體拓,乃是一套應用裱拓、素描與剪紙等手工門類之綜合技藝。除了上述〈吳大澂齋集古圖〉裡存有眾多範例,在晚清畫壇裡也出現不少名為「金石博古花卉」的新興畫題,這類結合傳統博古與清供圖繪的作品,傳遞出如「吉金樂石」或「金石延年」的吉祥寓意,特別博得江南城市居民的喜好。受到清代考據學和金石學的啟發,此種風行於書法和繪畫藝術中的金石趣味,當時便成為最出色的創作變革。
古今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舊體制遭逢巨變,開始逐步邁向現代化的姿態與世界展開對話。昔日的清宮帝王舊藏一分為二,成為現今兩岸故宮的基礎原型。更多的民間私人收藏則流散全球,無論是在倫敦、紐約、巴黎、柏林或東京,皆可探尋到精湛的名品佳作。進入21世紀後,中國青銅器鑑藏領域展開新氣象。在大學院校中,已有設立專門師資,並展開教學、培育人才。在文博機構裡,三代古銅器則為各大館方收藏與徵集的重點,並視為是華夏古代文明之代表。而在古董市場上,鐘鼎彝器更是收藏家與投資客的熱門選項,尤其在近年來的拍賣場次內更可見到此一現象。由此看來,古青銅器依然持續吸引和激勵今日群眾,呈現活力十足的傳統能量。
圖13 商代晚期〈小臣系卣〉,上海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若要挑選一件作品總結本展的話,那應該就是〈小臣系卣〉(圖13)。這件方卣完成於商代晚期,屬盛酒禮器之一。高49.2公分,重14.9公斤,紋飾布局有序,器形端莊典雅。蓋內和器底鑄有銘文15字,說明小臣系受王賞賜而製作此器來祭祀先祖乙。儘管出土時間已不可考,但在〈吳大澂齋集古圖〉卷中可見器形全形拓和銘文拓片。清末民初時該器從吳氏之處散佚,輾轉進入日本藏家手裡,此後並多次收錄在重要青銅器圖錄中。2010年這件傳世重器出現於市場上,上海博物館便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花費巨資收購,並賦予國寶之名。2017年當代藝術家泰祥洲曾對此器繪製一幅水墨作品,其高度寫實手法產生不少迴響。透過回顧這件方卣的社會生命與文化傳記,觀眾得以體認到中國古代青銅器所承載的豐富歷史感和當代性。
吉金鑑古:皇室與文人的青銅器收藏
展期:2/25~5/13
地點: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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