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科學合作中的科學家多樣性

約莫在2011年左右，我除了牙醫師的工作之外，也開始學習藝術與設計，並持續穩定地保持創作的工作狀態至今。這10年間，我漸漸地把心力都投注在探索作為一個藝術家如何可以與科學家合作，並創造出原本單一領域較難發生的知識與經驗的產出。在每一次與不同的科學家合作的過程中，我發現每個科學家都有其獨特的狀態，而該狀態往往會對於我們的「藝術與科學的合作」產生影響，並形成這種跨領域計畫的多元風貌。這篇文章我想要試著爬梳過往自己與不同科學家合作的經驗，並分享不同科學家的差異對於合作過程所產生的影響為何。

在創作初期，作為一個還在學院裡的藝術設計學生，我在沒有文化機構的協助之下，科學家的連結大多來自本身的人脈網絡。由於高中三類組以及大學在醫學大學的求學背景，很幸運地我可以透過以前同學的介紹，認識到同樣在研究所就讀的理工生醫背景的研究生。但合作的模式多停留在詢問相關領域問題，得到科學知識上的回饋，並透過彼此溝通的過程去激發創作的靈感，但若想要更進一步得到實驗室的資源則比較困難。畢業後正式在荷蘭以獨立藝術家與設計師的職業工作之後，開始有機會參與一些由特定平台所推動的藝術與科學合作的競賽或駐村，透過文化機構的媒合，我因此有機會與大學或是研究機構內的教授合作。由於合作的科學家是教授，足以使用實驗室的軟硬體資源，甚至對於實驗室的人力也具有調控的能力，有時候與我合作的教授會指派其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生或碩士生加入我們的合作計畫，並執行一些實體的實驗工作或是更多的行政細節。簡言之，當與科學教授合作的時候，藝術家在這個跨領域計畫的執行上，也相對地有更多的財務與人力的資源可以合作與使用，教授則負責在與藝術家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與思考上的激盪、交流與共創。

這個心得讓我開始反思在「藝術與科學合作」中，我們常常會很在意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對等共創，並討論這樣的合作是否有同時回饋到藝術領域與科學領域。「藝術家」與「科學家」在合作的「對等性」是非常關鍵的，然而這樣的對等真的百分之百的存在嗎？我還記得我在2018年的時候，參與荷蘭生物藝術與設計獎的比賽，在參賽過程中，我與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植物學教授Rashmi Sasidharan媒合成功。那次的參賽經驗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因為平台開放徵選的藝術家與設計師，要是剛畢業5年內的新銳創作者，然而該比賽所提供媒合的科學家都是大學教授。也就是說藝術與科學兩方的代表，事實上在自身領域的職涯歷程中是有落差的。雖然剛畢業的創作者與資深的科學領域教授不必然一定會有溝通上的障礙，但是我認為在資源掌控的能力上是必然會有其差異的。資深科學家能夠較容易使用實驗室內的學生人力，也已經有豐沛的經驗在處理該如何取得計畫補助，相對地年輕創作者即使具備高度熱情與創作專業，但調度人力與經濟資源的能力上一定還是在比較初期的階段。這樣的差異是不是有可能間接地影響到藝術家與科學家合作的對等性呢？除此之外，該比賽更在參賽過程中設計了參賽創作者與科學家的快速約會（speed dating）活動，活動結束之後雙方會各自寫下想合作的人的順位，所有12位科學家都會得到與創作者的配對，但是在這一個關卡中會有4組參賽創作者被淘汰，無法與科學家配對。也就是說，這個比賽機制創造了一個科學家與藝術家在職涯歷程上的差異，更透過比賽設計讓科學家有權力篩選自己想要合作的藝術家，但是藝術家卻處於較為被動的、被挑選的角色。無意間這個比賽形塑了一個藝術家與科學家的階級結構。

2020年中我受邀加入Studiotopia這個歐盟的藝術與科學計畫，成為受邀13位藝術家的其中一位。在這個計畫中，他們採取先邀請藝術家再對科學家進行徵選的模式，試圖翻轉過往「藝術與科學的合作」都是科學家選藝術家的流程與模式。我在這個計畫裡與根特大學的微生物學教授Sofie Goormachtig和魯汶大學的癌症生物學教授Jean-Christophe Marine媒合成功，並開始進行兩個不同的跨領域計畫。在這次的合作中，我發現因為我個人職涯狀態的變化，以及該計畫所設計的媒合方式是由我挑選科學家，而讓我與科學家的合作也更加對等。從2019到2021年間，我在荷蘭與台灣都開始了我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有實習生與其他合作者，此外我同時也開始在大學的藝術與設計科系擔任兼任助理教授並進行教學工作。也就是說在職涯上的位階，我與我正在合作的比利時科學教授們是更為接近的，這也讓整體上的資源調度與人力的分配都更加成熟穩定。這樣的對等性對我而言的確創造了一個更舒適的合作狀態，讓科學與藝術的合作在思考與概念層次和執行的業務上都可以更為對等順暢。這些合作經驗都讓我發現，當文化機構在設計一個新的藝術家與科學家媒合與共創的平台時，很可能在設計的細節裡面，強化抑或是降低藝術與科學平等協作的可能。

除了上述所說的，過往十年的經驗裡，我與各式各樣不同的科學家、醫師合作，我發現這些科學家本身的特質與背景，也會對合作的過程產生很有趣的影響。舉例來說，我在幾個與中醫有關的作品《虎鞭計畫》（2018）與《千年人參計畫》（2019）中，其中一個關鍵的合作者陳柏勳醫師就給我了一個很特別的合作經驗。他除了有中西醫的學歷與中醫的臨床經驗之外，也有科技與社會的學術背景。他在陽明大學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畢業後，現在正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生醫健康學院的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研究中心進行博士研究。簡言之，他是一個同時具備生醫科學背景與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醫師。當我與他進行合作與討論計畫的時候，我們的對話往往可以穿梭在不同的專業術語之間，上一句話可能還是平常醫院裡面大家常使用的醫療術語，下一句話可能就進入到人文學科習慣的批判性討論，參考文獻也可以從醫學論文瞬間跳到人文期刊。以往與科學家合作的經驗，往往需要很費心地去處理溝通上的細節，因為彼此所習慣的專業術語是有區隔的，但是與陳柏勳醫師的合作中，由於他受過人文學科的訓練，因此讓我們可以沒有所謂人文與理工的溝通障礙，讓合作的討論與思辨的深度可以往更深的地方挖掘，對我而言這的確是讓「藝術與科學的合作」產生更多可能性的重要關鍵之一。

這樣的經驗在我最近的新計畫《祖母母親》（2020-2021）中又再次的發生，也讓我更加認為合作科學家的背景與個人狀態對跨領域實踐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祖母母親》這個計畫是在討論超高齡產婦作為代理孕母的未來想像，尤其是該主題所延伸的眾多倫理與社會議題。其中一位關鍵的合作醫生是同樣畢業於陽明大學的婦產科醫師陳鈺萍，她除了受過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之外，陳鈺萍醫師更是台灣溫柔生產的先驅推動者。醫學與社會學的訓練並沒有讓她只有止步於學術的圈子，她創立了「好孕工作室」 並以實際的行動去推動她的跨領域實踐。在與她的合作中，除了同樣沒有專業術語的藩籬之外，她的實踐也成為了我的創作的關鍵養分。透過她的介紹，我的團隊有機會與她的同事楊育絜醫師一起合作，甚至邀請醫師成為表演的一部分，一起討論劇本的內容，或是讓醫師在演出中加入其對未來婦產科醫學的科技想像。我還記得某幾次的工作會議與演出彩排時，團隊中的戲劇構作、導演以及婦產科醫師的對談和討論，激化出了一些新的有趣想法與創作走向，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藝術與科學的交匯瞬間，被建造出的共創結構是非常純粹、迷人且令人期待的。

根據我與科學家合作的經驗，我發現每個科學家本身在科學系統的位階、求學時學術背景的不同，對「藝術與科學的合作」產生許多大小不一的影響。甚至科學家是「自然科學」還是「應用科學」領域、科學家的個性、對於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活動的好惡等各式各樣的變因，都可能會造成藝術家與其溝通和合作時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最終也都會回饋到作品本身。換句話說，科學家的多樣性某種程度上也會造成「藝術與科學的合作」的多元成果，而這些互為因果且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很值得有更多的學術研究去探勘。我好奇的是，這些差異是不是會間接直接的影響藝術家跟科學家在合作中的對等性，以及這樣的影響會到什麼程度？而當我們一直在追求所謂藝術與科學的對等合作狀態，會不會反而限縮了藝術與科學合作的多元走向？舉例來說，一個科學研究生雖然在資源掌控的程度不高，但是或許還是很有機會給與藝術家很多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一味追求有計劃主持人資格的科學家才是好的合作對象，是不是就扼殺了其他的協作可能？或是有些藝術家的學習能力很強，或許不需要持續不斷地找尋科學家合作，藝術家自身就可以靠自學去完成自己腦內的「藝術與科學的合作」？這些疑問我都尚未有解答，這也很可能會因為每個藝術家自己本身的興趣與專業而產生大相逕庭的答案。但我認為「藝術家」與「科學家」作為「人」而產生的各種區別，是會產生各種「藝術與科學的合作」的歧異，而這些歧異的網絡關係、前因後果，看似枝微末節但可能是關鍵因子的多元性，都豐富了這個領域，也綻放了許多未知的世界等待我們去探索，在這個面向我的心情是非常正向肯定的，同時也時常因為看到有趣的跨域成果而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