蒔花弄草憶舊時，專訪台北故宮「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策展團隊

《如懿傳》中的一盆綠梅，一句「南方的綠梅到了北方，終究還是會水土不服」，貫串了男女主角後半人生的情感轉折，小小的盆景瓶花，便可能是當時深宮內院中人們的心靈寄託所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於11月3日起，配合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舉辦「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一共展出79組件作品，分為四大單元「古物：素雅的古典」、「新物：煥彩的時尚」、「吉物：富貴的載體」及「舊物：阿嬤的日常」，另外還在展區場中搭配有新媒體「月影梅」，讓觀眾更加貼近這與你我生活密不可分的花器世界，「讓大家想起『啊！我家也有這種花盆』，這就是我們要的反應。」策展團隊異口同聲地道。

展覽前三單元「古物：素雅的古典」、「新物：煥彩的時尚」、「吉物：富貴的載體」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陳玉秀負責，陳玉秀於2015年策劃過「瓶盆風華：明清花器特展」，當時以「瓶花」、「盆花」作為主題區分，但這次可有所不同，陳玉秀道：「這次的主軸與前一次展覽是完全不同的，前一次的詮釋多著重在器物上的欣賞，但這次有了改變，我是以『人』為出發點，因為花器的使用者就是『人』。所以，當時他們做了怎樣的選擇？選擇了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選擇呢？這是我這次比較關心的面向。」讓器物活起來，就是應該讓它回歸原本的時空脈絡之中，陳玉秀認為這也是一種「還原歷史」。因此，她以台北故宮清宮舊藏的花器著手，配合古籍文獻及考古出土報告，整理出幾個重要的面向。

首先，是利用古董器皿為花器。「明清時期，對於古代、復古、仿古的概念是非常強烈的，因此經常會使用古董器皿。我經常會將古加上引號：『古』，當時的人認為的『古』是真古？還是假古？當時的人真的看對了嗎？」陳玉秀說她這一次並沒有特別討論真、假古的問題，但在台北故宮清宮舊藏中的確有一批古器花器或仿古花器。展覽中展出一批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原本是敬天禮地的用器，明清時代人們卻為之加上金屬內膽，功能一變成了花器。展品商～周金沙十二橋文化的〈玉琮〉（圖1）上刻有乾隆皇帝御製詩「棐几陪清供，興懷靜賞餘」，詩中說到玉琮被放在一個几上供乾隆欣賞，乾隆認為欣賞的同時也是在培養審美品味。另外，古青銅器也經常被改做為花器使用，如受大家歡迎的戰國中期〈銅犧尊〉（圖2）：「它被多加上了內膽，估計可能是清雍正時期之後所加的，就是被當成了花器使用，這可對照院藏〈粵繡博古圖〉軸的『三足雞』。因為禮樂改變，這些青銅尊在明代已經沒有功能。〈銅犧尊〉原本器身上應該是要有蓋子，是個酒器，但這件是蓋子沒了，剩下內膽。特別的是，這個內膽也只有卡在口沿處的這圈蓋子，下方並沒有膽。這類內膽可見於雍正朝之後，雍正皇帝曾下令內膽不要做下半身的。」著名的水仙盆（圖3），名字來自於其功能，院藏的〈粵繡博古圖〉軸就明顯體現了水仙盆此類器皿在明代可能就被拿來擺放花頭（只有花，不含花莖），作為供花使用。

但在運用古物的同時，想必也會有新潮的東西，陳玉秀認為新潮的東西可以活潑人們的性靈。新潮，也代表著奢侈、奢華，如展品清乾隆景德鎮窯〈天青地粉彩團花水仙盆〉（圖4）上的皮球花、清景德鎮窯〈白釉雕花玲瓏瓶〉上的鏤雕米粒孔、清〈白石雕蝠長方水仙盆〉（圖5）及清景德鎮窯〈孔雀藍釉海棠式盤〉、清乾隆景德鎮窯〈茶葉末釉六聯瓶〉（圖6）等創新的材質、器形或釉色等，都讓花器用具更顯不同。

清宮用器不論在器形，或者在紋飾上，都會帶有吉祥意味，這一點也影響到清宮花器，最明顯的就如清乾隆景德鎮窯〈粉彩福祿壽葫蘆瓶〉（圖7），陳玉秀說：「其實《遵生八牋》裡有說，插花不能用葫蘆瓶，不能侮辱到花，但在雍正朝的文獻裡有記載皇帝希望用葫蘆瓶來插花，原因很簡單，因為『葫蘆』音近『福祿』，就是為了吉祥。又如展品清18～19世紀〈萬年青剔紅雕漆盆景〉（圖8）中，以碧玉、青金石、琺瑯等布置了一株萬年不敗的「萬年」青。

〈翠玉白菜花插〉、〈青玉玉蘭花插〉（圖9）、〈青玉佛手花插〉……清宮中也有不少這類像生花插，「〈翠玉白菜花插〉它不只代表著清清白白，其實從近年研究可以知道，它的存在也督促著為官者要時刻以百姓安居樂業為己任，要與百姓同舟共濟。〈青玉玉蘭花插〉的玉蘭代表聖賢，畫中有在玉蘭花插中插蘭花，蘭花代表蘭孫，整個加起來就是期望著有著聖賢子孫。」這一系列吉祥寓意搭配的花器陳設，在清宮中特別的流行。陳玉秀特別在採訪中訂正，她於《故宮文物月刊》（428期）的文章中有寫到〈翠玉白菜〉搭配有紙板包紫紅錦布的座子，但事後經查證，此一座子可能不是清宮所製。

對於花器的欣賞，從高濂《遵生八牋》，到《瓶史》、《瓶花譜》，以致到乾隆皇帝，品味是一脈相承的，彼此間有很深的連結關係。陳玉秀認為，其實明清之間對於花器的審美觀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同時，宮廷與民間之間的鑑賞價值也沒有太大的區別。

這次展覽，還有一部分特別親近你我生活，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林容伊為我們介紹：「會有第四單元『舊物：阿嬤的日常』，就是希望可以貼近觀眾，希望大家看完展覽，可以試著自己插花。這一部分真的有別於前面幾個單元，比較有在地化的連結。這些花器說不定你在阿嬤家的庭院、自己家的櫥櫃中還可以看得到。」但由於這一部分的花器故宮收藏較少，最終策展團隊決定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及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商借相關展品。同時，為了更深入了解當時的人們實際使用這些花器的情形，也特別找了很多老照片以印刷的方式搭配展出。

「舊物：阿嬤的日常」又可以細分成三個部分：清領時代、日治時代及戰後。「普遍認為插花的習慣與漢人移民相關，同一時期也就會進口相關的花器，以陶瓷器為主的花器多來自福建、廣東一帶，廣東又占多數，很大一部分是石灣窯的作品。」這次一共展出了三件清末民初19～20世紀的石灣窯作品，放在展櫃與清宮舊藏一對比，林容伊認為可以很清楚地展現出兩者之間美學觀的不同：「不是說石灣窯的作品不精緻，廣東石灣窯是以陶塑著稱，工匠會製作很精細的陶塑，同時會有很繽紛的釉彩，只是在部分細節處會比較粗放，呈現出的其實是不同的美學。」另外，也展出一件清末民初台灣民間使用的老花器〈藍釉白泥堆花花盆〉（圖10），上寫有「振興工廠造」，從胎釉狀況可判斷應該是廣東製造，當時廣東振興工廠製造的花器是大量外銷東南亞各地，台灣也是其中之一。

「日治時期的花器比較容易掌握，因為當時很流行照相寫真，拍人物肖像時，旁邊就會放花瓶盆景等。」其實當時很大一部分的花器是來自日本瀨戶窯的作品，展廳便陳列了一件〈青瓷彩繪花盆〉，還可以對照老照片裡的花器，顯示這類作品當時確實是蔚為使用。同時，隨著日本政府的統治，日本花道以教育等管道進入台灣，除了學校中的花道課，民間也有許多花藝家在教授日本花道。「羅徐瑞鶴可以說是日本池坊花道在台灣最初、可以說是第一代的繼承人，她嫁給台灣人，戰後也就留在台灣教導花藝。」展場中的兩件銅花器，即是羅徐瑞鶴的女兒羅世玲捐贈，應為日本高岡等區生產。兩件銅花器也揭示了當時日本花道不論在精神、規範與花器類型上對於台灣花藝的影響。

展品中，還展示了兩件可能是界於日治到戰後時期的玻璃花瓶，一件粉紅色、一件青綠色，外表格外奢華（圖11）。「這類玻璃瓶流行於日本大正年代，除了日本國內使用，也會外銷到中國或東南亞地區，台灣也留下了很多這類型的玻璃瓶。使用上，應該都是成對擺放在供桌上，作為供花。」

戰後台灣的部分，則有三件張大千舊藏花器。「張大千除了是知名的書畫家，其實他也很熱愛盆景藝術，在台灣早期盆景藝術界中也是頗具威望。因此，這次也特別找了幾件張大千生前使用過的花器，來體現1970、1980年代台灣雅緻生活的面貌。」展品1981年以前台灣金同成窯〈大千題字陶花盆〉正是這次展覽的明星展品之一（圖12），「這件作品是在張大千故居中難得找到唯二件有他題字的花器之一，上面題字為『摩耶精舍供養鶴林連理』，意為張大千致贈其夫人，這位夫人為四夫人徐雯波。花盆背面蓋『大風堂』印，底部又有苗栗公館金同成窯的印，當年是由張大千的秘書帶著張大千的題字到苗栗委託金同成窯特別訂製而成。」這件花盆上原本種的是連理杜鵑花，盛開時呈現粉紅色，據傳張大千從陽明山上重金購得。

是次展覽為了讓觀眾更能感同身受，同時也選擇了幾件作品重現其插花植栽的樣貌（圖13）。關於這一部分，陳玉秀清楚的解釋：「這是比較不同的陳列方式，因為這個展覽較貼近生活，希望呈現出來的是讓人回家會想自己插上一盆花的感覺。我們特別請到中華花藝的老師陳麗娜來幫我們插了大概14盆作品，大大小小坐落在展廳的各處，藉此觀眾也能更清楚瞭解這些文物原本真的是當作花器使用的。」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看似嬌嫩新鮮的花朵植栽，竟然都是塑料假花，即便親自到現場觀看，其逼真程度真可騙過人類雙眼。「這些花都是假的，我們也花了一番工夫四處尋找塑料花的材料，插花創作時也不是一朵朵直接插進文物之中，而是先量好口沿及器身大小，替文物做一個內膽，將花插好固定在內膽上之後，我們還花了九天將這些塑膠花及配備冷凍在攝氏零下40度的環境中後退冰，這是我們登保處的特殊處理流程。當內膽放入文物中時，內膽也不會直接接觸到文物，內膽外側都包覆有無酸紙及止滑墊，讓文物與內膽有隔離，移動時也不會直接碰撞。」說起展覽標題，陳玉秀說道「花事．閑情」，就是強調「閒情逸致」來品味花器，大家或許會認為「品味」是個很嚴肅的話題，但其實只要靜下心來，就可以細細體會文物以及跟生活之間的關係，所以才選擇了這樣的呈現方式。

本身也有接觸花藝的陳玉秀，對於展場中插的花要如何插，也有她特別的想法，「其實這次插的花又跟一般大家見到的中華花藝不太一樣，陳麗娜是中華花藝第二代的老師，但她在創作的時候，我在旁邊也一直出意見，原因是我要插的是古代的花，而不是中華花藝的花。古代的花和現在中華花藝的花，我認為最大的差別在基盤的設定，中華花藝的基盤經常是以三片葉子組成，就是『起把宜緊』下面三片葉子，這樣才夠穩，但若從古畫來觀察，古代是沒有這樣的做法的。」她也強調台灣中華花藝的發展不容小覷，「若是以中華花藝來看，最有名的其實是台灣。現在中國大陸若要請老師教花藝，經常都是請台灣中華花藝的老師過去教，甚至組團來台灣上課，台灣是最好的，底蘊是很深厚的。」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特展展廳中的一側，正是新媒體「月影梅」（圖14），負責設計「月影梅」的國立故宮教育展資處林致諺、高于鈞，深入淺出地講解「月影梅」的概念，林致諺說：「這次使用的是困難度比較高的包覆式投影，同時我們也希望這一部分不要太過具象，在跟策展人討論後就得到了一個『梅園』的idea，這個想法很貼切並且呼應展覽。」高于鈞接著道：「『月影梅』展示的空間外有一枝梅枝，它從畫框中延伸出來，配合燈光，剛好會將梅枝的影子打在牆上，相當符合我們的數位展示，也起了前導的作用。」

「這件數位展示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四面投影加上中央的中控台。中控台上呈現的是池水與一輪明月，並且還有樹枝，其實也是呼應『月影梅』這個名稱。」林致諺解釋，這次的互動是利用在中控台上以手波動池水，系統會按照使用者波動的軌跡來配對跳出的作品，並且還會有一句相對應的籤條。文物與數位的結合，高于鈞進一步說明：「以葫蘆瓶為例，如果是出現了葫蘆瓶，只會出現器形，紋飾則是拉到四面投影幕上。我們其實是有點在解構文物，把文物的器形和紋飾拆解開。有時文物紋飾表現上比較隱晦，但因為數位展示是比較視覺性的，所以我們也是不停地在轉譯，用一些現代人比較能夠想像的畫面來詮釋，並且以聲光效果來引導大家。」數位展示一共利用了八件文物，文物同時都在展場中展出，這些文物的品名卡上都會有個「月影梅」的logo，高于鈞表示他們希望博物館學習可以自然而然地產生，不需要有人來特別引導：「在『月影梅』中，你看見的展品樣貌不是那麼具象，讓觀眾有機會來思考或猜測自己看見的到底是哪一件展品。當觀眾參觀完『月影梅』再一次回到展場時，就可以去找找看品名卡上的小logo，確定剛剛自己看見的是哪一件展品以及再次認識作品的全貌，這就有點像是作答與對答案的感覺。」透過新媒體，觀眾可以與文物有不一樣的連結，同時又能夠回到展場再更了解文物本身，這就是新媒體與展覽放在同一個空間時所可以達到的內外配合之效果。陳玉秀也說到，透過新媒體與故宮文物的結合，看展的觀眾看完展覽若是能夠記住一件作品，也就值得了。