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風回小院畫堂深，笙歌未散，依舊似當年——古都的收藏文化與文化收藏

作為台灣的文化發祥地，台南歷經300多年的發展與積澱，構成了今日那閑、淡、雅、適的步調與品味生活。提及古都「台南」，多數人腦海中隨之浮現的多數是那沉澱著時光，翩然舞於舌尖上的滋味變化。又或者，幾許凝思後，「古蹟」、「廟宇」亦逐漸地浮顯於腦海印象中。漫遊在台南的曲折巷弄間，彷彿「古都」僅僅是氣味與空間所構成的某種供文青追逐的氛圍，卻忘了真正顯露文化與歷史厚度的，乃是生活於城市中的人；是台南人的味蕾構築了古都的食物品味，同樣地也是台南人的傳統，保存了老廟和儀式。然而，或許真正能顯露古都文化其精微、細膩的還在於吟詩誦詞的文學雅好、舞弄丹青的藝術活動乃至於收藏名家手筆的風氣，甚至細細登錄文化資產的用心與重視，這些深藏於生活表象下的文化底蘊，塑造了「台南」作為台灣文化圖像的骨架與肌理，而味覺與空間則膚附其上。

討論一個剛剛成立美術館的城市其收藏文化並非易事，但台南仍舊留下了幾許蛛絲馬跡，供我們去想像、推敲古都仕紳的收藏習性。從紀錄上來看，17世紀以來台灣的仕紳便有共組詩社或樂社的習慣，例如明末清初的文人沈光文便在今日的善化（目加溜灣社）組織了台灣第一個文學社群「東吟社」，而台灣最古老的南管舘閣「振聲社」亦成立於200多年前的台南水仙宮，從歷史記載來看，台南早已是一個懂得欣賞音樂、文學創作的風雅城市。因此不難想見，當時仕紳的生活意趣，收藏藝術品與文物的雅好，應與文學及音樂的賞玩一般。

關於戰前的藝術收藏，相關文字資料或許還有待方家指教，但戰後發刊的雜誌《台南文化》中卻拾手可得，例如林斌先生便曾在第四卷第一期寫了一篇〈記謝琯樵與呂世宜〉，分享自己收藏的喜悅。文中林斌以傳統的開卷詩格式，娓娓道來自己的收藏來歷：「…甲午春正月，獲謝琯橋所作墨竹，呂世宜行草大幅各一，完好如新，喜出望外，」這仿如購藏紀錄的文字，讓我們清楚地看見了其收藏的作品類項，乃至於收藏年、月。這樣的記載，即使放在今日亦是十分良好的收藏購入建檔紀錄。其後他進一步地展現了「痴人」的認真與熱情，告訴讀者，謝琯橋及呂世宜作品的特質與其擅長的畫類，乃至於遊台的足跡，以及筆墨蹤跡何在的線索。更有甚者，在短短的文章中，他甚至補充說明了和謝琯橋同時代的台灣藝術家，還有所謂的東、西（呂世宜（西村））、南、北四大家，甚且更無意間告訴讀者，藝術家（謝琯橋及呂世宜）在台灣最大的收藏家及贊助者是何人。值得注意的是，林斌於文中寫道：「日據後，日人亦以文字敘述及之，譽為『台灣金石學之導師』」；「日人有謂台灣隸書皆呂西村一流也」，更映射出日治時期對台灣藝術史及文化史的研究與考察。

林斌的文章一方面反映出古都仕紳的風雅品味與偏愛，同時也顯現了自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鑒識收藏閱玩〉其「夫識書人多識畫……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以來的收藏觀點，真正的收藏不僅是作品的獲得，還需具備鑒識、閱玩的能力及見識，也因此對於作品特質及藝術家典故與專擅，乃至於交遊、往還的贊助者及收藏家等的認識與知識，全成了「收藏」的一部分，從而一件作品所包含的不僅是畫面上、紙頁上的圖像、文字，還包含了一整個藝術家與仕紳文化的故事。

除了林斌的文章外，針對同一期的封面《雲龍》圖，編委會更進行了詳細的圖像意義乃至於收藏者的內容介紹以及「民間藝術，每因事局變革，則遭毀廢，此件之得，猶流沙斷簡，雖陋而堪珍，取為封面，固非重其藝術也。」選擇其作為封面的原因。編委會對於封面的詳盡說明，可以看出台南即使在戰火方歇的年代裡，依舊保持著其古老的文化教養與風雅身段。並且深刻的體認「文物」在時代變革中的脆弱與流失，在那個尚未有所謂「文化保存」概念的年代裡，這些文化仕紳早以自己的方式保留著歷史依稀的身影與圖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於傳統藝術的熟稔與雅好，除上述二例以外，隨處可見於當年的文化性雜誌中，無論是《台南文化》還是《南瀛文化》、《文史薈刊》等，皆可見到這樣的文字記載以及名家字畫作品作為封面的狀況。甚至，文章還會針砭歷史記載及著者品味，乃至於藝術創作類型盛衰的背後原因。

在《台南文化》第四卷第二期中，可以看見「台灣石刻之藝術，向不受文人之重視，稽索古籍、未得片言。連雅堂先生之台灣通史，亦僅於卷二六工藝志雕刻一題作『唯雕玉刻石尚不及閩粵』……夫鄉土歷史之研究，應自有其尺度……台南石刻，件數頗多：取材廣泛，材料不一，刻度有殊，精粗各別，足以登藝術之林者。非可以一二指數也。……但惜無偉大…推究台灣之所以不能有偉大之石刻者，缺乏材料也。」及「連雅堂氏台灣通史……：『雕刻之術，木工最精，台南為上……嘗以徑尺堅木，雕刻山水樓台人物，內外玲瓏，栩栩欲活，崇祠巨廟，以為美觀……。』此與台地盛產雕木之材（如石柳茄苳之類）有關，材料概豐，巧匠易施。用之者眾，製之者有利可圖，世業之家以是得存，故精美之作，代代有之。」的評判與思辨文字。

而或許最能體現，台南文物收藏文化的還來自於更微不足道的一份猶如列冊般的文物清單中，在民國44年12月25日發刊的《南瀛文獻》第三卷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列出了一份簡單的文化收藏清單，不僅詳細分類更清楚的記載收藏地點與人士。這樣的文物清冊登錄態度，或許還承繼了日本政府明治四年（1871）制定的「古器舊物保存方（法）」以來的文物登錄與保存的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台南仕紳的收藏偏好，或許可以從連景初的文章〈含珠蘊玉的古都文物〉中「字則真草隸篆，畫則山水人物花卉，專號所選各幀，多為本市舊家珍藏……」，「書畫則為各收藏家所供給；當太平洋戰爭時，台南被炸頗劇，各舊家收藏書畫等，多有損失……」這樣的描述中，約略看見輪廓。儘管西畫隨著日治時代的教育開始普及，然而仕紳的品味似乎仍保有著對傳統文人書畫的偏愛與雅好。收藏及品味藝術，並非可一時之間積累與養成的生活態度，而台南作為台灣最古老的城市，或許存了最深、最原味的文藝收藏文化，而這樣的仕紳身影或者還可以從台灣俳人黃靈芝身上找到那個年代的風雅姿態。

有趣的是，儘管這些文藝雜誌所談多涉及字畫、木石彫刻和陶藝等，現代藝術卻幾乎完整缺席，這或許也體現了柳宗悅所提倡的「民藝論」的觀點，那滲入生活點滴的品味。儘管品味與時代或許都改變了，但畫堂深處，台南的收藏文化，應該還似當年的林斌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